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士威炉埠“梁云洲号”商行的发展与传承

——白澳政策下澳华商贸企业研究系列之二

                            粟明鲜

一位在澳大利亚大都市里打工30年的老华侨，因积极参与当地侨社的政治活动而导致受压，只好出走到另外一个中小城市，然后创业。过了几年，即在经营初见成效之后，他便开始考虑利用当时开放的赴澳留学政策，将儿子申请前往那里，然后设法将有了一定业绩的企业传承给了儿子。这间企业，便是在昆士兰州(Queensland)汤士威炉埠(Townsville)的“梁云洲号”(James Leong & Co.)。本文根据澳大利亚现存相关档案，将该企业的创办及传承过程整理，以勾画出该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30年间的发展历程。

梁云洲(James Leong)出生于1879年，广东省香山(中山)县曹边村人。早在1898年，未及弱冠之年的梁云洲便追随乡人的步伐，奔赴澳大利亚发展。他从香港乘船直接就去到雪梨(Sydney)登陆入境，随之便在该地立足下来，然后寻找各种机会发展自己。[1]对于他在雪梨从事何种职业维生，没有任何档案宗卷予以说明；但据1928年的一项英文报导显示，他是一名厨师。[2]虽然这是有关其此前职业的唯一描述，但也由此可以推测，他在雪梨依靠厨艺立足，收入也较一般打工者要好些，手头也较为宽裕，生活相对比较稳定。

在1904年获得永久居留权后，梁云洲便热心公益，举凡捐款和为居澳华人争利益的事，都能见到他的身影。[3]尤有进者，他也积极参与雪梨华社的事务，尤其是与中国的政治事务及民族文化传播及振兴等事宜。20世纪初年，他就成为雪梨保皇会的积极参与者；[4]民国成立后，中国国民党雪梨支部在1915年成立，梁云洲便在此时加入国民党，成为其在雪梨地区的首批党员，由此积极参与到与其相关的各项社区公益与政治活动。从1918年开始，他成为支部的评议员；[5]随后几年，他都一直是国民党雪梨支部的委员。[6]他参与各类演说[7]，也推动并投身于各类为中国振兴的事务及赈灾筹款[8]，是澳洲雪梨国民党支部的中坚分子。

物极必反。也许是太沉溺于与中国国内相关的政治事务，梁云洲自觉和不自觉地卷入了雪梨国民党支部里的派系争斗，并由此而影响到他的后半生。1926年，中国大革命的浪潮开始从广东席卷全国，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与此相适应的是，国民党的派系争斗也在这个时候达到一个高潮。1927年上半年，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在定都武汉抑或南京问题上的争执，直接走向了同室操戈。而这一争执亦被带到了海外华社之中，雪梨国民党支部也就此问题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亦即左派支持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右派支持蒋中正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而梁云洲支持武汉方，是中国国民党雪梨支部的左派代表人物，欧阳南(David Young Narme)则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是右派的中坚人物。[9]在这期间，两派卷入了长期的党内互斗，不是左派宣布将右派开除出党，就是右派将左派除籍。为了解决问题，雪梨国民党支部曾经召开大会，以期协调双方，统一意见。最终，会议决定承认南京政府，但仍有以梁云洲为首的40名党员跳出来反对，他们因而全部被清除出党。由是，梁云洲遂率领这些人刊布传单，以欧阳南为攻讦对象。[10]此事闹得满城风雨，几致失控。1928年初开始，欧阳南搜集证据，聘请律师，以对方涉及败人私德伤害名誉为由，将梁云洲告上公堂。[11]尽管法庭经一番核查，同意将梁云洲以犯诽谤罪进入审判程序[12]，但经陪审团的认定，法庭判决梁云洲确有上述涉及诽谤的行为，但尚不够入罪，他最终得以当庭释放。[13]总体而言，梁云洲在这次党争和诉讼中全面失利。这一年，梁云洲49岁，来到澳洲打拼已经有30年之久。

