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大时代狂风中的一片落叶
——前国军巴新战俘幸存者李维恂访谈(续完)

五年前(二○○九年)，在台湾高雄对前国军巴布亚新几内亚战俘幸存者李维恂少校进行了访谈，随后将其所谈在亚包战俘集中营的经历整理，先贴在博客里，然后在撰写《南太平洋祭》一书时，也将其收进附录中(深感遗憾的是，这本书在次年底送到出版社时，李维恂先生就已仙逝，无法再向他核对访谈内容)。但实际上，这份访谈记录并不完整，因为当时注重的是他作为一名中国军队的战俘，如何被日本人运送到遥远的南太平洋岛国新几内亚做苦工，以及到了那里之后的种种遭遇，而对于他如何被俘，则基本没有涉及。事实上，李维恂少校当时是比较详细地谈了他如何被俘的过程。而且，他曾经在同一年里的不到半年之时间内，二次被俘。头一次被俘后，他设法利用日军的优待或者诱降条件，乘机逃走；而后一次被俘后二个月，就与其他中国战俘一起被日军送往新几内亚做苦工。还好，他幸存下来了。

现将李维恂少校所述之从军及被俘经历稍作整理，以保存这一段历史。一方面是缅怀这位抗日老战士以及许许多多与他一样为国流血献身的抗日军人，另一方面亦是纪念即将到来的抗战胜利六十九周年这一重要日子。

2009年8月7日，李维恂少校在高雄寒轩酒店接受访谈。右边坐窗台上者为上官百成先生(上海四行孤军营团附上官志标之子)。

一、投身抗战洪流的青年学生李维恂

一九一八年三月出生的李维恂，抗战前的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就读于连云港的江苏省水产学校。虽然是家中独子，但在战前的风起云涌之抗日热潮中，他也跟其他同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组织在连云港的学校中开始发展组织，鼓动学生参加各项抗日活动。在此期间，李维恂的一个堂兄名叫李文(原名李维鹏，后改名为李济安)，比较激进，据李维恂后来了解，李文和他的妹妹此时可能已经参加了中共组织，在学校中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当时，从江阴来到连云港读书的李维恂，也受李文影响，经常阅读他们每周邮寄或夹带进来的宣传品，接受其主张，甚至有时参加李文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下面是李维恂的回忆：

七七事变前的一天，我发现自己桌上有一封已被拆开的信，内容是呼吁组织真理出版社，出版抗日救亡书籍，要求每人出资二元，以后可以七五折购买书刊。我知道，这是当时共产党的一种组织宣传手段，或者是建立其外围组织的一种形式。尽管我自己也认同这种做法，但因信已被拆开，为防不测，我只能置之不理。或者，这也许是当局的一封钓鱼信，不能不有所防备(这样的一种慎重处置方式，可见李维恂对待事件的严谨态度，这也许对他日后进入军统有很大帮助)。

而在时隔七十多年之后再谈起此事时，李维恂曾感慨地表示，如果那时他凭自己的一腔热血，加入这个外围组织，就很有可能像他的堂兄一样，成为共产党了。据他说，一九五十年代以后，李文成了北京钢铁学院的副院长。换言之，如果他那时步其堂兄后尘，能够活到一九四九年的话，也很有可能会成为像李文那样的干部。一九八八年，李维恂曾回到大陆探亲，原拟与李文见面，但未果，他自己因病在江阴住院一个多星期[1]。

通过李维恂的回忆，有二件事对其投笔从戎、献身于抗日战场产生了影响。

在连云港水产学校附近驻有一野炮营，姓卢的中校营长是东北人，有些士兵也是东北人。西安事变时，据说该营长想去西安增援东北军，最终被中央军缴了炮，无法行动。西安事变结束后，这位卢营长去找到水产学校的校长，征得其同意，对高年级的师范班学生进行军训。在此形势下，李维恂也很认同这种做法，写信给当地国民小学的校长，希望能如法炮制。但校长回信说，此庸人自扰也，回绝了他的要求。尽管如此，那些东北军人还是以其实际行动向当地的民众表示了其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当时，连云港附近的东海一带常有许多日本明虾捕鱼船，肆意掠夺中国的渔业资源。这些东北军就派兵给当地渔船，将侵略到东海的日本明虾捕鱼船给赶了回去。此事给李维恂很深的印象，深感只有武装起来，才能应付侵略。

