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五七)：香山关添

香山隆都

关添(Kwan Tim)是香山县隆都人，生于大清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七月初七日(公立八月二十六日)。按照档案上披露的信息，可能在他出生后不久，全家就搬到石岐镇上去了；到了读中学的年纪，即一九二○年初，家里便将他送到省城广州，进入圣心学校念书。由此可见，其家境殷实，方才可以支撑其进入各方面条件优渥的教会学校学习，接受英语训练。

在广州圣心学校读了一年半之后，十六岁的关添想去澳大利亚留学，遂向外交部特派广东交涉员公署申请赴澳留学护照。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六日，外交部特派广东交涉员李锦纶给关添签发了一份编码为第壹柒叁号的学生护照，并在第二天为他从位于沙面的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拿到入澳签证。根据护照信息，关添前往澳大利亚的留学目的地是雪梨埠(Sydney)，计划去那里读五年书，由其父亲供给学费每年一千元大洋。因此处其父未具姓名，无法确认是何人；而在英文栏目里虽然写为Kwan Yeung Shan，但在澳大利亚档案中无法查找到这样的名字，因而无法判断其父是在澳经商还是在国内发展，或者是此前曾经赴澳谋生，有所成后返回国内营生。但其赴澳留学的经历则表明，关添家族有亲人在澳大利亚经商则是确定的。

拿到护照后的关添，迅速行动起来，通过香港的永安公司办妥了赴澳船票，便立即赶赴那里，搭乘由中澳船行经营的“获多利”(Victoria)号轮船，于当年九月二十二日抵达雪梨港口。雪梨永安果栏(Wing On & Co.)的负责人郭顺(W. Gockson)和在鸟沙威省(New South Wales)内陆东北部的嘅嗹弥士埠(Glen Innes)经营广生隆号(Kwong Sing Long & Co.)商行的股东关洪发(F. H. Fatt)[1]来到海关，将其接引出关。这个信息表明，关添家族还跟永安果栏的郭氏家族有一定的联系；而关洪发从约六百公里之遥的嘅嗹弥士埠赶来，就是为了将关添接到那里读书[2]。

关添去到嘅嗹弥士埠后，就于十月十日注册入读嘅嗹弥士中学(Intermediate High School, Glen Innes)。这是一间公立学校，中国学生极少，但他此前在广州读圣心学校时就是英语教学，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因而很容易就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环境。他在这间学校的表现良好，校长总是称赞他天资聪颖，各科作业都完成得很好，学习成绩也非常令人满意。就这样，他在这里读了约一年半的书。

从一九二三年五月开始，关添从上述嘅嗹弥士中学退学，北上越过鸟沙威省边界，进入昆士兰省(Queensland)东南部靠近鸟沙威省边界的小镇斯坦索普(Stanthorpe)，在当地的公立学校(Stanthorpe State School)注册读书。关添来此埠的一个原因主要是，他还有另一位关氏族亲亦即叔父关洪裕(Harry Hong Yee)把生意开到了这里，店名就以其名字命名，叫做Harry Yee(洪裕)号[3]，是一家服装鞋帽店，而他也是关添在澳留学的监护人，此前去雪梨海关迎接他的关洪发则是关洪裕的弟弟，也是关添的叔叔(显然，关洪裕和关洪发即便不是其至亲叔伯，也应是一个宗族的)。因此，关添来到这里后便住在上述洪裕号店铺里。而关洪裕的小儿子关沛泉(Poy Chin)早在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五)年便从中国来到澳大利亚，先是在嘅嗹弥士埠读书，现在也跟着父亲来到斯坦索普埠，入读斯坦索普公立学校[4]。关添既然是来投奔叔父关洪裕的，自然也跟大他两岁的堂兄关沛泉一起去学校念书。

