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新四军

 在前述的田际钿回忆中，曾说到与他在亚包一同做苦工的，还有新四军战士、游击队员。[1]从中文媒体上涉及新四军战俘被押送前往新不列颠岛的引用和报道皆源出于此来判断，很显然，田际钿之所述，是目前唯一的一份亲历者最早涉及亚包中国战俘中有新四军官兵的口述记录。

 在2007年对张荣煦先生的访谈中，他也谈到，当年在亚包那批中国军人中，是有过新四军的官兵。只是新四军在其中具体人数有多少，他当时也不甚明了，更不复记忆。[2]

 2009年访谈李维恂少校时，他也非常肯定地确认，在待遣返的中国军人中有新四军的战士；而且，他作为这支待遣返的中国官兵大队的负责人之一，还常与他们打交道。[3]

 从档案资料留存的战后在亚包待遣返的中国军人的名册中，可以找到几位原属部队为新四军的官兵姓名，计有：少尉周纪隆、中士刘树生、上等兵余波金、上等兵汪友璋、一等兵周炳生、一等兵苏长发、二等兵陈根宝、二等兵赵金洪，一共8人。[4]

 众所周知，新四军当年的主要作战区域是长江南北，基本上都属于第三战区的范围，对日作战，亦以游击战为主。从上述8位新四军官兵的籍贯来看，有5人是江苏人，且基本上都是来自江南无锡、昆山和金台一带，另外三人籍贯则分别是安徽、福建和湖南。故很有可能，他们就是在江南一带对日作战时被俘的，因为1942年前后，江南地区作为日军在华东傀儡政权的主要区域，曾经历过日军大规模的清乡行动。因此，有新四军在日军的清乡行动中及作战中被俘，随后关押在南京老虎桥集中营里，亦是顺理成章之事。当日军将该处关押的中国官兵选送往新不列颠岛做苦工，其中有部分新四军官兵，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和其他的国军官兵一样，都是为了抵抗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战败被俘的。

 因有关亚包待遣返的中国官兵名单档案资料中没有八路军的记载，我们无法判断在被日军押送到新不列颠岛做苦工的中国战俘中，是否有过八路军官兵。根据前述的驻防于豫、陕、晋的第14军和第27军等原隶属第14集团军部队皆有官兵被俘而关押在南京，而最终他们中的部分人员成为日军送往亚包的战俘劳工这一例子，那么，活跃于华北一带的八路军，其靠近华中地区之部队在对日作战中的被俘官兵，部分被解送南京老虎桥集中营关押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在没有获得从南京押送往亚包的全部1000名中国军人名单之前，我们无法确认是否有八路军的官兵包括在其中。

5、其他游杂部队

 从南京被日军押送到亚包的中国战俘，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各级地方政府组织的抗日游击队和自卫队等性质的民众武装。

 也许，这些就是前述田际钿所指的战俘劳工中的游击队员。但因其所属部队的番号繁杂，又大多数都是地方性质，至少在名义上是受国民政府的地方机构及战区领导，无法予以准确定位，难以将其归类于田际钿所指的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伍之列。因此，下面所说的这些游击队员，只就通常意义上的游击队而论，并不涉及意识形态归属。

 从亚包中国战俘幸存者的名单中，仅在“留澳属新不列颠岛暂编第一大队现有官兵名册”里，就可以看到，许多人是属于苏、浙、皖三省的各种不同性质的抗日游击队或自卫团。如属于江苏省的有：江苏省保安四支队、江苏保安第九旅、吴县自卫团、吴江县常备大队、松江自卫队、江苏金山县保安大队；属于浙江省的有，第三战区游击一支队、嘉善县战地服务团、嘉善县国民兵团、浙江平湖国民兵团、杭县国民团；属于安徽省的则有，皖南先遣纵队、皖南敌后先遣纵队、第五战区十一游击纵队，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属于其它战区的，如第一战区游击队、第六战区挺进纵队、抗日第三纵队等等，甚至还有上海、武汉的武装警察。真是番号各异，五花八门。

 抗日战争时期，苏、浙、皖三省日、伪活动频繁，统治残暴，而国军和由其派生出来的各类游击队和民众自卫团体众多，同时共产党新四军在此也极为活跃，各种力量和组织交织在一起，形势错综复杂，客观上不利于并威胁着日军及其南京傀儡政权的统治。自1941年之后，为保障掠夺战略物资“以战养战”、以及为其实施“大东亚共荣圈”的南进政策抽兵南调，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计划，日军在长江下游开始分区清乡，重兵清剿各类抗日武装，大肆搜捕各级抗日人员，这就导致了许多势单力薄的游击队和抗日武装人员的被俘。而这些被俘人员，就被日军大量充当苦役使用，为其侵略战争和掠夺战略物资服务。江苏省苏州市地方志的记载，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日寇的清乡及其被俘抗日武装人员的命运：

日寇除了杀害这些抗日人士，还把他们中一些人当作奴隶送到日本、南洋等地充当苦力。吴江人沈中江(曾任娄下乡乡长)沦陷后积极参与敌后抗日活动，曾深入敌伪，破坏敌伪苏嘉路金家池的防御工程，1941年清乡时被捕，拘于南京收容所，备受酷刑，是年将转解至南洋群岛充当苦力，不甘受辱，途经常州丹阳间，跳车殒命[12]。鞠巧生的《九死一生记》，更详尽地记述了他所经历的人间地狱般的苦力生涯。[13]鞠巧生1938年参加了常熟淼泉乡的抗日自卫队，任中队长，这是当地人民自己的武装组织。1941年8月后，日伪武装清乡，常熟抗日自卫队的一些成员不幸被捕，鞠在其中，从此开始了长达6年九死一生的被俘岁月，先后被关在淼泉日本宪兵队、白茆宪兵中队、支塘宪兵大队、清乡委员会驻苏办事处、苏州地方法院看守所、桃花坞第三监狱、南京第一战俘收容所，受尽种种折磨和非人待遇，在南京时就开始被迫做苦力，一天要劳动12小时以上，喂马、扛米包、去兵工厂做重活，到浦口三井洋行煤城做装卸工。1942年冬，一日突然紧急集合，被命令脱去棉衣裤，仅着单衫，又用麻绳将众俘首尾一串，关进铁皮棚车，象送牲口一样押上了日军运输舰，......到了太平洋中的新不列颠岛......。1947年8月，鞠巧生才得以回国，已是伤痕累累，患过疟疾、得过盲肠炎、瞎了一只眼睛，而他同往的战友，常熟的方友友却永葬南洋了，南京同去的战俘只剩下四分之一。[5]

 上述例子表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弥补战场上严重的劳动力不足，就将这些各类游击队和民众武装的被俘人员，作为战俘劳工，送往新不列颠岛服劳役。但尽管他们在亚包也是被视为战俘，然而与那些被俘的正规军人在称呼上还是有所区别。他们在战后亚包的战争罪犯审判庭上作证时，被统称为“游击队员”(guerrilla)。而他们自己，也是同样如此自称。[6]

 此外，还有少数几位来自其他战区正规部队的被俘官兵以及一位新闻记者，也一并给归类到这些游击队员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