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蒋、桂争夺青年见闻

张洁

　　抗敌青年军团，是新桂系首脑李宗仁在抗战初期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建立的。它从创办到结束，虽只有短短十个多月时间，但它却反映了新桂系的勃勃野心和蒋、桂明合暗斗的具体事实。这里仅就记忆所及，将它的始末记述于后。

　　抗敌青年军团的前身，是1937年11月间在江苏徐州建立的“第五战区青年战时服务训练团。”

　　那时，东北、华北、上海等地相继沦陷，各地流亡到徐州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为数甚众。他们大都是满怀爱国热情和抗日壮志而又苦无出路的年轻人。当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成立不久，即通过报纸、招贴，招收学员。凡大专院校和中等程度学生，只须持有一定证件，即可报名入团。记得当时第一期开训时，足有五百余人。

　　这个团，是由李宗仁亲自兼任团长，而实际掌权的却是李宗仁的称心助手、第五战区中将军法执行总监张任民（兼付团长）；教育长则是当时桂籍的江苏教育学院院长雷沛鸿（他当时带着教育学院学生数十人到徐州。后来在广西担任教育厅长）。具体管训各队学员的，则是张任民的亲信周聪。

　　这个团只设一个大队，下分四个中队（第四中队为女学员）；大队设大队长一人（周聪任大队长），中队设中队长中队付各一人，每个中队又分为若干分队，由学员中挑选分队长。

　　训练内容除一般军事常识和步兵操典外，还有战地服务、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等课，训练时间为一个半月。

　　新桂系很重视这个团，兼付团长张任民每晨天未亮就到训练现场视察或于学员早操跑步后集合作精神讲话。李宗仁也曾多次到团视察。

　　当训练期满，学员大都分配在部队、军事机构、宣教部门等；我被分配在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这个会当时是党的地下党员郭子化领导的）。有些则被留团当下期学员分队长。当时由于战局日趋紧张，这个团即随司令长官部由徐州撤往河南省南部行政中心潢川。随同撤退的，还有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各个部的工作人员及其所属的各个团体（这些团体大都是上海来的爱国团体）。我和张树民（后任解放军一野军级政委）则被分配随抗宣队撤退。

　　由于在徐州未撤退前已招收了第二期学员，加上经开封、郑州、许昌、信阳各地又接收自愿加入的不少人，所以队伍到达潢川后，足有三千余人。这个训练团便扩大组织，改名为“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团长、付团长仍由李宗仁、张任民分别兼任。编制由原来的一个大队扩充为四个大队；并建立了一个团本部和一个相当规模的办公厅。

　　为了吸收更多的青年学生，新桂系还延聘了不少进步文化人、学者、教授，如曾经留学过苏联的大学教授郝惊涛、匡亚明（解放后任南京大学校长）和王深林、佟子石、诗人臧克家等，都是当时这个军团的政治教官。在这些政治大课中，最受学员欢迎的，是在苏联留过学的大学教授郝惊涛。每逢排到他讲大课，学员们都奔走相告，兴奋满怀；听课亦都全神贯注，鸦雀无声。听课回来，不少学员还谈得津津有味。同时，除李宗仁、白崇禧多次到团讲话外，一些桂系显要如潘宜之等，亦经常来团为学员上大课。他们讲话内容的实质都是相同的，那就是“要团结起来在李司令长官的领导下抗战救亡”，很少听见“在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字句。

　　在政治大课之外，就是军事训练；其内容和第一期差不多，也有实弹射击。但比起第一期来，对政治课远比对军事训练为重视；实质上是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训练为次。这和新桂系的勃勃野心，是联系在一起的。

　　新桂系之所以将这个团命名为“抗敌青年军团”而不命名为“抗日青年军团”，含义是很深刻的。记得当我进入这个训练团以后，就产生了这个疑问。我也曾和其他怀有同样疑问的学员议论过这个问题，但始终得不出一个结论。后来受训结束，和部分新桂系人马混熟了，才从一位政治教官那里得到了答案。原来用 “抗日”二字只能抗“日”，而用“抗敌”二字则大不相同！这就是说，除了日本以外，还可以抗新桂系要抗的任何对象。这位教官还进一步暗示，“抗敌”二字主要是为了以后对付蒋介石的。

