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开平卷》(3)——梁国祥

(开平月山堡冲渡村)

梁姓在广东省开平县是大姓，分布也广，月山堡亦为该姓族人聚居之地。一八八四年七月十四日出生的梁泽芳(Leong Goong)，便是月山堡冲渡村人。年方十七岁时，他便紧随乡人南下新金山寻梦大潮，搭船前来澳大利亚谋生。在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的那一年即一九○一年，他从尾利畔(Melbourne)入境，随后经一番拼搏，便定居于该埠，最终得以与人合股，开创“梁同昌”号(Leong Hoong Cheong & Co.)商行，设于富兰克林街(Franklin Street)二百五十一至二百五十三号，主营生果蔬菜及各类杂货。[1]在尾利畔立足稳定下来之后，已经成年的梁泽芳也跟当时许许多多的在澳华人一样，返回家乡，娶妻生子，开枝散叶，繁衍家族。

梁国祥(Leong Kwok Cheung)便是梁泽芳之子，生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八月廿一日。由于父亲在澳勤恳赚钱养家，生活宽裕的梁国祥得以进入当时的新式学校念书，到中学时更被送到香港，于一九三四年注册入读英陶书院(The Ying To College)。该书院为中、英双语教学，由是，他在这里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梁泽芳填表，向位于雪梨(Sydney)的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提出申办儿子赴澳留学的手续。他以监护人和财政担保人的身份先具结担保书，以自己参股经营的“梁同昌”号商行做保，允承每年供给足用镑膏火作为儿子来澳留学期间所有开销，要将儿子办到位于尾利畔埠北区的圣治市书院(St. Joseph’s College North Melbourne，或者写成St. Joseph’s College, Melbourne)念书。该书院附属于天主教会主办的基督兄弟会书院(Christian Brothers’ College)，故而也写成St. Joseph’s Christian Brother’s College North Melbourne，开设于一九○三年(二○一○年停办)，是尾利畔名校，其毕业生中名人辈出，有球星、将军、政客、主教等等。梁泽芳自然也是看中了该校的名气，希望能给儿子有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他几经联络，获得首肯，在填表申请前拿到了该书院给梁国祥的录取信。而鉴于此时梁国祥已满十六周岁，按照《中国留学生章程》新规，年满十四岁以上者，须提供基础英语学识能力证明，梁国祥便手写一段有关香港的英文介绍，作为自己具备英语能力的证据；同时，由英陶书院院长出具证明，以证实梁国祥已在该书院就读二年，学业优异，表现良好。所有这些，都在梁泽芳提交申请前到位，作为上述护照和签证申请的附件一并提交给中国总领事馆。

中国总领事馆接到上述申请后，核查无误，便于十一月十八日备函，连同上述申请材料一起寄送澳洲政府内务部，为梁国祥申请入境签证。而内务部仍然是按部就班地对上述签证申请做预评估，指示海关对梁泽芳的情况进行核查。海关经二个月左右的工作，完成了上述任务，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将结果上报内务部。查询的结果显示，“梁同昌”号经营有方，截止到一九三五年六月三十日的上一个财政年度里，其营业额为二万零六百七十二镑十三先令三便士，净利润为八百一十七镑六先令七便士。仅上述数据便足以说明其财务处于非常良性状态，负担其子之留学费用毫无问题，而且其人品行端正，遵纪守法，邻里关系处理得也很好。而其出入境记录也显示与其子之出生年份相契合，即他在一九一九年曾回国探亲，此后又于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回中国待了三年多的时间。

内务部秘书接到上述报告后，对梁泽芳的财务状况很满意，也对梁国祥的英语能力没有任何质疑，但面对海关所报告的梁泽芳一九一九年之出入境记录，则颇为踌躇：因为这个记录实际上模糊不清，即便是在这一年的年初梁泽芳便出境返回中国，抵达家乡的时间最快也应该是到了一月下旬，而申请表上所填的梁国祥之出生日期是在八月廿一日，再如何迅速造子成功，也难以在不到七个月的时间里顺利产出；诚然，如果梁国祥的出生日期是农历而非公立，那么，换算起来就到了十月中旬，那这个孩子此时出生就有可能了。因为当时在澳华人的出生日期许多人仍然是按照农历来记录的，内务部秘书也确实处理过许多此类申请，如果是这样的话，梁泽芳年初回国而导致儿子下半年出生，也是说得过去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内务部秘书在考虑了一个多星期后，还是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将此记录退回去，请海关务必将其确切的出入境日期查清，以便最终决定是否通过此项预评估。

