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军战俘见证日军在海南对中国人的暴行

——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续1)

1945年8月27日，亦即日军宣布投降之后快二周之后，美军为解救被日军在战时俘获而被送往海南岛北黎湾之八所作苦工的盟军战俘(主要是澳军和荷印军)，展开代号为“鸽子”的解救行动。由美军战略服务局的辛拉比少校率领一支八人组成的战俘解救敢死队，强行空降八所，将幸存的300多名盟军战俘解救出来。次日，美军解救队将这些九死一生的盟军战俘转往三亚，再经该处由军舰接送香港，最后遣送回国。【详见本人2007年11月所贴：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1) 系列】

在上述系列贴文的最后一篇，曾经提到，美军解救队于8月28日将盟军战俘转送往三亚时，于盟军战俘营中曾经留下了一些奄奄一息的中国劳工无法运走，只好将其留在当地【详见：解救海南岛八所盟军战俘(12) 】。但事实上，美军解救队次日还是派人从三亚返回八所，尽可能地对这些被日军虐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中国劳工进行必要的救治。

实际上，在八所盟军战俘营中的中国劳工，只是日军从华南强征或掳掠而来的大批劳工的部分幸存者。

八所之所以成为了被俘之盟军的苦力集中营，是因为日军于1939年攻占海南岛之后，发现了高品位的石碌铁矿并予以开采，为此需要在北黎湾建设港口，建设从石碌通往八所的铁路以便运送矿石。这些盟军战俘，只能满足日军对此大规模建设之部分劳工需求，而更多的劳力主要依靠的是中国劳工。从1940年底开始，日军从沦陷区的广州、香港、甚至上海以及琼崖各地，以欺骗和强迫等手段，陆续强征和抓来近二万余名中国劳工，他们被强迫与从南洋被日军俘虏后后送到此地的盟军战俘一道，为日军修建八所港。这些中国劳工在日军及其帮凶(包括许多日本平民、朝鲜人、台湾人及汉奸)的刺刀和皮鞭下，受尽凌辱，缺衣少吃，过着非人的悲惨生活，有的累死、病死、饿死、冻死，还有的被日军活活杀死。到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上述中国劳工已十去其九，仅剩下2000余名劳工得以幸存下来。那些惨死的劳工，被日军埋在八所港旁的荒滩上，人称“万人坑”，成为侵琼日军疯狂掠夺海南矿产资源、残忍杀害中国人民和盟国战俘的历史见证。为此，海南政府于1988年在那里设立日军侵琼八所死难劳工纪念碑，以铭记这一惨痛历史。

在八所的中国劳工死亡率如此之高，所遭受到日军的残酷虐待如此惨烈，令与之一道受辱的盟军战俘无法忘怀。虽然他们于1945年8月底被美军解救，离开海南，随即遣送回国，开始了新生，但他们没有忘记这些曾经与之共同遭受屈辱磨难的中国劳工及当地民众。他们要留下他们的目睹所闻，作为历史的记录，为战后起诉日军的暴行作见证。下面的几个片段，就是被解救的澳军战俘官兵，于1945年9月在香港等待遣返期间，所记录下来并递交给盟军香港最高当局的报告，以见证日军对中国劳工以及当地中国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日军宪兵特别审讯室
——澳军下士寇尔(A. G. Cole，兵籍号：VX25246)的证词

1944年11月至1945年1月的10个星期时间里，寇尔在八所日本海军司令部宪兵队服劳役，期间目睹了日军宪兵对中国人的残暴。

宪兵队的驻地，就在北黎湾日本海军陆战队兵营的对面。在其进门的二间房子，有一间即为审讯室，设有电刑设施及其它刑具。所有的中国战俘及被抓来的平民，进入宪兵队，首先被带入的地方，就是这个审讯室。在其于宪兵队服苦役期间，寇尔目睹了日军宪兵对中国平民的审讯方式。

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被全身捆绑带进来的。审讯时，他们不是被上电刑，就是用烙铁和烧红的铲子拷打，残酷之极。寇尔没有见过中国人被带进来后当场释放者。

守卫牢房的日军也毫无人性。他们常常将被关押在牢里的中国人的饭菜给拿走，因为他们不提供给犯人饭菜，这些都需要其亲友从外面送进来。牢房实际上是一间地牢，12-15英尺长，4-5英尺宽，没有厕所，卫生条件极其恶劣。那些没有亲友的犯人，就只能饿死。

