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的剿匪斗争

莫文骅

        五星红旗插上镇南关，标志广西全境的解放，但枪声并没有停息。一场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剿匪斗争，在八桂大地上展开了。广西是一个山多、民穷、枪多、匪多的地区。

        当地有“无山不有洞，无洞不有匪”之说。国民党溃退前，布置所谓“总体战”，将全省划为5个“军政游击区”，有计划地留下一批正规武装和特务分子。他们与反动地主恶霸武装、惯匪相勾结，汇成一支庞大的政治土匪。他们杀人放火，制造暴乱，对我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公开活动的土匪武装有200多股，约9万人（内有正规军3万多人），为中南6省之最。我率部到南宁不久，便时常收到一些地方匪特袭击我小股部队，制造暴乱，骚扰百姓的报告。据了解，这些土匪不仅受滞留香港的一些桂系军阀头目所遥控，而且得到台湾国民党“小朝廷”的支持。台湾的飞机常常飞到土匪盘踞之地，投下枪支弹药和银元黄金，期望他们有朝一日作“反攻大陆”的内应。镇压暴乱，肃清匪患，是广西解放初期的头等大事。剿匪工作由省委领导。对土匪的政策是执行中央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剿匪的军事行动主要由军区负责；反霸和发动群众工作由省委、省政府负责。剿匪必须反霸，反霸才能发动群众，促进剿匪。这两方面的工作互相交叉，彼此联系，因而常常是党政军三方配合行动。最初，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同志和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陈漫远及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等同志尚未到职，由我组织和临时主持省委工作。不久，他们到达南宁后，我仍负责省委和广西军区的日常工作。我们根据中央、中南军区的指示精神和广西的实际情况，决定省委、军区的工作重点是：发动群众，清剿匪特，巩固社会治安。剿匪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1950年1月10日和1月24日，省委和军区连续两次联合发出《关于剿匪工作指示》，指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清剿匪特是全省军民的头等任务，是当前的中心工作，并提出在6个月内肃清股匪。广西军区发布关于剿匪的“军字第一号布告”，申明我们剿匪的决心和政策，号召“全省人民动员起来，配合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以期最短时间内肃清残匪、惯匪，巩固和平秩序，开始和平建设”。

        全省的剿匪工作于1950年1月15日全面展开。中南军区要求我们1950年上半年肃清股匪，下半年肃清散匪，并根据广西的复杂情况，要求我们在剿匪中“政策要稳妥”。

        广西军区共抽出10个师另1个团，连同地方武装共14万兵力投入这场战斗。具体部署是：以45军全部和38军的151师、39军的152师等部队担负对宾阳、武鸣、梧州、龙州、玉林5个地区和柳州地区的来宾、武宣、象县（今象州县）的剿匪任务，并负责镇南关（今友谊关）至岳圩之线的边防守备任务；以38军的113师335团担负宜山地区的剿匪任务；以39军的115师担负桂林与柳州两地区之间的护路和剿匪任务。在我军事打击下，匪情开始减轻，大部分股匪溃散到远离城市的深山岩洞潜伏起来，社会秩序转趋安定。这时，我们的剿匪方针临时改变为驻剿为主，军事追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并结合筹粮发动群众。我剿匪大军狠狠打击仍在顽抗之国民党残余正规武装，取得全歼敌17兵团司令刘嘉树以下7000余人的胜利。部分残敌见势来降。1月23日，敌桂西军政司令官莫树杰率其所部官兵1300多人到金城江接受我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到1月底，全省收降改编残敌正规武装20股，计1.4万多人。然而，就在这时，一股土匪暴乱的逆流却在暗中涌动。

        1月25日，恭城县上空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以原国民党退役中将军长钟祖培（北伐时的师长）为首的“恭城人民反共救国军”，胁迫群众4000多人举行暴乱，将我驻各乡小部队及政府工作人员全部杀害，次日上午，匪徒包围了县城，并一度攻入县城。我守城部队只有一个排，加上县大队地方武装共150人。他们英勇地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坚守4昼夜，至30日，我援兵赶到，歼匪一部，其余溃退。

        这次离广西解放仅45天的恭城暴乱，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手段之残忍，震动了省内外。接着，玉林、梧州、平乐等地也发生了严重的土匪暴乱，被杀害的干部群众达3000多人，损失公粮约40万公斤。

        面对武装匪徒的猖狂暴乱，我们迅速派出部队镇压匪乱，杀了钟祖培等一批匪首骨干。同时，召开省委会议，重新认识匪情，调整剿匪部署和对策。

        3月23日，军区发出“军字第二号布告”，坚决严惩暴乱首要分子，重申“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号召各界群众合力清剿匪特。省委还于3月23日至31日召开了剿匪中的第一次高干会议，省委、军区、各地委、各军分区主要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两个多月剿匪工作，研究当前和今后的剿匪方针。会上，大家分析了目前的剿匪情况和土匪暴乱原因，有的说，过去对土匪的破坏性估计不足；有的说，分散驻剿，容易受土匪的牵制和袭击，不能形成有力的拳头出击；有的说，这次土匪暴乱，是敌人利用我们征粮工作上出现的偏差和春荒之际，以“反北佬”、“反征粮”等反动口号，煽动群众闹事，这也提醒我们在筹粮时必须注意政策，做好群众发动工作，以孤立匪特。

