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漫漫遣返路

一 中方四处乞求的遣返交涉

1、期待遣返

 如前所述，在1945年9月10日接收亚包之前，澳军才刚刚获知那里竟然还有一批中国战俘。但在与他们接触之前，对其真实身份尚不了解。因为同样是盟军战俘，日本人就曾经在印度兵战俘中组建了一支“印度国民军”，旨在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政策指导下，作为日军附庸，开展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这一事实使战后盟军面临着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如何处理这些曾经为大英帝国而战的殖民地官兵？[1]因此，在未曾弄清楚中国战俘的真实身份之前，澳军也同样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待和处理这些中国官兵？于是，接收部队一边将他们集中到一起，一边向澳大利亚军部报告，请示如何处置，以及如何遣返他们等事宜。到9月19日，经多方查证，澳军部通知亚包驻军，须将这些中国官兵视为被释战俘对待，才最终确定了他们盟国官兵的身份。基于这一身份，这些官兵将会交由中国政府安排交通工具，尽快遣返回国。[2]

 事实上，战争结束了，被释战俘应尽快遣返回国，这不仅仅是澳军当局的希望，也是所有中国官兵的希望。

 对于澳军来说，在亚包以及新几内亚地区对所有盟军战俘以及盟国平民的解救和随后的救助安排，都是临时性的。[3]按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计划，由于战争结束，和平建设时期到来，澳军将在1945年10月份开始，对战时征召之近60万的澳大利亚军队展开复员遣返工作。这就意味着，除了澳大利亚本土的31万澳军之外，当时驻守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22.4万澳军，将从10月份开始到次年6月，逐步复员撤回澳大利亚本土，进行就业安置。[4]按照复员计划，亚包驻军因处理日军战俘及当地防务问题，将会在复员期的第2阶段，即1946年上半年，才会撤离，而这些被释盟军战俘如能尽早遣返，无疑将会减轻他们很多的负担。而且，到1945年年底，据称亚包驻军还需换防，这也是澳军急于催促被释盟军战俘尽快遣返的一个重要理由。[5]

 因此，1945年9月12日，澳军第11师刚在亚包解救出来部分盟军战俘，就致电军部，请示处置及善后办法。10月13日，主管整个新几内亚地区防务的澳军第1军，致电澳大利亚外交部，希望经由外交渠道，通知这些被释盟军战俘所属之各国政府，尽快将他们的官兵及国民遣返回国。[6]截至该年12月21日，在英国政府印度与马来亚当局以及荷属东印度政府的努力下，在亚包被解救出来的原印度兵、爪哇兵及马来兵战俘以及平民，已被先后运送回国。而何时能遣返被释中国战俘及其平民，则依然音讯全无。1945年11月26日，驻防澳属新几内亚的澳军第1军已经沉不住气，致电澳军总部，询问对仍然留在亚包的中国官兵与平民如何遣返，有何措施。从电文的语气中，就可看出其焦急的心情。[7]

 澳军之所以如此急迫，缘于此时在西南太平洋战区的澳军官兵，亦同样归心似箭，甚至因澳大利亚政府由于船只缺乏运输紧张，导致该地区驻防各海岛上的澳军部队撤离返国进展缓慢，而酝酿怠工与抗议风潮。例如，1945年12月10日，驻防荷属东印度群岛莫罗泰(Morotai)岛上的4500名澳军，久戍思归，不堪忍受战争结束后继续驻防海外的生活，曾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尽快将他们遣返回澳大利亚，与家人团聚。此事经媒体报道渲染，在澳大利亚引起很大反响。另外一个例子是，驻防布干维尔岛的澳军官兵也因战争已经结束而他们仍旧驻守海岛，回国无期，多方投诉无门，心生愤懑。他们于同月27日，趁澳大利亚总理祁复礼(Ben Chifley)到该岛视察时，故意将其飞机损坏，使之无法正常起飞，以示抗议。[8]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无论是澳大利亚政府还是军方，压力都非常大。