在他于日军宪兵队服苦役的10个星期里，寇尔就见到35名这样的中国犯人死去，而他们又是由那些仍活着的犯人去将其埋葬的。

下面是寇尔提供的他手绘的日军宪兵队驻地草图。

按寇尔所标示之解释，从左边依次往下：审讯室、办公室、审判室、警卫室、伙房、地牢

二、为虎作伥的汉奸陈泽平(Chen Tze Ping，译音)
——澳军中尉史密斯(D. W. Smith，兵籍号：VX34426)的证词

1943年11月，田岛是八所盟军战俘营的舍监，军衔为中士，其上司为一中尉，住在八所老炮台边的高射机枪阵地，但总是定期视察战俘营。

就在1943年11月初，中国翻译陈泽平把一位中国人抓进了战俘营。在警卫室里，田岛和陈泽平对中国中国人进行了审讯。他们将其捆绑在一个框子里，用一根粗木棍使劲地棒打他。陈泽平先动手打，然后是田岛接着打，但他显然不是很会使用木棍，但下手也是很狠。只见一记重棍，就将那位中国人的脖子打断了。人死后，他就被装上一手推车上，用牛车拉出去就近埋了。此事不仅史密斯是目击者，澳军战俘最高长官——第2/21营营长史考特中校亦目睹了汉奸陈泽平和田岛整个虐待残杀中国人的过程。

三、菲华混血儿的悲惨遭遇
——澳军中尉史密斯(D. W. Smith，兵籍号：VX34426)的证词

大约在1943年1-3月间，史密斯中尉与史考特中校在八所盟军战俘营外面遇到了一位名叫大卫·格兰迪(David Grandi)的菲华混血儿，会说英语。当时，约在1942年年底左右，日军从香港船运了大批中国人到海南岛，有数千人之多。据他们说，日军香港当局给这些船运来琼的中国人二个选择：要么在香港挨饿等死，要么由日本人安排工作。日本人许诺说，在南边会有许多不同性质的工作等着他们去做。许多人听信了日本人的话，上了船，其中有许多人还是行政人员和店员，经验丰富。但他们一旦给运送到海南岛之后，就被强制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做苦工，没有所承诺的工作，也没有吃，更没有工钱。

当时在八所港的主要工作是修建存放铁矿石的驳岸，而从火车站到港口驳岸的通路的修建，就需要大量的劳工。这些繁重的体力工作，都由日本的三井公司管理。这些日本平民也极为凶残，苛刻虐待劳工。为赶进度，他们拼命驱使劳工进行高强度的工作。据格兰迪告知，这些日本人每天都无缘无故鞭打劳工，许多人被打得断手断脚，有病也不给治疗，死亡率惊人。一旦死亡的人数下降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又有劳工被从香港等地船运到此，手段与上述相同。1942年底到1943年初的那段时间，在八所的澳军战俘也与这些中国劳工一同进行上述高强度工作，就见到每天都有大批死亡的中国劳工等待收尸房去埋葬。澳军战俘中的一位军官就曾报告说，在许多情况下，那些奄奄一息待毙的中国劳工就被日本人扔到了营房外面，等待收尸房去收尸掩埋。

这些劳工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去离八所70几公里之外的石碌铁矿挖矿。所有在八所违反日本人规定的劳工，哪怕是小小的过错，都被送到那里去做苦工。据格兰迪所称，去到石碌所遭受的虐待更惨，死亡率更高。实际上，被送到石碌就意味着给判了死刑。在那里，日本人不发衣服，知配给少量的食物，也有一点点工钱，但却无处可消费。每个在那里的劳工都有编号，一旦逃走被抓回，都会被打得皮开肉绽；如果侥幸未被打死，还会给送回矿上挖矿。格兰迪的陈述是日本人忽视民生、欺瞒蒙骗、残酷虐待劳工方方面面的一个见证。此后，这个小伙子就突然不见了，再也没有听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据我们所知，日本人总共从香港船运了超过二万的中国劳工到海南岛，只有五千人最终活了下来【据海南省政府方面的资料，只有二千人左右幸存下来】。

四、日军斩首中国人
——澳军列兵伍沃德(G. A. Woodward，兵籍号：VX37644)的证词

1944年2月4日，八所盟军战俘营的伍沃德与其他三名澳军战俘，按规定于晚饭后去日军警卫室报到。随后，他们按要求每人手拿铁镐和铲子，在日军卫兵的引领下，去到战俘营后面约100码的地方。

在那里，他们在日军卫兵的监视下，按要求挖一个大坑，并运来一些白色的石头，是日军专门用来堆砌坟墓用的。没人告诉这些澳洲大兵挖这个坑干什么用，但他们有自己的判断，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已经看到有二个中国人被捆绑在警卫室里。白天的时候，在中国翻译陈泽平和盟军战俘营主管福永准尉的指挥下，这二个中国人就已遭受日本人严刑拷打，备受摧残。就在这些澳军大兵刚刚挖好大坑时，陈泽平翻译、福永准尉和几个日军卫兵就将这二个中国人带到了那里。这时，澳洲大兵们就给送了回去。送他们回去的日军卫兵告诉他们说，那二个中国人在那里是要被斩首的。伍沃德问那二个中国人到底犯了什么错，要被如此对待？那日军卫兵轻蔑地说：哼，他们都是坏人！

