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李宗仁先生

黄旭初

李宗仁先生一月三十日凌晨在北京逝世的消息，香港电台二月一日先行广播，香港各报二日更遍予报导，噩耗突来，并非意外。他以七十八岁高龄，近年患上哮喘症，原不适宜于北方酷寒气候，去年九月下旬刚由医院出来，到十月八日又复入院，中经几次险关，终告不起。曾共患难努力国事的战友，继白崇禧、黄绍竑两位之后又弱一个。故旧凋零，知心日少，追念畴昔，殊难为怀，搦管缕述，聊抒感怆。

——民国五十八年二月廿四日写于九龙——

少年同学

    我和李宗仁先生结缘，是从民国元年在桂林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同学起。校的前身是广西陆军小学，辛亥革命起后无形停顿，民国建立，乃将原有陆小学生并加招一部分新生改组易名而成。李为陆小三期生，我是新招取录的。全校生共百余人，编为三队，分步、砲两科。李在第一队，我在第三队，都在步兵科。李的器械体操和骑术非常出色。民二夏间毕业，李即出而服务，我却考入陆大，分道扬镖，一别不觉十年。

戮力同袍

    民十一年夏，广西全境自治军蜂起，成为群雄割据时代，李氏率部驻在郁林，被推为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是年冬间，他邀我入幕为参谋，这是我们共同奋斗努力国事的开始。由是以致十四年，部队名称迭改为桂军广西陆军第一军，李任总指挥、军长，都以我为参谋长。先助黄绍竑部取得梧州，以与广州方面革命势力密切联系，再和黄部合力，费三年工夫，经过肃清陆荣廷、沈鸿英腐旧势力和驱逐云南唐继尧军入侵各艰苦战役，终于恢复了全省统一，树立起新时代广西的基础。

    李宗仁、黄绍竑将广西归依革命的广州国民政府。十五年四月，国府将广西陆军第一、二两军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任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军辖九旅，我被任为第四旅旅长。是年夏国府出师北伐，李率第七军半数出征，黄率余部在省维持后方。第四旅留省，我和李氏又暂分袂。李说服和援助湖南附义，造成革命军胜利的始基；后在箬溪、德安、龙潭各战役大捷，为国人所称道。

败困柳邕

    十八年春发生武汉事变，李宗仁自沪、白祟禧自津先后脱险回省，在容县小休，黄绍竑召集将领会议，我又得和李氏把晤。会中，大家因南京令黄将李、白拿解赴京，相逼太甚，一致愤而决定攻粤。李赴香港任对外联络，攻粤作战由黄、白指挥，五月出师，在白泥败绩，全军撤退回桂。是役我负伤，赴港就医。宁方乘我败，令湘、粤合武汉叛军李明瑞部攻桂，黄、白不忍同室操戈，将部队交吕焕炎、梁朝玑等与李明瑞妥协，七月初即相偕离省到港越。俞作柏、吕焕炎相继受南京命主桂政，均不能服众，各将领于是年冬派人欢迎李、黄、白回省主持。汪兆铭同时命张发奎率部由鄂经湘入桂合作攻粤，但又败归。十九年四月，我伤已愈，奉召回邕任教导第二师师长。那时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几位老集团军首领在北平另组中央对抗南京，李四月一日就第一方面军总司令职，黄为副，白为前敌总指挥。五月李、白率大军入湘，直指武汉，期与阎、冯会师中原；黄率两教导师为后队，出发稍迟，被粤军先占衡阳将我军隔断。李、白回师与黄合击粤军于五塘，不利，七月全军撤到柳州整编。南京令滇出师袭我后方，已围南宁；又令湘、粤两方乘胜追入，粤军进占梧州以至宾阳。李任我为第十五军军长，令乘隙入南宁城坚守。我受命即由柳入邕，由八月下旬将至双十节，城中存粮将尽，官兵仅以黑豆充飢，李令白亲统大军冒险来援，十月十三日将滇军击溃逃回云南，邕围乃解，粤军遂由宾阳退贵县。这两年广西陷入逆境，大家吃尽苦头。李、白间关几难脱险；李、黄在港曾被驱逐；进攻粤湘每战必败；省境仅保桂柳色笼贫乏地区。而我个人也战败负伤，孤城困守。所幸李、白都能坚忍领导，志不稍摇，度过难关，重振旗鼓。只黄厌内战，主张和平，离省而去。

