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忘却的历史

——战时新不列颠岛中国抗日战俘(二)

(续上期[一])

二、地狱般的航行

  1942年12月，日军将来自南京和浙江的中国战俘分批在上海押上船，运往新不列颠岛。

  根据李维恂少校当年在亚包战后战争罪犯审判庭的证词，以及在1946年1月12日给交警第十八总队总队长郭履洲将军的函件称，从南京出发的1000名战俘，“至十二月二十一日被迫在沪登船，押赴澳洲新不列颠岛”。[1]当然，上面说的，仅指南京方面的那1000名战俘而言。因为这些南京来的中国军人，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并不知道还有其他中国官兵与他们同一命运。上述李维恂少校的信函报告中也提到，这两批来自不同地方的中国战俘，并不是在上海集中之后，一起上船被运往目的地，而是在南京的战俘抵达了新不列颠岛之后，才获知还有来自浙江金华方面的战俘。他说，在抵达亚包后，“不日又由沪运到浙赣路作战，被俘官兵504名”。换言之，来自上述两地的中国战俘，在上海登船的时间也是不同的。

  至于浙江来的战俘，据前述朱云1946年4月25日致上官志标信函称，他们应该是从金华出发到上海登船的。但据笔者在台湾高雄凤山对中国战俘幸存者卢新芳的访谈，他们是从宁波经杭州，最后到上海登船。[2]从浙赣会战的结果来看，金华在这次会战中为日军所占，宁波则早在此之前就已落入日军手中。在浙赣会战中被俘的中国官兵，虽有部分后来被转送到南京老虎桥战俘集中营，但因在衢州战役中被俘的数量较多，被俘时间亦较此次会战中其它国军部队被俘人员的时间要迟，因此，其中有相当的部分被关押在上述二地是完全可能的。卢新芳战时为第86军第67师的士兵，在衢州战役中被俘，他本人也是浙江人，对本省地名应该较为熟悉，他的回忆显然也是可信的。

  从浙江转来的这一批战俘在上海登船的具体日期，根据带队军官吴棪中校1946年在新不列颠岛战争罪行审判法庭上的证词，是1942年12月24日。[3]这就是说，他们比南京来的中国官兵晚了三天从上海出发。

  这些中国军人既然是在年底出发，则抵达西南太平洋上的新不列颠岛首府亚包就应该到次年的年初了。那么，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抵达的呢？或者说，南京和浙江来的中国战俘抵达亚包的日期是在同一天呢抑或有所不同？

  根据档案资料，李维恂少校在1946年初出席亚包战争罪行审判庭提供的证词显示，来自南京的中国战俘是在1943年1月24日抵达亚包。[4]另一位同样是从南京战俘集中营来的陈国樑少校在不同场合提供的证词中，亦持同样的说法。[5]而从浙江转上海登船的那504名中国战俘，据从浙江转来的中国战俘带队军官吴棪中校在1946年5月18日的证词，他们是1943年1月23日抵达亚包。[6]这个日期与来自南京的中国战俘抵达日期仅相差一天，与前引李维恂少校 “不日运到” 之说相吻合。

  那么，中国战俘乘坐的是什么性质的船只呢？2009年8月，李维恂少校在接受笔者访谈时特别回答了这个问题，谓其搭乘的不是军舰，而是商船。但他强调说，与他们一起上船的还有大队日军。[7]由此可以推断，这些中国战俘是由日军的舰艇或军用运输船押赴新不列颠岛。按照李维恂少校的说法，他们这些战俘是按照集中营里原编组成建制地挑选出来，但被迫分散搭乘许多艘船只。而与他们一起登船的，还有大队的日军。联系到1942年底日军在南太平洋战场上的态势(即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尔卡纳尔岛，美军与日军进行了长达7个月腥风血雨的争夺战，以美军大胜而告终)[8]，这些与中国战俘一同登船的日军，显然并不仅仅是押送战俘劳工的警卫队，而是从中国战场抽调出来前往增援亚包和所罗门群岛的主力师团。[9]换言之，这很可能是一支由军舰护航的大型日军运输船队。

   实际上，在这些中国战俘抵达之前，即从1942年10月开始，已有620名英军战俘和6000多名印度兵战俘，被日军从新加坡陆续船运到此地服苦役。当时与620名英军战俘一同乘船前往亚包的，还有2000多名日军。[10]显然，这些与英军战俘混装一船的日军，亦非押送这些战俘的警卫队，可能也是奉命从新加坡增援亚包(尤其是增援被美军包围着瓜岛的日军)的日军主力部队。这种情形与前述李维恂少校所回忆的大批日军与中国战俘一同航行，且主要目的地也大致相同，几乎是一致的。由此，也就预示了这些战俘在航行中所遭受到的苦难，惨绝人寰。

  据澳大利亚历史学者披露，日军从新加坡押送英军战俘前往亚包的航行中，条件恶劣，战俘们像牲口一样，被赶入舱底，几乎密不透风，食物不足，淡水稀缺，几百人麋集一处，大小便也只有几只环绕在他们周围的木桶，恶臭难掩。这些英军战俘就是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度过了24天之久。[11]

  其他盟国战俘的遭遇，也同样是中国战俘的遭遇。

  李维恂少校在前述1946年1月12日给郭履洲的函件里，提及在整个的航行中，只用“病死船上者几十名”寥寥几个字带过，没有提及船上的恶劣条件以及残酷经历。但在2009年接受笔者访谈时，他表示，那次航行，可以用“地狱般的航行”来形容，是不堪回首的经历：

