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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
保罗•F.兰伯特 (Paul F. Lambert) 博士[1]
许多成功科学家的贡献反映了一个循序迈进的历程:前人的研究为下一个研究成果奠定了基础;每一项研究,就如同为一条小径铺垫了一块新砖。对许多科学家来说,他们铺垫的那些新砖与其他科学家铺垫的小径汇合,建造出来的就是一条科学大道。这是许多研究相同课题的科学家共同建造出来的,这甚至可能是可预见的进程。但我认识的周健并不是这样一位科学家。
我真正第一次与周健相识(在以前的会议上,我们偶尔见过几次),是1996年在Loyola大学,当时他是那里的教学人员。周健邀请我从约三小时车程远的Madison来做一次学术讲座。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在布里斯班的HPV会议上我再次遇见了周健,并在一个假日晚餐会上与他的夫人孙小依、儿子Andy相识。到1996年,周健和伊恩的重要研究证明,他能使乳头瘤病毒样颗粒在细胞中感染上表达HPV衣壳基因的重组疫苗病毒。这为研制预防性的HPV疫苗提供了方法,因而获得了广泛的赞赏。同年在芝加哥,我与周健有了首次长谈。他已经发现了次要乳头瘤病毒衣壳蛋白L2在DNA结合和衣壳化方面的作用,这是仅十年后,我们有能力证明的概念,它对HPV生命周期的研究很重要。周健还发现,L1的C末端对于衣壳的形成是可有可无的。这个发现使得他和他的同事用由C末端截短型L1蛋白、和其它病毒早期蛋白的T细胞抗原决定基构成的衣壳,制造出了兼具预防性和治疗性的疫苗。周健回到布里斯班后,开始了另一项全新的研究。他在这个研究中发现:HPV衣壳基因在大多数哺乳动物细胞中表达不明显,但在酵母中表达明显,原因是由于哺乳动物细胞中的同源转移核糖核酸 (tRNA) 限制了衣壳基因的表达。周健观察到,衣壳基因用了哺乳动物的稀有密码子,与其在受感染的终端分化皮层可以有效地表达衣壳蛋白有着潜在的联系。这是周健逝世前,最后的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之一。
周健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不愿意成为那种遵循一条可预测的道路去发现的科学家。他更愿意去铺设一条新路。我只遇到过少数几位像周健这样的科学家。他们的思维能够跳出条条框框,能够从看似迥异或无关的数据中提出出新的概念。在科学领域中,往往是这些科学家铺设了最重要的道路。他们是有理想的、有创意的科学家。很明显,周健就是这样的科学家。
毋庸置疑,周健为铺设这些新路付出了很多代价。他的新想法不是没有遇到过怀疑看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周健的想法很可能是正确和重要的。周健曾跟我讲过一件令他很失望的事。1990年代中期,他曾想把一个令人振奋的新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但遭到了杂志编辑的拒绝,原因是一些评论者不相信他的结论。但随之一年内,同领域的另一个著名的实验室发表了完全相同的研究结论。这件事使我想到,持异议的科学家可能是出于怀疑看法、同时也可能是出于嫉妒,只是后者或许会导致并不令人赞赏的结果。这样的事件,似乎在周健身上发生过多次。
在大学时代,因一种罕见的疾病,我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我看到那些主治医生是多么地沮丧,因为他们对此完全无能为力。这一悲痛的个人经历使我放弃了成为一名临床医生的事业目标,转而进行大学生物科学教学。我希望我的一些实验性想法能够帮助医生学会挽救那些他们之前不能挽救的生命。我们失去了周健,但因为他,很多生命会得到拯救。这是周健留下来的,使他的夫人、儿子和我们这些他的朋友引以为傲的遗产。
我很怀念周健,尽管他已离开了我们十年,但他的精神仍然激励着我。我相信,对于孙小依、Andy、周健深爱的家人和尊敬他的同事们来说,这种感受是完全一样的。
[1] 保罗•F.兰伯特(Paul F. Lambert)博士,威斯康辛 (Wisconsin) 大学McArdle癌症研究实验室肿瘤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