使学为政

    我少时只读过四书五经，入学校也不曾学过政治，更无行政经验；仅出身农家，以及屡次剿办土匪审讯匪俘，对民众疾苦尚有所知而已。后来走上从政道路，实出于李总司令的命令和本己的大胆。广西因军事行动不息，已经年没有省政府，只在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内设政务处以处理省政。二十年三月十五日撤销政务处，改设政务委员会，我被任为政治委员会主席，后来才知道此举出自李的决意。四月，粤因反抗胡汉民先生被囚于南京而与桂言归于好，反对南京的集合广州成立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任免粤桂两省军政高级人员。六月，撤销政治委员会，广州国府任命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这又是李氏的推荐，因他为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之一，参加最高政务会议。七月一日广西省政府成立，我从此离去军队而入政途，边学边做了十八年。 

    由二十年以至抗日战争前，两广形成半独立状态，军政措施自由任意。李氏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李费工夫在广州方面为多，省内军事委诸白氏。我们公余，常到总司令部和李白两位夜谈，随便闲话，由此觉得交换情报、沟通意见的重要，遂由总部、省府、省党部、高等法院四个平行机关时首长及其高级干部组成广西党政军联席谈话会，每周集会一次。后来无形中成为全省的神经中枢，正式改名为广西党政军联席会议。凡较重要或关涉各方面的措施，都提出来报告或讨论，多数同意后才由主管者发令施行，执行时遂免非议妨碍，而得合作互助。李氏如不因公离省，必定到会，自然发生领导作用。他做领袖的提倡实践，在下的便风行草偃，政风朴实简净，政令贯彻乡村，干部朝气蓬勃，人民安居乐业，抗日士气昂扬，建设积极努力，为其初愿之所不及。

抗日功高

    抗日战争八年，李氏先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调汉中行营主任，都在前方，而我却在省内，彼此暌隔。二十七年四月，我到武汉出席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顺赴徐州访候他，正当台儿庄大战前夕，白崇禧副参谋总长和我曾向他建议：「须注意功高震主，可将战功推之于上下和友军；军事政治重任集于一身（时他兼任皖省主席），十分劳苦，应物色辅佐，以免过劳而期周密。」他表示接纳。并对由省内来徐同人讲话：「抗战绝对乐观。蒋先生自南京西退时，曾在庐山召集干部讲话，谓此后对广西应以嫡系看待，不必猜疑。故我们对中央，应竭诚爱戴。对任何方面亦不宜得罪，但我们的政治立场不宜自失。省内不急之务，不宜浪费人力物力。对党务，事实上难以彻底整顿，应从行政方面着力。」我们辞归，七日晚刚到汉口，而台儿庄大捷号外，已在纷飞，全市悬旂鸣炮庆祝。

    廿八年一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渝举行，李氏由樊城、我由桂林飞往出席，廿三日在会听到军事报告中「各省征出兵员，以广西占首位」的话，彼此都感快慰。九月间他因公到渝，致电话嘱我节劳。他知我当参谋长时养成了对事务细大不捐的习惯，顾虑我会因小失大，故特警告。时适省府缺一委员，我顺问他有何适当人选？他说：「我贡献你一点意见，最好勿使委员分布的地域太集中，能在左右江、南宁一带物色为好。」后来选补了曾其新先生，是左江和右江之间的靖西县人。九月杪，他由渝请假返桂省母，因得小叙，他嘱在省军政干部须注意动员民众的方法，双十节复经重庆返前方。

    在廿九年整年中我未得和李氏把晤。他已移驻老河口。只通过三次长途电话，互道近情；往复几次电报，商量事件。十月杪，占领桂南十一个月时日寇撤往越北，我到南宁办理收复地区事宜，接获李氏十一月六日电云：「敌侵越后，弟即判断其必放弃邕宁以节约兵力，今果然矣。贼过之处，田舍为墟，百废待举，目前宜以恢复秩序，抚辑人民为首着，希督饬各专员、县长赶速办理。无知百姓曾受敌威胁利诱者，非有显恶，务勿过事株连。」我覆电谓一切正依尊旨处理。