经此一番折腾，梁云洲从此在雪梨华社的活动中销声匿迹；而且，因党争失败与人事纠葛，他显然也无法在此间继续呆下去。于是，1928年8月，他便辞去厨师工作，收拾行装，从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北上，进入昆士兰州，最终定居于该州北部滨海重镇汤士威炉埠(Townsville)。远离雪梨华社是非场后，他不再过问世事，此后也再未回去过那个让他爱恨交织的城市。汤士威炉埠有梁高(Leong Gow)和梁新(Leong Sun)哥俩，是梁云洲的曹边村同宗兄弟，19世纪末年便来到澳大利亚发展，由此就一直呆在这里，并且兄弟合伙在此经营一间商铺，以梁新的名字命名。[14]梁云洲来到该埠定居，或许也是因为同宗兄弟在这里，可以相互有个照应。因此，抵达这个昆士兰的滨海城市汤士威炉之后，他不再充任厨师，也不踏足餐饮业开餐馆，而是决定进入零售业，效法梁高梁新兄弟，创设商铺，开始重新创业。他在两位同宗兄弟的协助下，将在雪梨历年打工攒下的钱悉心安排，租赁该埠车打士滔路(Charters Towers Road)上的84号物业，开设了一间独自经营的杂货商铺，就以自己的名字作为店名，叫做“梁云洲号”(J. Leong & Co.)。由此，他潜心经营，积攒财富；五年后，其商铺的年营业额已经达到2000镑。应该说，他的转行和经营非常成功。

生于1917年9月25日的梁华立(Leong Wah Lup)是梁云洲的次子，自幼便在家乡接受新式教育。随着其生意经营逐步稳定并有所发展，梁云洲开始考虑如何将生意传承给下一代这一重要问题。尽管其生意经营方才几年，但因创业时他已近50岁，他必须要趁早谋划此事，方才可以在其年老时能将此生意传承下来。为此，他决定重点培养次子，以便其能肩负起发展的重任。而从1921年开始，澳大利亚实施《中国留学生章程》，开放教育给中国学生，准允那些居澳华人申办其在乡子弟前来该国读书。尽管该项政策设置有诸多限制条件，也规定这些中国留学生学成后必须离开澳洲回国，但毕竟此举为这些居澳多年的老华侨申请其子女前来他们所居住的地方接受西方教育开启了一扇窗口。[15]梁云洲了解这一政策，遂决定通过让儿子来此读书的途径，先申请其前来澳洲留学，待条件合适时，再申请让他转为自己商铺的职员或者替工，从而为该生意的传承创造条件。

按照澳洲留学规定，年龄在14岁以上者，须具备基础英语学识能力。为此，根据梁云洲的安排，1934年8月，梁华立就被家人送到香港，进入光大英语学校(Kwong Tai English School)念书，以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他在这里念英语六级班，读了一年，各项成绩良好，到次年7月结业。鉴于此时他的英语能力已经达到赴澳留学的要求，而他也已经18岁，遂从光大英语学校校长那里拿到一封推荐信，再加上自己手写的一份英文作业抄件，寄给在澳洲的父亲，准备赴澳留学。

看到儿子符合要求了，父亲便立即行动起来，着手为其办理留学手续。于是，1935年10月7日，梁云洲具结财政担保书，以监护人的身份填妥申请表，递交给位于雪梨的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为儿子申领赴澳留学护照和签证。他以自己经营的梁云洲号商铺作保，允诺每年供给膏火50镑，作为儿子来澳留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等开销，要把儿子安排入读汤士威炉埠的罗马学校(Christian Brothers’ College，亦即天主教会在此主办的基督兄弟会书院)。为此，他也事先找到该校校长，从他那里拿到了接受儿子入读的录取信。[16]

