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百卅二)：高要苏奥国

高要宽郊村

苏奥国(Harold Tong)生于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高要县宽郊村人。他的父亲Chue Tong(苏同)是一八九九年就从中国家乡奔赴澳大利亚发展，在雪梨(Sydney)登陆入境[1]，随后定居该地，在亚力山打区(Alexandria)的布达尼路(Botany Road)二百六十八号开设一家水果杂货店，名为“和泰公司”(War Tiy & Co.)，资产价值六百镑。

一九三八年十月，侵华日军从大亚湾登陆，随即攻占广州，珠江三角洲周围县市就直接暴露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之下，民众生命受到威胁，日常生活限于困顿，孩子的教育也大受影响。对于祖居地因战火所受到的影响，在澳华人十分关注，尤其是学龄儿童的教育更是他们希望能协助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作为父亲，苏同觉得儿子苏奥国转年就要年满十二岁了，在这兵荒马乱之际，深感不能把儿子的教育给耽误了，就决定要将其办理来到澳大利亚留学。于是，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他以监护人的名义填上申请表，具结财政担保书，以他自己经营的和泰公司作保，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请领苏奥国的赴澳留学护照和签证。

中国总领事保君建接到上述申请后，发现有二个项目未有填妥，遂立即与苏同联络。一是他每年可以供给膏火的数额，很快便得到苏同的答复，谓可提供足镑作为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二是安排苏奥国进入哪一间私立学校，对此，苏同也立即找到位于花咑噜区(Waterloo)的加美乐山圣博德修会学校(Patrician Brothers Convent, Mt. Carmel)，从校长那里拿到了儿子的入学录取信。待上述二个问题解决，保总领事便将该申请材料汇总，附上公函，于二月二十四日寄送澳洲政府内务部，请其为苏奥国核发入境签证。

内务部接到上述申请后，则一切皆按照程序进行审理。三月三日，内务部秘书致电雪梨海关，请其协助核查苏同的品行、财务状况及出入境记录，为其最终批复与否提供依据。海关的工作效率还算很高，二个星期后，就将调查结果呈交给了内务部。根据他们的调查和访谈，苏同确实是上述和泰公司的东主，该商行现有的存货就价值超过一千镑，他每周的收入也不下七镑。也就是说，这属于比较稳定可靠的财务状况。而根据警务部门及邻里反映，自在雪梨定居以来，苏同没有不良记录，为人谦和，买卖公道，值得信赖。从海关的出入境记录来看，在过去居澳的近四十年中，苏趋同总计只回国探亲二次：第一次是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2]，第二次是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3]。也就是说，当苏同结束第二次探亲准备回返澳洲时，其子苏奥国已经出生，毫无疑问，他们之间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父子关系。

既然财务状况稳定不成问题，海关出入境记录也显示出苏同的回国探亲与其子的出生日期相吻合，而根据《中国留学生章程》有关十四岁以上赴澳之留学生须提供英语学识能力证明的规定，因苏奥国此时刚满十二岁，并无须遵照此项规定。所有的这些项目核查结果都表明，这位中国小留学生完全符合赴澳留学的条件。于是，四月五日，内务部秘书批复了上述入境签证申请，并通知了保君建总领事。后者见签证评估通过了，便于四月十九日给苏奥国签发了一份中国学生护照，号码是No.437850，然后将其寄交内务部。五月二日，内务部在护照上钤印了签证章。由是，此次护照和签证的申请和审理完美结束。

在接到从内务部退还的上述护照后，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便按照流程，将其寄往中国苏奥国的家乡或者香港的指定地址，交由护照持有者的家人或者是代理洋行接收，以便让苏奥国尽快收拾行囊，安排船票，赴澳留学。但该档案到此中止。在这份档案宗卷里，未能找到上述学生护照，显然其已送达中国，以后亦未能在澳大利亚档案中找到这位中国留学生入境的任何信息。显见因战争阻隔，苏奥国最终未能前来澳洲读书。

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苏同填写的申请表，为儿子苏奥国的赴澳留学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请领其护照和入境签证。

档案出处(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档案宗卷号)：Harold Tong - Student exemption [10 pages], NAA: A433, 1939/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