    我为与中央商洽收复地区振款和农村贷款，于三十年一月下旬到渝，李氏也因公来到，盘桓一周，相谈省内、前方情况。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十二月十五日在渝开幕，他和我往出席。他向全会报告第五战区作战经过，博得热烈的鼓掌。会后于廿七日同返桂林。卅一年一月三日我陪他赴柳州、南宁视察，八日回桂。十四日他丁母忧，三月六日才离桂返老河口。此次相聚时日不少，对高级干部抱军事、经济、粮食等项悲观论的，他力辟其谬，诫以自己奋力。我尤感激他指示我几个缺点：作事缓慢；忙琐细，忽大端；对事的好坏、人的良否常不直说，致干部无从改正错误。十一月中旬又同出席党的五届十中全会。自是以后两年间只藉电话电报相联络。卅三年十二月我在成都割洽肠病，他由渝给我电话，嘱待完全康复后再工作，对省内事不宜着急。非常能体恤人。

吾谋不用

    军风纪巡察团主任石敬亭说：「第五战区部队最杂，而团结合作比任何战区为好。」这由于李氏善于指挥杂牌部队，人皆乐为效命，故第五战区声誉极佳。

    不仅指挥，他对战畧也具卓见。卅四年五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对我们谈及：「敌的重点在北，我也应将重点放在北方，美军应在上海、山东、辽东登陆，先苏军占领平津和旅大，这样，才能防阻苏联和中共。因此，浙、皖、豫、陕、绥的国军应先装备。」那时他已奉调为汉中行营主任。八月十日日本宣布投降，他以长途电话和白副总长商定向蒋委员长建议：「当前政府的基本任务，在于迅速接收东北和华北，确切控制沦陷地区。为达到此目的，应责成日军统帅冈村宁次通饬各地日军暂驻原防，切实保护交通，严防破坏。同时应由华北前线的战区尽速派遣部队沿津浦、平汉两线向前挺进，收复华北各省，进而安定东北全局。国军到达的地方，首须地方政府收编游杂部队，建立人民自卫武力，巩固地方秩序，安楫流亡，务使点线以外的广大地区，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一俟华北各省完全安定之后，再行接受日军投降，收檄日军武器，遣送日军回国，完成受降程序。」假使此议被采施行，胜利后的全国局势必将不同，可惜可惜！

塞翁得马

    抗战胜利后，李氏调任北平行营主任，卅四年十月廿六日到平。卅六年七月下旬我到南京参加田粮会议，李也由平来京，晤谈之下，知他因华北局面日坏，有办法而不能行，三月间曾来京请求辞职而不获准，欲请短假赴美就医也未允许。此次系蒋主席拟调其为东北行营主任，特召来京征其同意，并拟调任后派白崇禧部长代理东北行营主任两个月，以便李氏赴美就医。但他们两位都以照现在办法做去，东北绝少挽回的希望，一致辞谢。

    李氏在北平，经常邀集各大学教授开座谈会，又能以和平办法处理学潮，舆论对他很好。但他眼看着政治上的情形复杂，贪污腐化，无法改善。经济上的法币贬值，日泻千里，这一根本问题不能解决，政治、军事就无从谈起。军事上东北败征已见，全部沦陷只是时间问题。关内战局也日趋恶化，华北平原泰半已入中共之手，并无斗志的国军所占的仅系少数大城市，华北终将为东北之续已可见。自己身为华北军政最高长官，由于权力受到种种的限制，不能行使应有的职权，时局陷于不可收拾，却非由于自己才力不济，所以心情非常苦闷。

    国民政府公布召集行宪国民大会后，李氏决心竞选副总统。当时我和白崇禧、黄绍竑都反对此举。白谓除非得蒋先生同意，否则不宜进行，但探不到蒋的眞意。黄且亲赴平劝止他。但他以坐困北平，负责不能，辞职不准，唯一摆脱办法，只有竞选一途，胜则参加中央，倡导民主改革；败则解甲归田，息影林泉。抗战胜利后的政治病因所在是众所共知的，李氏竞选结果是胜利了，他后半生的命运也从此决定了。