 唐代诗人杜甫曾写有一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表达其听闻胜利消息之后急欲归家的狂喜心情：“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实际上，这也是亚包解放后所有获救中国官兵的心情，他们同样思归心切。前面提过的张荣煦先生所听闻的吴坤上尉之死因，虽然与事实相距甚远，但却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兵中所弥漫的那股思乡之情和希望尽快返回祖国的心愿。在澳大利亚军部调查组查证吴坤死因时，葛尔上尉证词中涉及的当时中国军营里的一般状况，也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官兵都在等待尽快遣返的情形。

 在吴坤因玩枪走火被射杀前后的那段日子里，吴棪中校正只身从新不列颠岛前往澳大利亚。他此行的一个最大任务，实际上就是去堪培拉和墨尔本，分别向中国驻澳公使馆及武官署，以及设于墨尔本的澳军部战俘管理处(因为该处分管所有被释盟国战俘的救助与管理)，申述中国官兵“所有袍泽均热望回国效力”，[9]希望能尽快确定遣返日期的心情。

 吴棪于1945年10月中旬离开亚包。经澳军方的安排，他在澳军位于新几内亚岛莱城(Lae)的第1军总部曾稍作停留，然后于10月19日搭乘澳军飞机抵达悉尼。也许是他事先并未有与中国驻澳机构沟通联络好，故在抵达悉尼机场之后，并未有任何中国驻澳使领馆或武官署的外交人员在此迎接他。因语言不通，他一时间徘徊于机场，无所适从。最后，在机场工作的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伸出援手，代他与中国驻悉尼领事馆的代理领事取得联络，替他解了围。随后，这位中国代理领事商请悉尼当地一位颇具声望的华人，名叫D.Y. Narme，出面替吴棪安排住宿与行程。10月25日，吴棪离开悉尼前往墨尔本。他将根据指示，向设在那里的澳军战俘管理处以及中国驻澳武官署详细汇报中国官兵在亚包的情况，包括如何遣返等问题。随后，吴棪在澳军战俘管理处的安排下，于10月底前飞往首都堪培拉，向中国驻澳公使馆汇报并请示中国官兵下一步之行动。据吴棪返回亚包之后写给战俘管理处的致谢信日期判断，最迟在11月9日之前，他就已经返回了卡拉维雅湾中国军营。[10]

 从后来Narme先生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保安处汇报接待吴棪的情况来看，吴棪在悉尼期间，与驻该地的中国军事使团总部人员相处得并不愉快。该总部一位上尉军官见到吴棪中校时，曾严厉训斥他所穿之国军制服有碍观瞻。从前一章中涉及吴棪的档案照片可以看到，他所穿之国军制服确实是因在被俘后已穿戴多时，并且在抵达亚包后就被日军收缴而去，还是在日本投降后才得以再从日军手中取回，因此，破旧在所难免。通常来说，一位被日军俘虏多年的中国军人，在几年之后被解救出来，尚能身着自己哪怕是已经很破旧的军服，出现在自己国家的驻外军事使团机构里，本应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他理应受到代表其国家之权威机构或部门的热情接待和欢迎。而令那位当地华侨深为惊诧难解的是，吴棪中校不仅遭到自己国家使团的冷待，而且一位上尉军官，居然敢以气势汹汹的态度去训斥一位军阶远高自己的中校军官。不过，这种不谐场面的出现，也许是事出有因。据Norme先生当时观察，中国军事使团人员曾提出，可将吴棪中校本人就地设法，先行遣送回中国，但此议当场就被他拒绝了。吴棪表示，最好能让他有机会趁此在澳大利亚休整和康复一段时间，然后再返回亚包，与仍然在那里等待遣返的全体中国官兵汇合，一道返回祖国。[11]从吴棪的这种态度来看，他显得还是忠于职守，不忍抛弃那些朝夕与共相处了三年之久的700多名弟兄，而自己先行“逃遁”，确属袍泽情深，有军人本色。但他拒绝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职业官员对他的“关怀”，又有违他们的“好意”，双方之间的这一龃龉，恐怕也多多少少预示了亚包中国官兵的遣返之路不会平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