五、日军洗劫富阳(Fu-Young，译音)村并屠杀中国劳工
——澳军中尉史密斯(D. W. Smith，兵籍号：VX34426)的证词

1943年7月17日，大约下午4点钟左右，一队疲惫不堪手拿铲子的中国苦力，沿着沙丘，步履蹒跚地一路南行，走进了八所盟军战俘营。进入战俘营后，日军卫兵给他们分发了香烟，并让他们坐下等待。7点钟时，日军军官乘坐二辆轿车，在装载一个排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的卡车陪同下，来到营地。他们下车后，卡车开回八所。史密斯中尉问一位日军军官是怎么回事，得到的答复是，在八所，有些中国人不好，要给予严厉的惩罚。不久，卡车开了回来。车上装满了中国人，都被反剪双手，由手拿大棒的日本平民武装看守着。到了营地后，这些日本武装平民下车，列队走回八所。然后，日军那个排就上了车，并将那队疲惫不堪的中国苦力手中的铲子收集起来，丢到车上，而那些坐着等待的中国苦力此时也被赶上了车。在此过程中一直舞着指挥刀的日军军官，此时也再次钻进轿车，与整个车队沿着沙丘路走了。那个夜晚，月光如洗。大约一小时之后，大概是10点30分左右，车队返回到战俘营，但车上的中国人不见了。日军官兵将那些铲子堆放到警卫室后，就返回去了。

盟军战俘营最高长官史考特中校与史密斯中尉有个习惯，即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沿着战俘营外面的沙丘路散步。当然，这也是当时日军当局特准的，而路线则是固定的，也在日军卫兵的监视之下。但在上述事件发生的那晚，日军却不许他们进行例行的散步。直到第二天晚上，他们才得以恢复这一“自由”。就在沙丘路与河岸交界处的山包上，他们发现有新土翻过隆起之处，这在二天之前还没有的。战俘营的日军卫兵告诉说，那些中国人都被枪刺捅死并掩埋于此。其后，一些盟军战俘也得知了这一消息。当询之到底为何这些中国人罪及如此时，日本人说，他们都是鸦片走私犯。这样的理由，真是荒谬之极！因为史密斯中尉知道，那些人显然都是日军从香港运来的中国劳工，都在八所被日本人强制工作。

与上述事件相关的日军军官有：高级外科医师菊池大尉、军需官三岛(或者是矢岛)大尉、军法官Hishiala中尉、八所盟军战俘营主管高井少尉、以及日军北黎港司令部的近藤大尉等。他们应对上述屠戮事件负责。

不久之后，通过与附近的中国人的接触与交谈，史密斯中尉得知了下列事实：

在八所，有一中国人村庄名富阳。该村为周围烟馆(鸦片)与番摊(聚赌)中心。当由华人控制上述烟馆与番摊时，日本人严厉禁之；而当日本人控制上述烟馆和番摊时，则又极力开禁。1943年7月初时，日军派兵100多人包围了富阳村，抓走了130名男人和3名妇女，交由日本平民中尉(中文名叫“翁”)负责的日本劳工处审讯。

其后，那3名妇女和20名男人获释，剩下的那110人全部被日本人用卡车运走。八所的中国人后来得知，这些人中，有30人被处死，其余的人被送往一偏僻海岛，服终身苦役。日本人警告所有的中国人，他们必须吸食由日本人控制的鸦片。富阳村就这样被日本人给摧毁了。

六、羞辱一对中国男女
——澳军中尉葛若思(A. G. Growse，兵籍号：VX45078)的证词

有一次，葛若思中尉负责率领一队澳军战俘，在日军卫兵的监视下于八所修路。负责看管他们的是二个日本兵，其中一位是上等兵森。当时，森发现在离他们不远的路对面，有二位中国人，一男一女。那个女的当时正好走到路基边上去解手。

森发现这一情况后，就端着枪走了过去。他用刺刀指着这对中国男女，要他们都脱下裤子，然后叫那个女的躺下，命令他们在其刺刀下交媾。那男人无奈地向森摇头说，光天化日之下，这怎么可能呢。但森狞笑着，恶狠狠地命令他们照着做。在日本兵武力的威胁下，在倭寇刺刀的逼迫下，这对中国男女，只得屈辱地、战战兢兢地照办。目睹这一极度羞辱的场面，葛若思中尉也是义愤填膺，但又无能为力，只好向自己的袍泽下令，调转脸去，不去目睹这一丑行。眼不见为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