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作为热血青年的李维恂，全身心地投入到支援抗战的洪流中。他的家庭因战乱开始就逃难了，但他自己则参加了抗日后援会。当时，国民党江阴县主委包先生奉命在当地招募青年，加入忠义救国军，于是，怀着抗日救亡理想的李维恂就报名参加。他先是被编入忠义救国军的政工服务训练队第四期，接受培训。李维恂记得，当时文强是忠义救国军的政治部主任，沈醉则是他们的行动教官。培训结束后，他被编入第三战区淞沪挺进纵队混成队，由阮清源少将指挥，在淞沪一带日占地区搞暴动和破坏，袭扰日军。混成队的官兵素质较高，士兵的最低军阶是下士，都要粗通文墨。李维恂当时化名季纳贤，与混成队的战友们并肩战斗，参加过八一三上海抗战周年纪念破坏活动、一九四二年上海年关暴动等一系列的抗日行动。加入忠义救国军后，李维恂还曾经给李文写过信联络。后来李文回信说，虽然国共合作了，但仍然用三十万部队阻挡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非常不应该。李维恂说，据他自己的了解以及他个人的经历表明，实际上国共合作在一九三八年就已经破裂了，因为当时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朱亚民的淞沪支队，就在这一年的年底时被阮清源领导的忠义救国军部队(淞沪挺进纵队)赶过了江北。

二、第一次被俘

李维恂的第一次被俘是在一九四二年四月。

如前所述，李维恂是混成队的队附，他所在队伍的活动是潜入上海市区搞破坏。既然是潜入，需要有联络站。此前，混成队在上海的联络站受到了日军的破坏，死了一位老太太，随后混成队又经过努力，建立了秘密联络站，地点是在法租界的亚飞路。大约是四月底的一天的晚上，他和自己的队伍进入市区，按约定去联络站见人。天没亮的时候，人还没有见到，就被东厂路的日本宪兵队俘获，显然这是泄密的结果。

被俘后，李维恂被押往日本宪兵队的队本部。到那里后，他发现有好几位混成队的队友已经被关押在此了，显然日本人这次捕获忠义救国军系统的混成队之行动早有预谋，或者说，混成队的行动被日本人掌握了。按照事先的约定，李维恂与这些队友们自然是装着互不认识，以尽最大的可能保护自己，也保护队友。下午时，李维恂见到了一位身穿西装的汉子，前来问他怎么回事。他知道身份已经暴露了，就照实说是游击队。西装汉子说他原是(淞沪挺进纵队)第二支队的，李则说他自己曾是该支队第六队的；此人说总队长是大胡子，这也没有疑问，因为总队长鲍步超确实是大胡子。李记得鲍步超此前曾向他们说过，他们支队的袁贵银可能已经被俘了。因袁与李维恂相熟，他战前是铁路警察，交游较广。这西装汉子姓邵，与袁认识，就把袁出卖了。因此，李维恂受此牵连，身份自然也就给暴露出来。

据李维恂说，由于混成队活动广泛，且为戴笠系统，日本人虽全力围剿，但对被俘的混成队官兵的做法则显然与对待其他抗日武装力量的被俘人士有所不同，即抓住后不杀。很多时候的做法是，要想从日本宪兵队那里获得自由，就必须抓一个替身进去，自己才能出去。李维恂认为，袁贵银也许就是这样答应了日军的要求，利用日军的这个“潜规则”而最终逃走。【日军的这种做法很奇怪。也许这是他们想以此来瓦解忠义救国军的斗志，或者说是与此来跟戴笠做交易也说不定。】邵当时有二个老婆，袁就以答应日军的条件为前提，跟邵去他家里吃饭，然后利用空隙成功跑掉。为此，汉奸邵被日军痛扁了一顿。当李维恂被日军宪兵队俘获后，因其身份属于中级军官，日本人就让邵前来与他套近乎，看他能否为日本人服务。邵因立功心切，或者也在日本人那里吹得太多，显然也想从李维恂那里套东西出来。李维恂自然明白他要干什么，就与邵周旋，不露口风。

五天后，日本人开始审讯李维恂。审讯时，先将他打了一顿，类似水浒传中的威杀棒。由于自己的部队已经离开了上海市区，故李对询问中的一些问题，予以如实回答，诸如然后搞爆破，怎样修理日本人等等，为此，他在审讯中给气急败坏的日本人背摔几次，痛打一顿。几次这样的审讯，都是如此。到第三天时，他就被日本人给吊了起来。这时正好有一日本宪兵队的少校进来看到，将审讯的日本兵骂了一通，将他放了下来，关押在牢房里。这日本军官可能是宪兵队的负责人，还是想利用他，希望他以后能为日本人服务吧。