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接到申请后，经检查，见所有材料都到位，很快便通过了初审。10月24日，总领事陈维屏汇集这些材料，修书寄送澳洲联邦政府内务部秘书，为梁华立申请留学签证。内务部秘书受理上述申请后，立即行文昆士兰州海关，请其协助调查梁云洲的财务状况以及与签证申请者之间的关系。二个星期后，接受任务的汤士威炉海关提交了调查报告。据其掌握的资料显示，梁云洲过去几年的生意经营状态良好，年营业额约为2000镑，属于财务稳定的类型，且其人平时的操行记录也很好，颇具人缘。根据海关保存的出入境记录，他曾于1916年9月从雪梨搭乘“依时顿”(Eastern)号轮船回国探亲，到1917年7月9日再乘日轮“丹后丸”(Tango Maru)返回雪梨。[17]而梁华立是在梁云洲返回澳洲两个月后出生，显系是后者探亲的结果，因而他们之间的父子关系毋容置疑。内务部秘书接到上述有利于梁云洲的报告后，确认他符合监护人和财政担保人的条件，再检视梁华立的英语能力，显然也都符合要求，遂于11月18日批复了上述签证申请。中国总领事陈维屏接获批复通知，二天后就给梁华立签发了一份中国护照，号码是223903。当天，他便将该护照送交内务部；后者也于两天后在护照内页上钤印了签证章，退还给中国总领事馆，由其负责转寄给持照人。从提交护照申请到签证核发，前后一个半月，算得上审批快捷。

已经在香港做好了赴澳留学准备的梁华立，一俟接到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寄来的护照和签证，立即购买船票，登上“太平”(Taiping)号轮船，于1936年1月23日抵达汤士威炉埠港口。在入关时，移民局官员按照规定测试其英语能力；结果显示，他确实是在英语读和写这两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因而顺利过关，也当场获得了12个月的留学签证。而梁云洲则在同宗兄弟梁新的陪同下，提前去到海关，将儿子接出来后，就安顿在他自己的店铺里。

梁华立抵达汤士威炉埠的日期，正好是当地学校新学年开学的前夕。由是，他放下行李后，就去到罗马学校注册，然后正式入读。由于他的英语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因而很快就适应了当地的学习环境，就读中学课程。学校向内务部提供的例行报告显示，他在校表现良好，各科学业令人满意，因而在次年初便顺利地拿到了下一个年度的展签。

梁少鳣(Leong Sue Chen)出生于1921年12月7日，是梁云洲的侄儿，也就是梁华立的堂弟。见到堂哥梁华立申请赴澳留学及在澳读书顺利平稳，此时正在中山县石歧圣这士英文书院(St Jessie Grammar School)读书的堂弟梁少鳣也跃跃欲试，希望伯父协助他来到汤士威炉埠留学。而梁云洲也认为这个侄儿能读书，有前途，如果能来到澳洲深造，将来在需要时也可能协助其堂兄梁华立经营生意，自然也很乐意将其申请前来留学读书，让其成为自己生意传承的一个备胎。因此，在接到他寄来的上述书院院长的推荐信及梁少鳣本人手书的英文信后，梁云洲便再次为其向罗马学校校长要到了一份入学录取信，就于1937年6月3日填表，再次以监护人身份，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领侄儿梁少鳣的赴澳留学护照与签证。他同样是以自己经营的梁云洲号商铺作保，承诺每年供给的膏火同样是50镑，以充侄儿来澳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希望能尽快批复他这位16岁的侄儿来此间读书。

继陈维屏担任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的保君建及时处理完这份申请后，便于6月8日备文，商请内务部秘书尽快为梁少鳣核发签证。因刚刚审理完梁华立的展签没有多久，且梁华立的财务状况又很好，符合监护人和担保人的要求；而从提供的材料看起来，梁少鳣的英语能力与两年前梁华立申请时的状况也比较相近，内务部秘书便没有再发文去海关要求协查，省去了此项必要的流程，而直接予以批复。6月23日，他通知保总领事，梁少鳣的签证评估通过。保君建总领事得知获批，非常高兴，立即于6月25日给梁少鳣签发了号码为224109的中国护照；而五天后，内务部秘书也在送交过来的该护照上钤盖了入境签证印章。从递交申请到获批签证，前后不到一个月，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较之当年审理梁华立的申请更为迅捷。[18]

梁少鳣也跟堂兄一样，早就做好了赴澳留学准备。当接到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寄来的护照后，就立即通过香港的金山庄订购船票。待诸事妥当，他便从中山县石歧赶到那里，同样是搭乘“太平”号轮船，于当年9月28日抵达汤士威炉港口。他也跟堂兄一样，在语言测试中向移民局官员展示出其较好的基础英语能力，从而顺利入关。这一次，梁云洲是在来自石歧的另一位同乡阮官照(Goon Chew)陪同下[19]，去到海关将侄儿接出来，仍然是将其安置在自己的店铺中住下。