在余后的二年半时间里，虽然关添正常去上学，校长的报告也都是对他的学习表示赞赏，但他实际上在此读的是小学课程。因为这个乡镇不是很大，故公立学校本身就是小学，没有中学课程，关添在此读书也就是挨日子，因此他经常隔三差五请假出游，以熟悉周边环境。对此，学校校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白像他这样已经到成年了还跟小孩子一起上小学，实在是浪费时间。因此，到一九二五年下半年时，校长认为明年初昆士兰省教育厅会在农村乡镇学校开设一些商业课程，这可能比较适合关添和关沛泉，遂准备让他们去读这样的课程，这对他们将来从事经商等事业将会颇有帮助。等到一九二六年初新学年开学后，可能是由于师资等方面的原因，昆士兰省教育厅取消了原定要在斯坦索普埠开设的商业课程，计划在下半年再找机会开课。在这种情况下，校长认为关添关沛泉没有必要去跟班上学了，决定自己再腾出下午放学后的时间专门给这两位中国学生上小课，亦即就他所拥有的知识范围来辅导他们的课余学习，类似于私塾性质的中学课程；而在白天的时间里，则给他们开列一些阅读书目和布置相关的作业作文，阅读所有能够找到的英文书籍，了解机械原理、计量和度量单位以及其它相关的知识，让其自学，然后他来检查。事实上，此前还有另外一位中国留学生名叫恩尼斯黄(Ernest Wong)，比关添大一岁，在飞枝(Fiji)读过了两年书，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从一九二二年开始到此投奔伯父，顺便在斯坦索普公立学校留学。也是这位校长，认为他年纪大，不能跟年纪太小的孩童一起读小学，就用上述方法教了他二年多的时间[5]。事实上，关添在一九二三年转学到这里时，应该就与他相识了。因而，对于校长的这种教学，自然十分接受，也学得上心。

到了一九二六年的六月份，校长也像以前对待恩尼斯黄一样，在给内务部的例行报告中将关添的上述上课安排作了说明，也特别强调关添以此方法获益良多，期待着像三年前安排恩尼斯黄一样，可以得到内务部的认可；而且，昆士兰省教育厅原先计划的商业课程将在七月份利用夜间时间授课，校长也安排了关添报名上课。可是，内务部接到上述报告后，并没有像以前对待恩尼斯黄那样，对校长的安排并不予认可。这时快要到九月了，即到了关添一年一度申请展签的时候，内务部秘书决定要对此事做出最后了断。十月十三日，他致函中国总领事馆，表示自上年底开始，关添就没有去上学，现在他也二十岁了，这种私教安排而不去学校正常上课的做法是完全违反中国留学生在澳留学的规定，必须停止。为此，他请中国总领事跟关添商量，他目前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其一是另外找一间学校，正常上学，则内务部将按例核发展签；如果不这么做，那就是第二种选择，即立即安排船票，离境回国。事实上，上述期待中的昆士兰省乡镇学校商业课程到最后一刻还是因故不能按时开课，被延后举办。因此时已经是十月份，遂经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和上述斯坦索普公立学校校长连续几次写信给内务部及海关，表示以关添现在的程度，根本就不用再去学校上课，那真是浪费时间，希望能维持原有的私教模式，到今年的学期末结束，到时如果商业课程开设的话，就让他去读，毕竟他为此一直等待也期望就读这项课程。公牍往返的结果，也已接近学期末，内务部秘书遂同意了上述请求，但表示如果届时不能转换模式，关添就得收拾行李回家。

过了圣诞节后，确认上述商业课程短期内仍然无法开课，监护人关洪裕便于一九二七年新年开学时，安排侄儿关添入读斯坦索普男校(Stanthorpe Boy’s College)。这是一间中学，但也开设一些实用商业课程，关添选择算术、英语精读、打字和簿记课程，每天从上午九点上课到下午三点半下课，是完全的全日制正规上学。经男校校长和中国总领事馆将上述安排确认并表示他的在校表现令人满意之后，内务部秘书才于三月十一日重新批复了关添的留学签证展延，有效期还是从其入境之日起算。

然而，关添只是在该校读了一个学期。他在六月初以患头痛为名，去到嘅嗹弥士埠找医生看病。之后他便辞别那里的族亲，赶往雪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八日搭乘驶往香港的“太平”(Taiping)号轮船，返回中国去了[6]。此时，距其来澳留学已近六年的时间，他也已经年满二十一岁。

很快就三年时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关添显然应该是在家乡和香港工作和生活。到一九三○年九月，他想打破这种生活节奏，重返澳大利亚追随叔父的商业开拓。九月十九日，关洪裕致函内务部长，表示近期接到关添母亲从中国来信，希望他能让其侄儿返回澳洲接受商业训练，以便学以致用。而他本人自去年开始，也在昆士兰省和鸟沙威省交界的一个镇子近地温地埠(Goondiwindi)投资入股了一间杂货进出口商行，名为Hong Yee & Co.(洪裕号)，业内人士皆谓该商行前景很好，辐射范围广，有极大发展空间；该商行现虽有雇请到员工打理，但还是缺乏真正具备知识和懂行的经理助理协助工作，而关添则正好适合这样的位置，从而使其具有管理能力有所发挥和提高，同时也能照顾他这个股东在商行中的利益。为此，他希望内务部长能批准关添一份商务签证，让能来澳洲经受几年的培训。