　　因为，自抗日战争开始以后，表面上全国都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可是，长期割踞一方的军阀、土皇帝，并没有因大敌当前而真诚团结，一致对外；他们在“抗日救亡”的招牌后面，和蒋介石一样，还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新桂系自然不能例外。组织抗敌青年军团，就是为新桂系扩张势力作准备。特别是在河南潢川扩大为抗敌青年军团后，付团长还兼任了设在潢川的河南省第九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并将第一期留团工作的学员（包括作者在内）分别安置到专员公署的各个部门，任秘书、管印、庶务、总务和各科的主要科员，凡专员下达各县的指示，有时不经过各科科长，由新桂系安置的科员办好直接送专员或秘书签发。其后新桂系还选派了一部分政治教官，接任了该专区所辖的光山县、经扶县、商城县县长，准备在豫南山区和大别山一带扎下根来。

　　蒋介石一伙，对新桂系这些所作所为，当然不会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的。在这个“抗敌青年军团”于潢川扩大组织以后，特别是全国各地出现了流亡学生、社会知识青年甚至东南亚（包括南洋群岛）各国华侨子弟相继投奔该团的情况，蒋介石一伙更加迫不及待，极力设法遏制新桂系势力的膨胀。混进这个团里的职业特务学员，就是“CC”通过各种机会渗入的。“CC”给他们每人每月卅元的津贴，要他们接受“CC”交给的“任务”。

　　由于这个军团在徐州、潢川和沿途自愿参加的学员中不尽是学生，有些是地方上的低级职员，为了逃命才参加进来的。所以，这个军团的学员概括说来，学员中的情况可以区别为五类：一、思想进步，觉悟较高、向往共产党、八路军而又找不到门路的；二、思想进步，对蒋政权抗日缺乏信心而对新桂系抱有幻想的；三、满怀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而又缺乏政治分析能力的；四、思想比较顽固、敌视进步、敌视共产党的；五、“CC”派进来的职业特务学员。在这五类中的一至三类，大、中学的学生、社会青年，占大多数；第四类则以各地原蒋政权中的党、政人员居多；或地主、土豪家庭出身的学生，占少数；第五类数量虽更少，但分布面很广，活动能力很强，他们经常在各个队的学员中搜集学员思想动态和新挂系在这个团的一切活动情况上报；特别是在学员中进行拉拢、造谣、破坏，无所不为。如在队里搞小集团，煽动学员离队去参加汉口战时干部训练团，说“战干团”生活待遇好，吃的好，一年发多少衣服鞋袜、每月有多少另花钱等；同时，还四出造谣，说什么“青年军团里有很多共产党”、“青年军团快解散了”、“青年军团快并入战干团第二团了”等等。

　　由于学员中情况如此复杂，特别是由于那些职业特务学生的活动，一方面引起了新桂系的注意，一方面使学员中逐步形成了左右两派的对垒和斗争。

　　这种对垒和斗争，不但表现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上，而且还突出表现在下面两件事情上：第一、对编辑团刊《抗敌青年》的争夺。“CC”派进来的职业特务学员，首先想控制这个刊物、占领这个舆论阵地，并曾被他们劫持了一小段时间。后来终被发觉，重新选派人员负责（包括作者在内）。记得我进入编辑小组后写的第一篇文章，是《我们不是商品》。文内大意是说“青年在抗战烽火的锻炼中已心明眼亮，我们有自己的认识和理想；如果有人想把我们当作为他们谋取私利的资本或掠夺的对象，必将大失所望……”等等。我所以要写这篇稿，骨子里矛头指着两边，那就是一方面指着“CC”派进来的职业特务学员，另一方面也是指着新桂系。同时，我们在这个刊物上还经常宣传爱国抗日思想，反对卖国投降、反对汉奸特务；特别是曾在这个刊物上提醒大家不要上已经变为“商品”的人的当等，对各队学员思想上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对“CC”派进来的职业特务学员的阴谋活动，亦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第二件事，就是对选举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代表的一场较量。记得1938年春夏之交，世界学联为声援我国抗击日本侵略军，派来了一个代表团，团本部接到中央的通知，要青年军团选派三个学员代表到武汉，参加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大会。消息传出后，斗争立即开始了！