休息五天后，10月3日那一天，梁少鳣在堂兄梁华立的带领下，去到罗马学校，正式注册入读。因有堂兄从旁协助指导，他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环境，各方面表现都令人满意。由是，兄弟俩一起上学，在校表现都可圈可点。而且，他们都在学校里给自己取了英文名，梁华立叫Philip Leong，梁少鳣则叫Ronald Leong。

见到儿子和侄儿学习用功，备受学校好评后，梁云洲也非常高兴，因为学好英语读好书是继承并管理好其生意的一个有力保证。由是，到其将满60岁之前，梁云洲便开始实施其企业传承的交接工作。按照澳大利亚政府的相关规定，居澳华商在其所经营之生意达到2000镑以上后，可以在其因需要回国探亲时申请他人代为管理其生意，亦即其替工。该项规定虽然原则上要求该项生意额应包括有出口贸易在内，但也允许有例外，当局可视情予以批复。这个替工也可以从海外聘请，通常都是店主自家孩子及亲友；而这样的替工签证属于商务签证，通常是一年，可连续展签到三年。[20]梁云洲自然也是循此途径来实施自己的计划。1938年5月2日，保君建总领事致函内务部秘书，告知梁云洲计划近期内就回国探亲，希望其子能代为经营店铺。也就是说，在他离开澳洲在中国探亲期间，梁华立的学生身份应该转为工作签证，亦即身份改为商人。接到此项申请后，内务部秘书通过海关得知，自1928年开业以来，梁云洲的生意都是独自经营，未曾雇佣过任何帮手；而在上一个财政年度，其营业额为2342镑，净利润有216镑，这样的业绩显示出店主的经营较为成功。由是，考虑到梁云洲虽未从事进出口贸易，而只做本地杂货商品经销，生意做得也还算顺利，尤其是达到2000镑以上的年营业额，殊属不易；一旦他离开，势必需要一个人代其经营，方才可以维持。也就是说，梁云洲号生意符合使用替工的要求。于是，内务部秘书在6月7日批复了上述申请，给予梁华立一年的工作签证。如果签证到期后梁云洲未能按期返回，他还可以申请展签，可累计申请三年的工作签证。该项签证的条件是：梁云洲须在签证批复三个月内离境回国。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梁云洲须给予其子密集培训，让其熟悉该商行的进出货品的程序、结账、盘点和销售服务等各项环节。而在梁云洲结束探亲回来后，梁华立须在一个月内将经营权交还，然后重返学校继续念书，或者立即订好船票回国。

但是，梁云洲因多年未曾回国，此间的事情又太多，无法在儿子签证批复后的第三个月内暨当年9月份离境，遂通过汤士威炉海关申请延期离境，表示要推迟到1939年2月方才可以成行。汤士威炉海关自然明白他的拖延受诸多因素影响，乃属身不由己，遂予以批复。如此，21岁的梁华立就只能继续在学校里读书，直到这一年的年底，正好完成了预定的中学学业。而在这时，中国总领事馆也只能按照惯例，继续为其申请留学展签。接到申请后，内务部秘书了解到，1938年6月30日之前的财政年度里，梁云洲号商行的营业额达到2523镑，净利润为197镑，生意经营得比较理想，便在1939年2月6日如其所请。而在2月23日，梁云洲也最终得以搭乘“太平”号轮船，离境赴港，回国探亲。[21]由是，梁华立便正式接管父亲的店铺，代其经营管理，而其工作签证也由此时正式起算。

