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澳军“云雀支队”的命运(下)

美军 “鲟鱼”(Sturgeon)号潜艇与“蒙得维的亚丸”

将满载澳军战俘之日本海军“蒙得维的亚丸”号运输舰一举击沉的，是由有“公牛”之称的威廉·怀特少校指挥之美军 “鲟鱼”(Sturgeon)号潜艇。美国海军为此还特地提供了1942年6月30日和7月1日鲟鱼号潜艇的航海日志，供澳方参考。

美军 “鲟鱼”(Sturgeon)号潜艇，1943年5月3日在加州马尔岛海军船坞外的身影。

在美军 “鲟鱼”号潜艇的航海日志中，怀特少校是这样记录该艇如何击沉这艘日军运输舰的：

1942年6月30日：在波甲多角西北洋面下潜行巡航。22点16分，西南方向出现一艘船之艨影，初认为其乃向正北航行，经几分钟的观察后，判断其为向正西高速航行。此时该船处于巴布延海道外侧，目的地显然是海南岛。为此，本艇开足马力，掉头向西，以便超越该船，迎头痛击。头一个半小时，我们显得力不从心，因为这家伙航速高达17节，甚至更高，而且还是之字蛇形前进。要想打掉它，此时显然毫无希望。但我们决定瞟上它了，等待机会，尤其是等待它调整有利于我们的航向。此时，它距离我们的射程约为18000码。还好，午夜之后，它的航速降到12节。这样一来，那就容易对付了。

1942年7月1日：拦截目标。此时是凌晨1点46分。从潜望镜里观察，它的体积显得比初见时要大得多，此时它的航向已经略略调整为西向左侧，距离我们大约是5000码。希望能再靠近1000码，以便发射鱼雷。

2点25分，在4000码射程时，发射四枚鱼雷。2点29分，听到并观察到该船尾升起75-100英尺高的连续爆炸。2点40分，观察到该船先从船尾沉没。2点50分，本艇浮上水面，向东航行，换掉电池。被击沉之船应为Rio de Janeiro Maru，或者是同类型之船，总之是艘大船。爆炸之后，曾看见其甲板上有几只灯亮着，但显然此时该船已失去动力。沉没之前，其舰首高翘在天空约达6分钟之久。再次下潜。与该船再无接触。

所有在蒙得维的亚丸上的澳洲大兵和平民，就这样无一幸免，随着该船一起沉到了深达4200米的海底，长眠此间。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这是澳军战俘死亡最多的一次海难。整个战争期间，被日本人俘虏的澳大利亚人，总共死去8000人。而仅从新不列颠岛被俘的澳军官兵和平民，就死去1000多人，比例高达八分之一。当然，美军潜艇在发起攻击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艘日军运输舰上所装载的，是他们的盟军袍泽。


美军鲟鱼号潜艇1942年6月30日和7月1日的航海日志之一

美军鲟鱼号潜艇1942年6月30日和7月1日的航海日志之二

美军鲟鱼号潜艇1942年6月30日和7月1日的航海日志之三

有许多资料表明，有鉴于1941年底日军突袭珍珠港给美国海军造成的巨大耻辱，美军上下都憋足了一股劲，要以血还血，报仇雪恨。1942年4月的杜立德敢死队轰炸日本东京的壮举，是为一例。美国海军潜艇在太平洋上四处游弋，袭击日本海军及其商船队，以威胁其生命线，就是其复仇的具体表现。实际上，鲟鱼号潜艇在击沉蒙得维的亚丸号运输舰之前，就曾经在6月25日与马尼拉外洋海面上，发射三枚鱼雷，击沉了一艘日本商船队的大型运输舰。由此可见，当时美军的攻击精神是如何地强烈。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当时鲟鱼号潜艇一旦咬上了没有护航军舰随行的蒙得维的亚丸号之后，就锲而不舍地跟踪，抓住时机，果断攻击后，就迅速撤离。而山内先生回忆说，当时蒙得维的亚丸之所以在6月30日午夜将航速减了下来，主要原因是原定的二艘日本海军护航驱逐舰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汇合，故降速等待驱逐舰。不然的话，也不至于为盟军潜艇乘机用鱼雷将其击沉。

2002年，一位当年美军“鲟鱼”号潜艇的轮机兵杰克·艾金生(Jack Atkinson)，在得知蒙得维的亚丸号惨案之后，站出来说，当时无论是艇长怀特少校还是他们这些普通水兵，从潜望镜中观察到这艘船时，都将其视为日本的运兵船。因此，在艇长下令发射鱼雷时，没一个人手软。现在知道真相，即他们当时打掉的不是日军的运兵船，而是盟军的被俘官兵时，作为当时参与发动攻击的潜艇中之一员，杰克深感内疚。只是当时处于战争状态，难以细究，遂酿成此惨案，也唯有徒呼奈何了。

