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的英名永留千古

——深切怀念友人及同事周健

伊恩·弗雷泽[1]

1989年，我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病理学系第一次遇见了来自中国的周健，他在Lionel Crawford教授的ICRF实验室研究人乳头瘤病毒（HPV）免疫疗法。我当时作为访问学者，在与之毗邻的Margaret Stanley教授的实验室从事转基因鼠表达乳头瘤病毒蛋白的研究。自然而然地，作为共同关注HPV免疫疗法的科研人员，我们常聚在一起，谈论相关科学。我的工作需要频繁地借用Crawford教授的实验室几个小时，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无论白天黑夜，凡我去实验室，周健和他的助手孙小依总会在那里。由此我得出个结论：他们是住在实验室的，尽管我确信事实并不是这样。很明显，周健和孙小依在努力地工作，并专心致力于他们的研究。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周健是个很有独创性的人，他经常会有一些想法来推动进一步的研究。我想培养研究人类免疫疗法的靶细胞，加上周健在培养重组疫苗病毒方面的专长，通过合作，似乎很可能使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因此，在我离开剑桥之前，我力邀周健和孙小依到我在布里斯班的实验室工作。这是我一生做出的最佳的聘请决定。

悉尼的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产业研究组织（简称CSIRO）也争着聘请周健，但是他们的科研题目稍有不同，周健更喜欢乳头瘤病毒的研究课题。总的来说，周健选择了来布里斯班，对于我们实验室和整个世界，都是很幸运的。为周健申请签证花了点时间，但六个月之后，他获得了签证。1990年，周健和孙小依来到了布里斯班。周健是个天生的科学家，与所有愿意与他一起工作的人合作愉快。他也是个坚韧不拔、认真执着、要求严格的研究员，从不允许如怎样获得资料这一类的“小”障碍出现在工作中。周健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工作上，对工作的专心致志和极具感染力的热情，都成为了实验室里其他科学家的榜样。周健的这些品质以及他乐于向别人学习的态度，使得我们在研究乳头瘤病毒的项目上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他发明的乳头瘤病毒样颗粒，几乎仅是他的研究中的一个副产品，但这个项目现已成为预防子宫颈癌疫苗的基础。而且，周健的创造性并不局限于HPV疫苗项目，从他的许多已出版的科研论文可以证实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持续不断地发表了许多世界领先的论文，其内容涉及HPV病毒学、使用合成病毒颗粒进一步理解乳头瘤病毒学和免疫学，并为随后的以病毒样颗粒为基础的HPV预防和治疗性疫苗的临床试验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这整个期间，我和周健经常一起兴奋地讨论关于他的科学研究——我们为此发现了许多可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和项目。免疫学和分子病毒学的结合使得我们的共同研究取得了飞速进展。

1994年，周健想要进一步发展他的事业，他接受了Loyola大学Lutz Gissmann教授的聘用，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颇有成效的乳头瘤病毒研究。1996年，周健回到了布里斯班，在研究中心建立了他自己的研究实验室。周健渴望找出为什么乳头瘤病毒衣壳蛋白这么难从自然基因表达，特别是在表皮细胞。他还想弄明白在其自身融合的病毒壳中，乳头瘤病毒是怎样组装基因信息的。他迅速招收了一批学生和博士后，与他一起研究这些项目。周健想到了应用优化密码子，使用基因代码来指示细胞合成蛋白的方法，有可能会决定病毒衣壳蛋白表达的效率。随着他的研究，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范例被严密地排除了——在衣壳基因中有一个抑制序列，它阻碍衣壳蛋白的生产，并活跃于所有的细胞中，除了病毒一般融合所在的成熟表皮细胞。周健发现，限制在成熟表皮细胞的表达，是由于不成熟和成熟表皮细胞上可获得的蛋白质融合所需的转移核糖核酸(tRNA)结构单元的不同。从而，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基因表达调节机制。这一发现本身就足以保证周健的理论在教科书中，占有一席与他对子宫颈癌疫苗的贡献同样重要之地。

周健在从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疗委员会（NHMRC）获得了一大笔足以使他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的经费后，却不幸过早地谢世了。在短短的时间中，周健在人类医学科学的研究领域里就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试想如用他一生的时间来做科研的话，将对人类战胜疾病和癌症有多少贡献？哀哉。周健的科研遗产，决不仅限于HPV疫苗，尽管这个疫苗使他一举成名。但周健发明的并从事的关于基因表达的密码子优化的研究， 九年后的今天仍在生物科技公司(Coridon)继续进行着，他指导了多年的学生们和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着，他为我们所有的人树立了极具创造性和对科学无私奉献的榜样。 他的英名永留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