  我们从南京出来的人，编为五个中队，被送往上海。在上海上船时，我们被分开，大约是100多人分乘一条船，当然，船上还有日军。我们100多人被赶下船的底舱，上面由日军住及装载一些(军用)物资。在民国50-60年代，曾经有一本叫《地狱船》的书，很流行，但我不敢看，因为那时我们的船上航行经历，实际上更惨！

  当时我们在上海一上船，整个建制就乱了。日军往底舱扔下了一些糖果、烟之类的东西，大家就乱抢了，根本就什么也不顾。我当时是(一个队的)队长，立刻跳起来，命令排长和班长们站出来，将这些东西收拢起来，然后再慢慢分给大家。我过去读过一点点日文，就设法上去与日人交涉，谓我们是军人，不能如此戏弄我们。交涉显然有些效果。这样，秩序算是好了些。过了几天之后，就开始有人拉肚子了。这种情况继续恶化，难以言状。

  走了一个多月，大约是快到达目的地的前一个星期吧，我们就分船了。分船的意思是，有些船要去其它地方，必须并船，即把我们赶下来，那些船载着日本兵和物资转向他处。这些船都是商船，大约三千顿左右一条，有四层，本身都装得满满的，即除了我们在底舱之外，其余的都是日本兵。而我们原先100多人一条船，现在要400人左右一条船。就是说，我们100多人与其它船的人汇合，挤在一起，只能坐，不能睡，有些只能站着。这种景象可想而知。

  刚刚开始时，吃饭还正常。日本兵给我们20人一桶饭，半桶菜，但不给汤，不给水，还无法让人上去大小便，因为日本兵有四把刺刀守在舱门口。船舱里热得不行，无人穿衣服，当时的衣服能保存下来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叫骂声不断。可是，三天后，已无人哀叫了，也没有大小便了。刚开始时，日本兵刷牙的水流下来，我们接来喝，还可以喝自己的尿，最后什么也没有了。有人甚至想跳海一死了之，但日本人也怕我们跳海，防得很严。

  可我们最后挺过来了。事情是这样：日本兵每天至少要我们派10个人去帮厨，这样这些人可以拿点水喝，也偷偷地用瓶子装水回来喝。有时候我们就派出这些帮厨的人去偷水，即演出“苦肉计”：如让一二个人故意做错事，吸引日本兵注意力，甚至挨上皮肉之苦，其余人就趁机去偷水。适当的时候我们也去日本军官那里交涉，这样可以得到少许的一点水。[12]

  同是来自南京战俘集中营的鞠巧生，在其回忆中，也有着相同的感受。对日军像对待牲畜一样来对待装上运输船的中国战俘，他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

  1942年冬，一日突然紧急集合，被命令脱去棉衣裤，仅着单衫，又用麻绳将众俘首尾一串，关进铁皮棚车，象送牲口一样押上了日军运输舰，当时有两批战俘，南京与上海来各一批，共计一千四百多人。战俘被关在底舱，闷热不堪，日寇不给水喝，战俘们干渴即死，有的捧来一些敌人的淘米水解渴，体力十分衰弱，一些人昏死过去就被日寇丢进海洋，日寇仍令战俘在舰上进行战争演习，要去底舱扛炮弹放到舱面再放回(为在紧急情况时给日寇充当炮灰)，……。[13]

  另一位幸存者施方舟对于航行中遭受的虐待和屈辱遭遇以及日军对生命的漠然无视，也有着同样的回忆。他对记者所描述的航海经历，同样让人震惊：

 施方舟介绍，他们被转移到上海吴淞口的一艘船上，而他们就被塞进了只装牲口的舱底，不知道将去何方。……

  施方舟回忆，由于船上的淡水很少，一些人因口渴难耐，只好喝自己的尿液。有一次，无法再忍受的施去向日本人讨要水喝，却亲眼见到惨绝人寰的一幕：一名劳工偷偷跑进厨房灌了一瓶淡水，被日本岗哨发现了，对方强逼着这名劳工站在甲板上，然后用刺刀将劳工挑下大海，葬身鱼腹。[14]

  在50多年之后，最早向记者披露在亚包当战俘劳工悲惨经历的田际钿，对于1942年底到1943年初的那段海上航行，依然感受非常强烈，难以忘怀与他同行的战友，就是在酷热难耐的舱底被活活闷死的：

军舰共9层，我们被赶到最底层，不见天日，里面热死人，没有床，不少人晕船、拉肚子，有一个来自通城县的湖北老乡就热死在舰上。[15]

  被日军强运到新不列颠岛的中国战俘幸存者能留下口述访谈记录的极少，我们无法找到更多的有关其在押运途中遭受虐待的控诉记录，因而也无法统计在从上海运送到亚包的航行途中，具体有多少中国战俘被虐待致死。前述李维恂在1946年的信函中所说的“病死船上者几十名”，也只是一个约数，而且还未说明这是仅指南京的那1000名战俘而言，抑或包括了全部1504名被俘中国官兵。但仅从上面的一些片段回忆，已经足以证实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而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The Japanese "hell ships" of WWII (二战时期的日本“地狱船”)

粟明鲜

2010年5月9日

于澳大利亚布里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