十天后，李维恂被一凶横的日本兵提出来，带到了宪兵队的一楼，让翻译问他还有什么话可以说，李维恂以为是要枪毙他，就做好了准备。然后他就被带到了另外一个日本宪兵队驻地，进入一满是老虎凳、梯子等刑具的黑房子里，许多穿西装的人环伺在旁。李心想，完了，就在此殉国吧。半小时后，进来一小胡子日本军官，将其带到一亭子间，见到了他混成队以前的三个队友。那些人对他说，知道他被俘了，就请日本人将他带过来，他们已经跟日本人谈好，只要他写一保证书，愿意为日本人服务，就可以放他了。此时，李维恂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也知道了他的队友已投降日本人。也就在此时，他动了要逃跑的念头。他想，只要能跑出去，先假装答应日本人的一些要求也无妨。这样一来，他可以在这里吃点东西，先填填肚子再说。到下午时，他又给押了回去，说是东厂路的日本宪兵队要用他。

到了这个时候，李维恂知道自己暂时安全了，日本人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枪毙他，他有机会逃跑。于是他就自己设计赌一把，以达到逃跑的目的。他跟日本人说，他可以出去，将淞沪挺进纵队混成队的一大队给带进来，为日本人服务。他告诉日本人说，一大队的大队长是东北人，很严厉，但下面的人大多数江阴人，与他关系很好，他可以策动这个大队过到日本人这里来。他的意思是骗取日本人信任，放他去奉贤县三官堂，请村公所的人吃饭，名义上是让他们帮忙联络一大队的人，好带他们投效日本人，实际上则是想利用这个机会逃出去。

当时正好是日军在江浙一带进行清乡，围剿当地抗日游击队。一天，日本翻译来问李维恂，是否知道孙荣魁的队伍。李维恂当然知道，这是忠义救国军的外围部队，遂照实说了。后来他才知道，当时孙荣魁干了一件大事，抢劫了上海日本人纱厂送银行的六千万元钱，让日本人很恼火。而李维恂的如实回答，则正好也给他在日本宪兵队那里加了分，使之对他的看管松了起来。

日军清乡之时，日本宪兵的特务队特别吃香，因为这特务队多由归顺日本人的汉奸所组成，那位姓邵的汉奸很想当队长，李维恂则鼓动支持他当这个队长。那日本宪兵少校和几位日本课长要介绍李进入汪精卫政权里服务，李维恂知道如此一来，他汉奸的罪名就做实了，坚决不答应，坚持说可以出去三官堂，召集旧部来为日本人服务。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逃跑。

逃跑的机会来了。一天，宪兵特务队也去参加清乡。李维恂跟着上车，但被绑上绳子。那天下着雨，到奉贤县的乃桥时，李维恂因发烧，打了一针，住在慰安所空出的房子里。他就趁此时日本兵看管不严，就着黑夜，跑了二十多分钟，找到朋友家，换了一身衣服，逃了出来，然后找到部队。此时已是六月。就是说，从李维恂被俘到逃出来，前后有三十多天。

三、第二次被俘

回到部队后，李维恂仍旧和他的战友们活动于浦东一带，继续对日军进行袭扰破坏活动。但此时也是日军和汪伪政府力量大力推行清乡之际，日军加强了对浦东的清乡活动，抗日游击队的活动空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生存空间缩小，必须要转移出去，采取外线作战的形式，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一九四二年的十月份，李维恂和他所在的混成队不得不离开浦东，转移到江苏省的松江县的一个村庄，准备从这里绕过松江赶赴浙江杭州附近活动。当时，李维恂和他的战友们以为到了松江，就比较安全了，但实际上却是落入了汪伪组织精心布置的包围圈。混成队进入村庄后才发现，前后左右周围的村子里都是汪伪部队，无法逃走。当时，李维恂脚受了一点伤，无法走。另外，当时忠义救国军有一条规定，如果在前后都是老百姓的情况下被敌人包围了而又无法战胜之，为不引起老百姓额外的伤亡，宁愿自己被俘，也不能让老百姓掩护而使他们遭受敌人的疯狂报复。于是，李维恂和他的进入这个敌人包围圈的混成队战友，就被汪伪部队俘虏。还好，他们这些被俘的抗日游击队官兵没有遭受到汪伪部队的虐杀，因为当时汪伪政权曾向日本人保证清乡不流血，因此，李维恂和他的战友就被转送到了南京老虎桥战俘集中营。二个月之后，他就跟这个集中营的一千名战俘，被日军押送到上海，船运往新几内亚做苦工去了。

李维恂的这一次被俘，距他第一次被俘后逃出，相隔仅仅是四个月。尽管如此，李维恂自豪地说：一九四二年的四月到十月，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段经历。

确实，在救亡图存的危急关头，挺身抗敌，是一个人的人生中最绚烂的历程，也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抗敌御侮、保家卫国的见证。李维恂少校不仅仅因此而应自豪，还应该受到世人的尊重以及给予的深深敬意。谨以此记录向李维恂少校以及所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将士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和仰慕之意，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九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