而前面提到的日军蒙得维的亚丸号幸存水手山内先生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说，当他们这些水手和日军警备队人员搭乘救生艇逃出时，远远地还见到落水的澳军战俘围在一起，唱着歌，跟着运输舰一起沉没。他说，其情其景，令人难忘。

日军“鸣丸号”辅助舰与澳军亚包守备队幸存者

如前所述，与蒙得维的亚丸一起沉没死亡的，除了那208名平民之外，全部都是云雀支队的澳洲士兵。而澳军亚包守备队的约60名军官和女护士，则不在这艘船上，他们于战后在日本的集中营全部被美军解救。


这是1942年上半年被日军在亚包俘虏的澳军护士和其他护士被关押的地方——宛那坡(Vunapope)修会集中营。

这些澳军军官和护士没有重蹈覆辙，幸免于难，因为他们乘坐的是另一艘日军辅助舰“鸣丸号”。该舰于1942年7月6日从亚包启航，并没有步蒙得维的亚丸之后尘，而是侥幸躲过盟军潜艇的攻击和空军的轰炸，顺利抵达日本。


这是被盟军在日本解救的澳军亚包守备队随军护士和其他平民护士于1945年9月4日飞抵菲律宾马尼拉时的合影。前排： 1. Grace Kruger 2. Alice Bowman 3. Jean McLellan 4.Jean Christopher 5. Dorothy Maye 6. Etta Jones 7. Mavis Green 8. Lorna Whyte 9.Daisy (Tootie) Keast；后排:  10. KayParker 11.Mavis Cullen12. Kathleen Bignell 13. Mary Goss 14. JoyceOldroyd-Harris 15. Dora Wilson 16. Dorothy Beal 17. Joyce McGahan。还有二位在日本被解救的于亚包被俘的澳大利亚女性，Eileen Callaghan和MarjoryAnderson 因体弱无法跟随他们遣返，暂时留在日本修养。他们将从这里飞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再回到各自家里。

在新不列颠岛被俘的澳大利亚女性，除了上述6名随军野战医院的护士之外，还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公共卫生部在亚包的7名护士，4名基督教循道会护士，以及一名种植园主的妻子。他们也随同澳军军官一起，登上鸣丸号，被运到了日本集中营关押。在他们登船之时，其中的那名种植园主动妻子正在发高烧，还有一些人身体虚弱。但幸运的是，尽管航程艰难，备受折磨煎熬，而他们却大难不死，无一人死于途中。事实上，抵达日本集中营的澳军60名军官和18名护士及平民，到战争结束时，也没有一人死去，最终都回到了澳大利亚的家园。


这是四位澳军云雀支队军官，在亚包失守后历经艰辛逃出生天后的合影。后排左为野战救护队(2/10 Field Ambulance)的Edward Charles Palmer少校，右为第22营(2/22Battalion)的Christopher Ernest Goodman上尉；前排左为亚包防空炮队队长David Mayer Selby中尉；右为第22营(2/22 Battalion)的William Taylor (Bill) Owen少校。

由此，澳军在亚包的云雀支队约1500人，除了上述在日本集中营中幸存下来的60名军官和成功逃出的300多官兵，合共400多人之外，其余1000多官兵，全部丧失了生命。这一千多名官兵中，有60人左右，于1942年1月23日日军登陆进攻亚包时，当场战死或失踪；140多人在逃亡时被日军截击而集体屠杀；800多人则在海上遇难。可以说，这支澳军历史上有名的“云雀支队”，下场凄惨。

第2/22营B连12排队官兵，拍摄于1941年，亚包。他们大部分与蒙得维的亚丸长眠于菲律宾外洋海底。

附属于云雀部队的新几内亚志愿兵团，拍摄于亚包，1941年。他们中的大部分官兵也与蒙得维的亚丸长眠于菲律宾外洋海底。

尾声：永久的纪念

1945年底，澳军战争公墓处在亚包的碧塔帕卡开辟一战争公墓，以安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新不列颠岛阵亡或死难的澳军将士以及其他盟国的官兵。在这里，为那些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云雀支队死难官兵，建立了衣冠冢，以示纪念。


亚包的碧塔帕卡战争公墓

1993年9月16日，在亚包辛普森港湾，离当年云雀支队官兵被装载上蒙得维的亚丸号不远之处，亦即能嘹望海湾的一块平地上，建立了一个由云雀支队后裔捐赠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捐资修建的纪念牌，以纪念和缅怀当年在新不列颠岛及爱尔兰岛阵亡或死难的1200名澳军官兵。


1993年在亚包辛普森海湾建立的云雀支队纪念碑。

1993年在亚包辛普森海湾建立的云雀支队纪念碑上的云雀部队纪念铭牌。

有青山为伍，有波涛萦怀，由碧水环绕，愿澳军云雀支队官兵的英灵永远与亚包辛普森湾相伴，庇佑新不列颠岛的众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