接到关洪裕的申请，内务部长还是很认真对待的，随即将此事交由海关和税务部门处理，先对该商行进行评估。据多方调查资料显示，洪裕号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才正式开业，关洪裕只是其中一个股东，现在的经理名叫William Dockson，是在澳出生的第二代华人，有五位员工。到今年六月三十日财政年度结束时，仅半年时间其营业额就达到七千五百七十二镑，净利润三百二十六镑，进口商品的价值达二百七十镑。因近地温地埠属于昆士兰省，故该省税务部门认为该商行经营得好，业绩不错，所创造的利税可观，也赞同关洪裕的意见，认为该商行也未找到一合适之人协助更好地管理和经营，不然洪裕号还可以做得更好。既然调查报告都倾向于赞同关洪裕之建议，且洪裕号也确实需要人手，内务部长遂于十一月七日批准了关添的入境申请，给予他十二个月的商务签证，到期后如果需要还可以申请展签。

关添接到叔父关洪裕打来的电报，告知已为其申请到入境签证后，可能这个时候他的家庭已经搬迁到香港居住，遂立即订妥船票，搭乘“太平”号轮船，于当年十二月十日抵达雪梨，重返澳洲[7]。随后，他便沿着首次入澳留学之路，先到嘅嗹弥士埠停留，再经此地去往近地温地埠，加入洪裕号商行，协助William Dockson管理经营。

洪裕号在一九三一年的营业额达到一万六千镑，海外贸易价值八百镑；一九三二年营业额是一万六千五百镑，海外贸易价值为七百五十镑。由是，这两年关添的展签都很顺利地获批。但一九三三年，洪裕号的年营业额只有一万五千镑，海外贸易价值下跌。考虑到当时受世界性经济大萧条的影响，能有上述业绩也是相当不错的。但不幸的是，这一年关添与经理在利益关系方面有所冲突，无奈之下，关洪裕就于当年八月将其调离。

因此前洪裕号就在昆士兰省靠近鸟沙威省边界的另一个乡镇德克萨斯埠(Texas)开有一家分号(一九一○年开业)，名为益和昌号(Yet War Chong & Co.)，关洪裕便将关添安置在那里，为其代管这里的生意。而他本人则因在嘅嗹弥士埠的广生号商行重组，而被原先的各股东推选出来主持业务，返回到那里；于是，他遂将其更名，叫做新广生号(S Kwong Sing & Co.)。因其本人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重振此商行的活力上，无暇他顾，因而将侄儿关添放在德克萨斯埠管理有三名员工的益和昌号，实为最佳人选。这家商号的年营业额也不算俗，达到一万零三百六十三镑，海外贸易额也有一百九十五镑。到一九三四年，在关洪裕的协助下，益和昌号联手香港的先施公司，出口面粉等商品达九百六十四镑，业绩表现良好。次年，其年营业额略有下降，但还是有九千镑。与此同时，在有需要的情况下，他也为叔父主持的新广生号在鸟沙威省的烟花飞路埠(Inverell)的分行提供管理经营咨询意见，有时候也过去指导工作，因为他自己也投股在这个生意当中，并且也在新广生号里逐渐加进一些自己的股份，作为投资，增加自己的商业所得。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关添致函内务部秘书，告知他已经与一位澳大利亚出生的女士结婚；而其本人自一九三○年底开始重返澳洲协助叔父管理其生意以来，一直兢兢业业，努力做好经营管理，同时也将自己视为澳洲人，忠诚于这个国家，因此，希望能批准他归化澳籍，成为澳洲公民。但是，内务部对这样的请求认为与现行的严格控制亚裔人口入境及定居的规定严重不符，自然不会去考虑其申请。十月二十日，内务部秘书复函严拒了上述申请。但关添不死心，十一月六日再次上书内务部长，表示自己的妻子是欧裔澳洲人，她不想离开这里，而他本人也已经跟周围的澳洲当地人打成一片，成为当地的一分子，再次恳请考虑让其永久在澳居住。而在过去几年中与他相熟的鸟沙威省天地非埠(Tenterfield)市长董乃利(A. D. Donnelley)对其申请被拒很不忿，于十月二十三日致函代表其所在选区的联邦议员格林(R. F. H. Green)先生，将关添的情况向他作了一番介绍，表示自己在过去这几年间，经常见到这个中国商人在两省边界的两边乡镇地带经商，致力于服务周边民众，诚信有为，完全符合澳大利亚公民的要求；为此，他希望格林议员不要考虑什么“白澳政策”，而是考虑到关添对澳大利亚的忠诚及一心一意做好生意服务周围民众，就应该向内务部长说明情况，请其考虑将关添留下来。十一月十二日，格林致函内务部长，请其特别考虑此案的情况，玉成此事。半个月之后，内务部长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复函，以同样的理由重申了此前的决定。但是，他还是给了同僚一个面子，在复函中表示，目前给予关添的居住条件是，只要是其商业需要，他便可以年复一年地申请展签，这样也同样是继续留在澳大利亚居住。这样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至少是不用担心签证到期后被勒令返回中国，而是可以继续以经商的名义留居本地。事实上，内务部长的这封回函，为关添日后申请永久居留及归化留出了空间。