梁华立的经营有声有色，到1940年初便按例获得了展签。而在当年年底的海关报告中，也显示到6月30日截止的上一个财政年度里，梁云洲号商铺的营业额已经达到3011镑，净利润为236镑，经营非常令人满意。按照这个业绩，内务部继续批复展签应无问题。只是到1941年初，梁云洲结束了在国内的探亲，从香港搭乘“太平”号轮船，于3月23日回到了汤士威炉埠。而在这段探亲时间里，他也多方申请妻子赴澳探亲，终获批准，因而回澳时也携带太太亦即梁华立的母亲一起同来。[22]内务部原本在这一年的年初就准备核发给梁华立额外一年的展签，因得知梁云洲即将返澳而有所耽搁；待确认后者已经顺利返回澳洲之后，按照此前的签证条件，梁华立应重返学校念书或离境。但检视其年龄，到今年9月他就届满24周岁，达到中国留学生在澳留学的最高年限，对此，内务部秘书仍然无法核发给他留学展签。这样的情形也就意味着梁华立必须结束留学，返回中国。为了确认其去向，4月30日，内务部秘书致函中国总领事保君建，就此问题询问是否中国总领事馆与梁华立之间已经有所沟通并且作了安排，以便内务部对其签证问题做出最后决定。

事实上，梁华立也明白父亲当初安排他作为替工，是想让他能够积累经商经验，并通过各种途径最终留下来，接管其所创办的生意，继续经营；而如果能够在结束替工生涯后再能设法留下来澳洲做工，就有机会完成父亲的夙愿；而一旦就此中断居澳回国，即便此后仍然可以申请重返澳洲，则可能因各种突发情况及特殊阻碍而无法成行，导致上述计划前功尽弃。为此，梁云洲梁华立父子早就对此做出了预案，并商之于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以期能达成目标。中国总领事保君建于5月5日复函内务部秘书，告知自其父亲梁云洲返回澳洲后不久，梁华立便与中国总领事馆联络，表示希望进入汤士威炉埠的另一家颇具规模的大型华人商行“马广号”(Mar Kong & Co.)工作，充任店员，希望代为申请工作签证。而马广号之大股东马初见(Mar Chor Kin)也跟中国总领事馆联系，希望通过该机构向内务部提出申请，表示因业务拓展，人手不足，需要增添店员，他们很愿意雇佣这位将父亲的商铺经营得有声有色的年轻人。[23]保总领事在申请公函中表示，据其了解，在上一个财政年度里，马广号的营业额已达16467镑，业务扩展得很好；目前该商行已经有两位海外身份的店员，按规定还应该可以雇佣另外一位海外身份的店员以助其业务的扩展。因此，他希望内务部能够批准在商业经营上颇有作为的梁华立加入到这间业务日渐扩大的商行工作。内务部秘书随后通过汤士威炉海关了解到马广号的经营确实不错，且业绩骄人，按规定该商行也具有资格另行多雇一名海外员工，而梁华立过去两年的表现也确实相当出色，是个合适人选。于是，6月17日，内务部秘书批复了这一申请，给予梁华立一年的工作签证，有效期从这一年的2月起算，即接续此前未曾批复的展签。由是，梁华立留下来澳洲的初步愿望得以达成。

也就在上述这段时间里，梁少鳣继续在罗马学校念书，且各科学习成绩都令人满意。1939年下半年，他因大腿受伤，在医院和家中卧床达47天之久。尽管如此，这也并没有影响其在校的学业；到年底学期结束时，他的考试仍然令人满意，因而也没有影响此后内务部核发其留学展签。

在成功地将儿子留下来后，梁云洲开始考虑如何将自己的生意交予儿子打理，完成其生意的交接与传承。而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澳大利亚立即对日宣战，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盟国；昆士兰也因最靠近抵抗日军南侵的战场，大量美国和澳洲军队糜集，其对战时生活物资的需求也为当地商业发展提供了动力，自然也为梁云洲号商行的传承提供了一个良机。1942年初，中国驻雪梨总领事段茂澜致函内务部秘书，表示梁华立因父亲年事已高，尤其是身体健康状况堪虞，而因商铺发展的需要，又迫切需要一个帮手，为此申请重返梁云洲号商铺协助父亲经营。根据海关提供的资讯显示，上一个财政年度里，梁云洲号商铺营业额达到3596镑，有了更好的发展；这样的业绩，事实上也已经符合聘请一名助理以协助经营的要求。为此，3月6日，内务部批准了上述申请。由是，梁华立离开工作了大半年的马广号，回到梁云洲号商行，协助父亲经营其生意。到1944年7月1日，65岁的梁云洲以身体状况不好无法继续亲力亲为经营为由，申请将其商铺的所有权全部转交给儿子，也获得了有关方面批复。由是，梁华立便正式成为父亲这间梁云洲号商行的主人，继续经营，并将其逐渐扩大。