    由于全国大势的演变，李氏副总统的头上，更被套上代总统的帽子，所尝到的况味，比之北平行营主任更辣更苦。捱了十个月，累到潜伏的政治癌病和十二指肠夙疾交侵并发，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离邕到港赴美就医。我和他黯然握手，从此无缘再晤，竟成永别。

思想转变

    李氏到美割治肠病，痊愈颇速，但对外交活动仍受一种势力所困扰，终无所成。

    一九五八年四月，我在日本得他函告，谓美已准许永久久留，出去可再入境，决筹旅费秋间经欧游日与兄促膝谈心，并非企图有所活动，人生活得一年算一年，与老朋友见面一次算一次耳。但七月函谓筹措旅费尚未成功，行期难定，将来再行约会。九月五日函谓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学院约他合作写回忆录，请我寄给资料并贡献意见。我将广西绥靖公署编的统一广西及第七军北伐战史初稿并其他资料数种寄去，并谓，将国民党一代政局兴衰的脉络症结，以公亲身经历的事实贯穿指点，只要不夹杂感情，自成信史，必将一纸风行。英文本经已完成，现存哥大。

    我在日本一次和他通信中，偶然提及：「政治制度亦各有短长，近读约翰根室的苏联内幕，据称『苏联有为民主国家所不及而应反省之点，并非如一般人所称漆黑一团者。』昔人有言，政治应去其太甚。若共产制度能去其太甚，亦未始不可以造福人类。中共似尚无太甚之自觉也。」他读了似大感兴趣，覆信大发宏论。我回港后，知各友也接他近信，已一反从前的反共立塲，同感诧异。一九六○年春间，我曾函询纽约一位朋友：「德公春秋愈高，思想亦愈前进，即青年几望尘莫及。不知台端亦有此感，并悉其转变由来否？」承那位朋友详细答覆如下：

   「德公自到美后至两年前，态度思想并末改变。前年德公生日，前往道贺，闲谈将来，德公忽谓人物有时期为限，我们属于摧毁北洋军阀以及抵抗日本时期，对于建设未有贡献。现为建设时期，我们不能做，不妨让别人去做。中国不建设不能自强，只要有人能建设，此为子孙后代造基础。已经建设之事业，将来为国人所有，共党不能带走。在建设时期之后，将有另一时期，将有另一批人出来主持，共党亦将同样受淘汰。

   「我闻此议论，颇为惊奇。嗣后在电话上多次谈及此事，始知其思想变更之原因，兹列述于后：

   「一、二年以来，英、加、法、美新闻记者与工业科学人士前往大陆参观后，均在报纸发表其所见所闻，一致对于工业发展之迅速表示惊异。一九四九年中国不能自制最普通之亚斯匹林药片，而今日可造超声浪之飞机。华北筑堤蓄水，竟运泥成山以接连左右两山，报纸杂志纷纷登载照片。

   「二、美国最著名之评论家Walter Lippmann比较中国印度，指出唯一不同之点，为中国有富于动力之全民运动，印度则无之。故中共于十年之内，生产力之强，可以接济经济落后国家，并可一度倾销以打击日本。而印度则需美援一百亿元、十年之后、方能独立。

   「三、纽约时报社论谓，亚洲最惊人之进展，为共产中国军事力量、经济力量之迅速增涨。若此种不可思议之牺牲，以及斯巴达式之纪律，能再继续十年，则一九七○年前，中国将为世界上军事力、经济力、政治力最强国之一。

   「四、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同国务院与国防部向国会联合经济委员提一报告谓：中国工业生产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美国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三，苏俄每年增加百分之八）。中国工业化最初时期，苏俄借款四亿三千万美元，但自一九五五年起，中共开始还债，每年运往苏俄货物比从苏俄输入者为多，此不惟还经济借款之债，且还军事借款之债。