　　“CC”分子，几乎晚晚在操场、茶楼或郊外开碰头会；而且他们还经常三五成群，到各大队、中队去串连。看起来他们搞得很紧张，也很有组织。新桂系的大小官员当然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是一些爱国的进步的学员和政治教官们却从来没有什么联系和组织。记得那时的进步力量有三个中心：一个是上海爱国组织领导的抗宣队（当时有人说是“民先”组织的）和其他团体，他们一直过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纪律有组织的生活，觉悟较高。一个是留团工作（主要集中在当地专员公署）的第一期结业的学员，这些学员，大都是大专院校的学生，思想倾向进步，向往共产党、八路军，而又得到该团付团长张任民的信任。其中主要有高 ××（名已记不起）、王亚东、李乃圣、（解放后任张家口付市长）、张树民（中共地下党员）、张洁、高维萱（解放后任哈尔滨市付市长）、曹汝蕙（后成为张任民的第三夫人）、张哲彬等。另一个是这个团里大部分倾向进步的政治教官。如郝惊涛、匡亚明、佟子石、王深林、臧克家等。

　　在争夺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代表的斗争开始后，这些倾向进步的政治教官和留团工作的进步学员已有接触和议论，但并没有组织行动。后来还是上海来的抗宣队采取了主动，大概他们从团刊上对我们有了认识。记得抗宣队的一位女同志沈絮，首先到专员公署找我们联系，并说过去对我们不够了解，曾有过误会，要我和张树民谅解等（在来潢川的途中，他们曾批评过我俩）；并要求我们团结起来，做好这次代表选举工作。我们彼此立即交换了情况，特别是有关“CC”派进来的职业特务学员在各个队的分布及其活动情况；我们还研究了人选的名单，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此外，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我们还与一些进步的政治教官取得了联系，同时，尽管目的不同，也和这个团的新桂系领导张任民付团长打了招呼，取得了他们的支持。抗战的爱国的力量，终于开始了行动。

　　我们仗恃着新桂系各级官员和进步教官的支持，很快便深入到各个大队、中队和分队。每个人工作的劲头都很大。记得那几天雪雨交加，天气极冷，我们分头到河南河北各个队去串连、发动，深夜始归，特别是抗宣队的沈絮，负责对四大队（女队）工作，劲头更大，几乎天天弄得眉毛上都积满了雪，红红的脸颊上散发着腾腾热气。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三个代表我们赢得了两个；另一个虽不是职业特务学员，但却是受他们影响和控制的学员。他们的阴谋落了空。

　　可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在各队学员中散布谣言，说什么这次选举是包办的，有舞弊，声言要重新选举；同时他们还纠集一些学员企图闹事。可是，他们毕竟是一小撮，谣言并没有市场。到当选代表出发赴武汉之日晨，各队学员代表敲锣打鼓、燃放鞭炮前来欢送，而他们中的几个无赖汉竟吵吵囔囔躺在送代表赴武汉的汽车前，不让开车，相持了约一个小时，终被欢送的人群愤怒地把他们拖开，代表们胜利地出发了！

　　经过这次代表选举，爱国的进步学员和CC操纵的职业特务学员之间的斗争激化了；同时，蒋、桂的矛盾在团内亦相应深化了！

　　记得到1938年七、八月间，“抗敌青年军团并入武汉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二团”的谣言终于被证实了！根据军委会宣布的命令，所有原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的学员，限期到战干二团报到。

　　可是，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是面向光明和追求进步的，真正到武汉战干二团报到的并不多，很大一部分学员都转往陕北延安去了！（包括抗宣等队全体和留团工作的大部分一期结业的学员，如张树民、李乃圣、高维萱等；政治教官匡亚明等后来也辗转到了延安。）一部分学员被分配到豫南各个县里工作；一部分则各自东西，自找出路；也有一部分先后到新桂系的老巢广西。该团付团长张任民为了收容和联系分散各地的学员，还在当时广西桂林西华门附近租了一座房子，建立了 “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学员通讯处”，负责人是李佑陵和作者。这个通讯处除了负责与外地学员保持通讯联系外，对来桂或经过桂林而有困难的学员，还要为他们安排住宿、伙食；有的还要为他们找工作、筹旅费等。

　　这就是当年抗敌青年军团从诞生到结束的全过程。

　　（市文史研究馆供稿）

原载：《广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