而与此同时，梁少鳣则继续在罗马学校读书，直到1943年底完成了初中课程，并通过了毕业考试。在这段时间里，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战时澳大利亚政府对所有滞留在澳的盟国公民都提供三年临时居留签证，有效期至1945年6月30日；如签证到期时战争仍在继续，则该签证便自动展延两年。梁少鳣与其堂兄一起，都享有此项政策红利。在1944年到1945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梁少鳣去到昆士兰州首府庇厘士彬(Brisbane)以及雪梨两地，受雇于澳大利亚战时人力资源调配机构，加入战时民工建筑军团[24]，服务于各项战时需要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在此期间并没有放弃学习，通过函授教育，一直在为高中文凭及大学入学考试做准备。为此，从1945年2月开始，他进入庇厘士彬埠的圣玛丽书院(St. Mary’s College)就读，一年后，完成了相应的高中课程，并顺利地通过了大学入学考试。

从1946年二月开始，梁少鳣成功地被昆士兰大学(Queensland University)录取入学。事实上，他的入学考试成绩相当好，可以就读商学、农学、科学、应用科学、牙科、兽医等不同学科。但梁少鳣经一番选择，最终成为应用科学系的学生。只是该系学生要学的科目众多，到年末他有好几门功课没有通过，使得他对该系课程产生了畏难心理，便在1947年新学年开学后，转到科学系就读理论科学的课程。转系后，他的学习变得很顺利。由此，他一直读到1949年底，完成了理学士学位课程。

战后，有关外侨事务的管理转由澳洲联邦政府移民部负责；但因战后复员与国家重建等事务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各部门的首要任务，因而直到1947年初，移民部才得以腾出手来处理战时滞留在澳之盟国侨民的去留问题。通过海关，移民部了解到梁云洲号商行在上一个财政年度的营业额达到9953镑，净利润为402镑。[25]虽然得知梁云洲打算近期回国探亲，是否还能回来澳洲则说不准，也许此后就在家乡养老了，但移民部则对其当年转让所有权一事要求予以澄清。对此要求，汤士威炉海关只是表示，当时似乎是梁华立将此所有权转让口头告知了某个海关关员，但检索下来，档案中没有此次转让的任何记录。经一番内部讨论及重新核查梁云洲号商铺的记录与业绩，以及参照移民法的规定，都显示出这位老华商完全可以在年老退休时合法地将其蒸蒸日上的生意转交给其子永久继承并经营。由是，移民部在1947年7月2日决定，将梁华立的工作签证展签五年，有效期到1952年6月30日。也就是说，正式认可了上述生意的传承合法。由是，梁云洲号商行的交接传承正式完成。梁云洲见事情得以圆满解决，遂于次年2月携妻子一同乘船返回了中国。[26]此后，澳洲再未见到与其相关的任何信息，或许，他回到家乡后，因形势巨变，就再也无法出来。[27]

而梁华立在1944年正式获批接管父亲的商铺后，也顺势将梁云洲号商铺改名为日升号(Rising Sun & Co.)，但在1945年时正式更名为梁华立商店(Philip Leong Store)，此后便一直沿用该名。此前，他的叔伯兄弟梁颂康(Chung Hong)，亦即他当年刚抵达汤士威炉时与其父亲梁云洲一起去到海关迎接他出关的同宗叔父梁新的侄儿，比他早半年在1935年便来到这里留学读书。[28]1938年后，梁颂康也获准进入位于汤士威炉埠北面110公里处英壬埠(Ingham)的一间名叫“洪源号”(Houng Yuen & Co.)的华人店铺工作。[29]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二年，洪源号老板梁瑞荣在1943年底因车祸去世[30]，由其子接管商行；[31]而此时正好梁华立接管父亲的生意后，也需要帮手，而其堂弟梁少鳣仍然在上学，暂时还无法进入商行协助经营，梁颂康便从英壬埠转来为这位只比他年长一个月左右的宗兄工作。战后，梁华立继续聘用梁颂康[32]，商店的生意也有很大发展；最终，他让这位同宗兄弟入股，成为其合伙人，因而也为后者最终留在澳洲归化入籍创造了条件。[33]