一九三七年初，关添向内务部提出，想转换到另外一个地点继续经商，希望获得批准。事情的起源是，杨江(Thomas Young)据报是一九一○年在澳洲出生的华人第二代，六年前在鸟沙威省北江流域地区靠近昆士兰省边界的新兴伐木小镇溪澳古埠(Kyogle)开设了一间商铺，名为“裕盛号”(Yee Sang & Co.)，专做当地生意，雇有三名本地员工，年营业额有六千五百镑左右。杨江与关添商妥，后者加股进去，拥有该商铺一半股份，然后视情况最终将另一半股份也全部吃下，让关添全资拥有该商铺。按照内务部批准从中国引进员工的规定，澳洲华商的企业在达到一定营业额之后可视情引进员工，但不允许他们投资加股控制企业；其历史悠久的老企业也可在东主退休的情况下，将企业转给其员工继承经营。对于此次申请，如果关添是前往协助工作，亦即作为聘请员工，按照其年营业额，是可以考虑批复；但如果加股，想要全资拥有这样的企业，是不可能的，即便该企业想要传承给他，也因为其开设历史太短，只有六年时间，也不符合规定。为此，内务部于三月十日否决了上述申请[8]。

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开始，关添逐渐从其叔父关洪裕和另一位股东手上将益和昌号的股份买下，他就成了这份生意的唯一股东和实际操作人。可是，一九四一年八月六日，他的叔父关洪裕出车祸死亡[9]，此前一直都是叔父作为他的监护人，每年为他申请展签，这一次，关添是在当地政客的帮助下，于当年九月底从内务部长那里拿到了展签，有效期至明年六月三十日。到了次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缘故，所有澳大利亚盟国的滞澳公民都获得了三年临时签证，因该签证到期时(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战争仍未结束，自动再延期两年。而在此期间，关添将其益和昌号改了一个名字，叫做Young & Co.，成为一个完全西化的当地店名。

一九四○年时，关添就曾经想申请他的母亲从香港前来探亲，但未能成功，内务部长拒绝核发给她入境签证。一九四六年三月，关添通过中国驻雪梨总领事馆再次提出申请。因为他的母亲早在一九二六年便已移居香港，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日军很快就占领香港，他的母亲成为难民，辗转返回广东，失去了在香港的物业与财产。这次关添以此为由，表示要赡养母亲，同时也包括他的二十三岁的妹妹(出生于一九二三年十月)。四月九日，移民部批准了她们的入境申请，给予六个月的探亲签证。当年十一月十二日，她们母女两人搭乘“依时顿”(Eastern)号轮船，从香港抵达昆士兰省首府庇厘士彬(Brisbane)，入境澳洲。因关添的妹妹随后不久就嫁给了在溪澳古埠开设裕盛号的杨江的弟弟Allen Young，此时又已有身孕，加上Allen Young已经在庇厘士彬开设了一间餐馆，遂申请签证延期获批[10]；而他的母亲也因战时在广东营养不良，无法航行，也获准延期居住，留了下来。

也是在同一时期，关添向移民部提出申请，希望能获得每三年以上才申请居留展延的签证。经过几位从鸟沙威省和昆士兰省边界乡村地带的选区侪身联邦众议员政客的从旁协助说情，以及他本身商铺的年营业额已达一千六百镑并雇有七名员工的良好业绩，他于一九四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获批五年签证，这就意味着他由此可以一直居住到一九五二年。而这一签证到期后，他便可以再次申请五年居留，甚至长期居留身份。这样的后果，便是可以申请归化入籍[11]。

由是，关添从一名赴澳留学生，结束了五年多的留学生涯回国后呆了三年左右的时间，便重返澳大利亚，作为叔父关洪裕所属企业的雇工，协助经商，并在几年后逐渐独掌一面，并将商号收购自营，然后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得到认可，最终获得长期居留资格，归化澳籍。他自重返澳洲经商后便没有回国探亲，而是在澳洲结婚生子，度过余生。一九七一年二月，关添在庇厘士彬因病去世[12]。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六日，外交部特派广东交涉员李锦纶给关添签发的赴澳留学护照。

一九四八年关添的外侨证(此处可见他把自己的出生年份减了二年)；

一九三九年关添的外侨证。

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Kwan, Tim - Canton student passport - Part 1, NAA: A433, 1947/2/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