海关接到信后，再重新查询，方知是当时漏写了出境日期，遂于二月十一日复函，告知梁泽芳此次出入境日期是一九一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从雪梨搭乘日本轮船“安艺丸”(Aki Maru)出境，到一九一九年九月六日乘坐“丫剌夫剌”(Arafura)号轮船再次回到雪梨入境，再从这里搭乘火车回到尾利畔。根据这个记录，就意味着梁泽芳结束三年的回国探亲度假尚在返回澳大利亚的途中，其子梁国祥就在国内出生了。由是，他们二人之间的父子关系显然毋庸置疑。接到这份报告，内务部秘书已经没有任何疑问，遂于二月二十日通过了签证预评估。中国总领事陈维屏接到通知后，过了二天，就于二月二十二日给梁国祥签发了中国学生护照，号码是223933；到三月二日，内务部便在寄来的上述护照上钤盖了入境签证章。

在香港一边上学一边等待旅行文件赴澳留学的梁国祥，一俟上述护照寄到，便立即结束课程，购买船票，待一切安排妥当，便搭乘“彰德”号轮船，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四日抵达尾利畔，顺利入境澳洲，住进父亲开设在富兰克林街的商铺里。

但梁国祥并没有立即注册上学，而是选择先熟悉环境，尤其是在父亲的“梁同昌”号商铺里跟班学习如何经营生意，给父亲做助手。直到八月一日，即将年满十七岁的梁国祥才正式注册入读上述父亲安排的圣治市书院。由于他英语底子好，很多课程以前也都读过或者接触过，故应付自如，很快就融入到学校的生活中，并且因学习刻苦，成绩优秀，总是获得好评。不知不觉地，他就在这里读了三年。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九日，中国总领事保君建致函内务部秘书，申请将梁国祥的学生签证转为商务签证，作为“梁同昌”号的店员，协助父亲经营该商行。此时的“梁同昌”号已经迁往尾利畔唐人街上的小博街(Little Burke Street)二百零六号，规模有所扩大。其中一位店员梁志新(Leong Chi Sun，译音)是梁国祥的堂兄，刚刚返回中国探亲，故商行需要一位替工顶替他的位置，以维持其正常运转，而已经二十岁中英文俱佳的梁国祥就正好适合顶替其为商行工作。当内务部正在评估处理上述申请时，保君建总领事于十月七日再次来函，表示上一封信里把梁志新的名字写错了，实际上应该是梁启盛(Leong Kee Sing，译音)，他是梁国祥的另一个堂兄。就是说，实际上是梁启盛回国探亲及处理商行的一些业务，而不是梁志新回去。因商行业务繁忙，保总领事呼吁内务部秘书能协助内务部长尽快做出决定。也许保总领事的信函起了作用，十月十六日，内务部秘书便复函，批复了上述申请，有效期为一年。因梁国祥的入境日期是五月十四日，此后他每年展签也都从这个日期开始，故此次将学生签证转为商务签证，起算日期也是同样。

由是，二十岁的梁国祥结束了在圣治市书院的课程学习，成为“梁同昌”号商行的店员，开始了在澳经商活动。一年的签证期满之后，他得以继续申请展签。只是他的档案到此中止，此后再也找不到与他相关的任何档案。

对于此后梁国祥的去向，也许可据当时澳大利亚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来推测。到一九四一年底，因日本海军袭击美国海军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美国的盟邦，澳大利亚也瞬即卷入到抗击日军侵略的战争中，与当时已经奋力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达五年之久的中国成为盟国，并肩战斗。为此，澳大利亚对所有当时滞留在该国的盟国公民，无论是学生还是商人以及被战争阻隔而被迫滞留在该国的海员和旅客，给予三年的临时居留权，期满时如果战争仍未结束，将自动再延期二年。由此，我们推测，梁国祥便由此而最终留在了澳大利亚。换言之，在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里，应该还有与他相关的档案，也许只是因为尚未得到整理上线，目前无法查阅到。假以时日，待所有这一时期的档案都已数据化上线后，或许就可以找到确切的答案。[2]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梁泽芳填好申请表格，向位于雪梨的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提出申办儿子梁国祥赴澳留学的手续。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梁国祥用香港大东烟公司信笺手写的一段有关香港的英文介绍，以此证明自己具备初步的英文学识能力。

一九三五年，香港英陶书院院长所开具的梁国雄自一九三四年入读该校以及学习成绩与表现的证明。

一九三九年梁泽芳的外侨登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