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粤人留学澳洲档案(卅)：香山郭章赞

跟前面介绍的那些在1920年代赴澳留学的香山竹秀园村郭氏子弟不同，这一位郭章赞是1930年代从中山经香港赴澳留学的。而此时，香山县已经因孙文在1925年去世后，于同年被广州国民政府改名为中山县，以示纪念。
    1926年之后，因澳大利亚实施新的中国学生签证条例(Chinese Student Regulations)，中国留学生的入境申请和处理程序就复杂许多。根据1926年澳中二国为中国留学生来澳修订的护照条例，最重要有两点：其一，凡年在十至十五岁之中国儿童少年前来澳洲求学，须由其定居于澳洲之父母或相关授权之亲属作为监护人以为担保；其二，年在十五至十九岁之中国青少年，来澳求学时，须具备初步的英语基础和能力。与他的族人前几年来澳留学申请所不同的是，1915年7月10日出生的郭章赞(Kwok Chang Chun)，其申请也必须走上述程序。从上述信息来看，郭章赞应该不是永安郭氏宗室子弟。
    1932年4月9日，在雪梨开有同昌果栏的郭亚开，为其已年满十六周岁的儿子郭章赞能来澳留学，向位于雪梨的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请郭章赞的中国护照并提请其协助其子获得来澳留学签证。为此，郭亚开以其位于雪梨中国城沙梨山禧街72号(72 Hay Street)的同昌果栏(Toong Chang & Co.)商铺作保，应承每年供给膏火五十二澳镑，申请其子郭章赞入读位于雪梨中国城金宝街(Campbell Street)的唐人英文书馆(Chinese School of English)。为支持这一申请，郭亚开签署了监护人声明，谓其本人已来澳定居达47年之久，业已归化澳籍，开有果栏，品行端正。由此可以得知，郭亚开应是早在1885年就已从香山浮海南渡，进入澳大利亚讨生活，经艰苦打拼，小有所成。按正常的估算，如果来澳时他即使还是一位少年的话，此时的郭亚开也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生身父亲以监护人的身份作为担保，这已经符合新的中国学生签证条例的第一个条件，尽管郭章赞此时已经年满十六岁，过了那个坎儿了。此外，郭亚开还向唐人英文书馆的校长戴雯丽小姐(Winifred M Davies)要到了接受其子入学的承诺信函(可视之为录取信)，其子郭章赞在香港雪厂街的华南英文书院(Hwa Nan College) 入读之时任校长林彩逑(Lam Choi Chiu，译音——请知情的朋友帮忙查询其中文名字为盼)的推荐信，加上郭章赞本人在该书院的英文作业稿，以证明其子已具初步的英文基础，可以胜任在澳留学。
    郭亚开在澳洲的英文名字全名是Ah Hoy，没有通常郭氏的姓氏英文拼写。这可能是当年他入境澳洲之际，当海关人员问他姓名时，他说自己叫亚开，可能没有说是姓郭，通过翻译，海关人员就直接将其姓名写成这样了。实际上，当时来澳的许多中国人都遇有同样的问题，导致英文的全名就是澳人根据其名字的中文发音，再对应写成英文即可。可能也因为这样，当郭亚开现在提出要担保儿子来澳洲留学读书时，其子的英文名字姓氏就与他对不上。其次，其子此时已经十六岁，如何证明他们的父子关系呢？澳洲当局当时的做法不是验DNA，也没有这种条件，而是通过海关查询其出入境记录，确认其离开澳洲回中国探亲所停留的时间长短，以推测期间他是否在家乡造人，有生育。鉴于当时澳洲的华人回乡探亲目的通常是结婚生子，在家乡一待少则一年半载，多则更长时间，即二到三年不等，因而在这段时间内播种生子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就很大。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故澳大利亚当局以此作为判断，亦颇为有效。根据海关记录，郭亚开此前从1907年到1928年间曾六次回国探亲，每次在中国待的时间都超过一年多以上，分别是1907年8月至1909年8月、1912年6月至1915年3月、1918年6月至1920年5月、1922年2月至1923年6月、1924年10月至1926年4月及1927年1月至1928年10月。郭章赞出生于1915年7月，是在郭亚开第二次回国探亲返回澳洲4个月之后的事情。从播种到生育的周期来看，他们有父子关系显然是合情合理的。
    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内政部通过上述记录确认了其父子关系以及经过调查也确认了郭亚开无不良行为与嗜好之后，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陈维屏遂于该年度5月13日，为郭章赞签发了新版的中国护照，护照号码122511，有效期三年。5月19日，内政部也照准发放了一年期的入境签证，号码是H.A.32/3017。总之，一切还算顺利。
    于是，1932年10月9日，郭章赞乘搭“太平”号班轮，从香港抵达雪梨港。他的父亲郭亚开和哥哥(只有英文名字Shar King，不知与其对应的中文名字)一起接他出关。
    抵达雪梨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0日，郭章赞就正式进入唐人英文书院念书。因其早在1931年初就注册入读香港的华南英文书院，打下了很好的英文基础，过雪梨海关时，也能在回答澳洲官员的提问时对答如流，因此，就读该校之澳洲课程，显得比较从容，应付自如。由是，他在这间学校一直念到1933年底，各科成绩优良，波澜不惊。
    1934年新学年开始，已经十九岁的郭章赞转入位于市区东部达令赫斯特(Darlinghurst)区的圣母修会中学(Marist Brothers High School)。虽然学习成绩依然保持优良，但他只是在这间中学读了一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没有在这里求学下去，到1935年初，又转回到唐人英文书院继续读书。这一次，他算是定下心来，再也没有挪窝，也保持原有的学习成绩，只是其中因骑摩托出事，休息一个星期而已。
   1936年6月17日，二十一岁郭章赞结束了三年半的澳洲留学生涯，在雪梨乘坐同样的班轮“太平”号，经香港返回中国。作为受到过西方中等教育的年轻人，回到风云变幻之际的祖国，面对日本侵华的脚步日益加快，以及中山籍开办的四大百货公司在上海、广州以及香港的商业拓展，郭章赞的人生发展有很多的选择。只是我们手头没有他此后的资料，无从谈及。

下面是郭章赞的护照详情。

1932年4月9日郭亚开为其子郭章赞在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请护照和签证所填写的申请表。

1932年5月13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陈维屏为郭章赞签发的中国护照中文页。

1932年5月13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陈维屏为郭章赞签发的中国护照英文页(右边)及5月19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内政部签发的签证章(左边)。

1932年4月雪梨唐人英文书馆校长给郭章赞的录取信。

1932年1月香港南华英文书院校长给郭章赞的推荐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