   「五、前往大陆参观之人回欧回美后，有同样结论，中共政权之好坏是另一问题，但其基础甚固，决难推翻。

   「六、以前欧美一般人对中国人怀轻视之念，中国人亦自觉微贱，今则对中国人谈虎色变。虽其观念并非敬慕而为恐怖，但中国国际地位比前增高，在欧在美中国人不再遭受蔑视。

   「七、中共若能自造原子武器，则情形将更加不同，其最要关头为彼时中共采何政策？若以原子武力发动战争，则此十余年之建设将归乌有，人民早夕力作节衣缩食之牺牲，将付诸一空，不能享其成果。此即德公所谓建设时期之后，另一时期，应由另一批人出来主持。

   「以上数点，可以说明德公之思想因何转变，以及其对于将来的看法。」

    这位朋友所说，我相信是眞实的。

勇探虎穴

    一九六○年十月，李夫人回港省亲，带来德公给我和夏煦苍兄手书，书中首述他对我们的怀念；次言其夫人回港为省母；次言彼此对时局的展望的见解常有相左之处，但不至有损及私交的情谊；次言其对时事观测，往往丝毫不爽，此无他秘诀，实出于站在客观立塲和不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已。我们问知德公健康情形很好。又问德与大陆旧友有无通讯或联络？李夫人说：没有，他既不想再做官，自不需此，而且给美国知道，居留将会发生问题。

    一九六五年六月他夫妇俩离美飞往瑞士，我们看七月十四日港报才知道。他到瑞士将届匝月才给我来信说：「素有便秘、风湿等顽疾，加以年迈体衰，一日两餐及室内清洁等工作，稍一操劳即气喘如牛，辛苦异常。而内子德洁近年亦百病丛生，午夜彷徨，莫知所措，痛苦万状。曾与家人迭次磋商善后之策，一致同意将住宅出卖，暂到瑞士舍亲处依附寄食，再打算作落叶归根之计。」我即函覆，谓想望多年的旅游计划终告实现，可为喜慰；惜未经港，无由晤谈，又不胜怅然。瑞士气候宜人，又有亲戚依附，不妨多作盘桓，更于尊体有益。但信尚未到而他飞往大陆去了。

    他这一惊人举动，据事后所知，确是出于自感中共之有为，而决心归去，绝无任何条件。他既到大陆，认为所走的路是对了。他有过信给我，并托朋友传言（如参加北京记者招待会的徐亮之兄），劝我们勿徘徊十字街头，宜及早回来「祖国」。我曾答覆他不能回去的原因：「一、年力已衰，不能再任何项工作，回去徒然清耗国家一份粮食，于心不安。二、十几年来，习惯了放浪无拘任吃乱说的游荡生活，回去在严肃气氛、纪律束缚、以及单调闷人的报刊播音之下，实在难耐此苦。三、妻极固执，坚不肯行，亲属也无一人愿偕我往；她有老胃病，时在深夜猝发，只有我能照料，既非为赴前敌作战，自不便弃之不顾；即使忍心孑然独行，将来自己老病，亦徒累人。」我这些话，似滑稽却属事实。我作了这次答覆，不久红卫兵闹起来了，鱼雁遂绝。本来我在学生时代，对于大同、共产一类理想世界，久已向往。现在中共能动员全国民众力量一致从事生产建设，不使有一游手坐食的人，像这一类的措施，我绝不盲目一概反对，并且十分赞成，我的思想是很左的。但要在家人父子之间，互相监视斗争，我习染了几十年的旧观念抹刷不去，无法能住在那样冷酷阴森的社会，所以我的行动又是极右的。李先生他只看中共好的方面，而绝不计较其坏的方面，昂然入去，这种勇气我自问不如，只有佩服！

    人生自古谁无死，身后是非谁管得，得遂天年，且正首邱，当已没甚么不了的心事。闻李氏在北京曾告友人，只愿死后能把骨灰用飞机洒在台儿庄上空云。

全文完 

    以上《我与李宗仁先生》，是以西元1969年《春秋杂志》总第280期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网际网络首发◆析世鉴◆：http://boxun.com/hero/xsj.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