早在1944年，27岁的梁华立就与23岁的李容鸿(Lee Yung Hung)在汤士威炉结婚。[34]后者也是中山县人，其父李安(Lee On)是在1890年代末年来到汤士威炉发展[35]，在此当菜农起家，随后经营商铺，于1938年12月28日将女儿以店员身份申办来到汤士威炉埠。[36]婚后，李容鸿一边协助丈夫经营生意，另一方面则为其开枝散叶，到1949年时，已为梁华立生育了四个孩子。[37]最终，他们夫妻二人在1960年代初归化澳籍。

梁少鳣在1949年读完大学后，继续向移民部申请额外的两年展签。他的理由是：其一，希望在此期间找到无线电工厂里的工作，以获得在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其二、在此期间他将注册入读雪梨马科尼无线电学校(Marconi School of Wireless, Sydney)的函授课程，即就读夜间课程，希望由此拿到一份专业的执业证书。1950年2月6日，移民部批复了他的申请。但梁少鳣在5月10日致函移民部秘书，告知马科尼无线电学校的上述课程只限于给盎格鲁撒克逊血缘的年轻人选择，他无法注册入读；但雪梨工学院(Sydney Technical College)也有提供类似的文凭课程，每年分五个不同等级上课，根据他本人的条件，他可以在四年内完成此项课程。为此，他希望移民部给他的签证应该延长到四年，这样他便可以完成此课程，拿到上述执业证书；而在此期间，他将会在雪梨的E.M.I.(Australia) Pty. Ltd.(澳洲电子乐器公司)工作。但最终移民部并没有接受他的申请，仍然只是保留了给他的两年签证。到1952年，因雪梨工学院证明他确实应该去上述机构工作，才能更好地完成余下的课程，于是，移民部再给梁少鳣展签两年。1954年底，梁少鳣顺利地完成了上述学业，也拿到了电子工程师执业证书。1955年1月7日，他去到雪梨移民局办公室，希望再给他核发居住签证，并希望能继续让他受雇于上述电子乐器公司，而此时公司提供给他的薪水是每周18镑。移民局官员翻查了他的档案，发现自1937年进入澳大利亚后，梁少鳣利用了所有能够抓住的机会，并且也自己创造机会，就是为了能留下来不走。而目前鉴于国际形势，尚未有华人被遣返回中国大陆的先例。于是，移民局便再给他展延一年的签证。

此后，梁少鳣继续申请展签，仍然获得批复。他在完成了上述雪梨工学院的课程并拿到工程师资格后，于1961年重返汤士威炉埠，进入堂兄梁华立的商行协助经营，担任副经理职位，最终达成了伯父梁云洲此前将其申办来澳留学的目的，并于1966年归化澳籍。[38]自此之后，他才结束单身生活，与一位1938年在香港出生的华人女子结婚，最终将其从香港申请来到澳大利亚与其团聚。[39]

从梁云洲号商行的开办到成功传承到下一代，前后历经20年时间；而时局的变化及生意的发展，则使得其接班人最终定居澳大利亚，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华商企业在澳发展所面临的政策瓶颈与经营机遇。

1935年10月7日，梁云洲以监护人的身份填表，递交给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为儿子申领留学护照和签证。

1937年6月3日，梁云洲填表，以监护人身份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领侄儿梁少鳣的赴澳留学护照与签证。

1960年，梁华立贴在澳洲临时入境证件上的照片。

1939年，李容鸿在汤士威炉埠的外侨登记证。

1937年5月14日，中山县石歧圣这士英文书院院长开具的梁少鳣在该书院学习英语的推荐信。

1939年，梁华立的外侨登记卡。

1947年，梁云洲申请的回头纸。

1935年8月9日，香港进入光大英语学校校长出具的梁华立在该校学习英语的证明信。

1937年6月25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保君建给梁少鳣签发的中国护照内页，以及同年6月30日澳洲内务部在护照内页上钤印的入境签证章。

10 Nov 2020 (2 Dec 2021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