        大家各抒己见，共商对策，最后大家的意见集中到两点：一是剿匪工作必须与建立改造乡村政权以及解除地主富农的武装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挖掉土匪的根基，发动群众，形成军民联合剿匪局面；二是改变分散驻剿的方针，集中兵力重点进剿。按照会议新的部署，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平息了各地土匪暴乱。5至7月间，调派8个团的兵力，重点进剿桂东地区的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大容山、圣堂山等地的股匪，为加强剿匪和发动群众工作，省委和军区决定以45军为主，成立“广西桂东南党政军委员会”。经过3个月的重点进剿，先后歼灭了匪“广西左右江反共别动军”第5师800多人，宾阳地区“反共救国军十二纵队”司令陈洪豪所率700多人，大容山区“桂南反共救国军”所属暂1军军长庞积善以下2400多人，“桂南反共救国军独立兵团”第2军军长朱光奎、副总指挥李扬威等股匪，基本上摧毁了大容山区、六万大山区、圣堂山区等地股匪，取得了歼匪3万余人的胜利。

        4月20日，我写了《广西四个月剿匪初步总结》，肯定各剿匪部队的功绩、经验，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教训，号召“全体党、政、军、民，更大的提高剿匪积极性，通力合作，为完成剿匪任务，安定社会而斗争”。后发表于5月5日的《广西日报》上。

        在此期间，我陪张云逸同志到武汉出席中南军政委员会会议时，曾两次向中南局汇报剿匪情况，中南局同意广西剿匪的部署和安排。中南局领导人林彪、邓子恢还嘱咐我们：广西情况复杂，政策要稳一点。

        1950年6月，美帝发动侵朝战争，并侵占台湾。广西土匪又猖狂起来，他们与台湾国民党遥相呼应，谣言惑众，蠢蠢欲动。面对国际上大气候的变化和匪患抬头的情况，省委、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很着急，大家常聚在一起，分析各种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以便把下半年的剿匪工作搞上去。

        当时，我也提出了几点看法。我认为1950年上半年的剿匪斗争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剿匪进展不快，这里面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而主观原因是主要方面，这就是我们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关于部队地方化问题，早在1949年12月10 日，省委、军区已联合下达《关于主力部队地方化初步指示》，并以一部分主力地方化，建立了10个军分区。问题是部队的思想没有打通，存在“广西苦不愿干”、“不愿下乡”等情绪，加上部队多是北方战士，不习惯广西气候炎热的环境，愿打大仗，不愿剿匪打小仗，对剿匪斗争亦缺乏经验。在剿匪政策上，主要方面是好的，执行政策比较稳妥。我们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匪首和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也适时地争取了一批股匪来降。但一些地方和部队在掌握政策上有宽严失当的现象，有的土匪抓了因不知是土匪又放了，有时因抓得大多没地方关押，经初步教育，也放了；另一种是乱打、乱捕的现象，因为广西枪多匪多，“匪民难分”，在行动上就出现了乱抓乱捕，匪民不分的情况。当然，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土匪暴乱时往往裹胁群众参加，例如在二三月间土匪暴乱中，参加者中有六七十岁的老大婆，也有十四五岁的孩子。主观原因是由于我们看不到这种现象正是土匪的罪恶造成的。帐，该算在土匪身上。还有的部队筹粮给老百姓打白条，有的不给就抓，老百姓有枪就打，这样抓住就定为土匪。对筹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要求部队用现钱购买，不打白条。那时，陈赓兵团路经广西去云南，也曾发生一些购粮打白条的现象，我与陈赓同志商量，部队购粮时一定要给现钱。为了解决他们的困难，我从兵团的家底中拨出约合两万元大洋的金子支援他们，解决了他们筹粮用款问题，也缓和了在筹粮中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打破了敌人“反筹粮”的阴谋，使陈赓兵团顺利地通过广西。我在3月高干会议上讲了这些问题，要部队引起注意，在《广西四个月剿匪初步总结》的报告中，我也专门指出了这两种偏向的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希望能纠正这些错误。如何处理民枪也是一个大问题，我和几位领导专门讨论过，记得中南局领导曾叮嘱我们：广西情况复杂，政策要稳妥谨慎。考虑到广西历来匪多，匪多枪就多，老百姓有枪是保家护院用来自卫，当然也有用来械斗、抢劫的，各种情况都有。而枪多，匪也多，民枪可以转为匪枪，两者有时互为因果。因此，剿匪必须收枪。广西百姓差不多家家有枪，爱枪如命。收枪在当时农村基层政权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我军到达之处，新生政权才有权威，才能收到成效。军队未到，出了布告，也很难收到效果。因此，我们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凡我军到达之地，则由当地政府出面用“枪换肩”的形式收缴；我军未到达之地暂不宣布收缴。这样做收到了一定效果，特别是大中城市和我军到达之处，收缴民枪比较顺利，但军队未到的地方，枪还收不上来。出布告反而打草惊蛇。剿匪必须发动群众，否则难以取得预期的胜利。省委、军区对这个问题一向比较重视，先后发布过《关于在驻剿中大力发动群众的指示》、《关于保护夏收夏种的指示》等，从多方面入手调动群众的剿匪积极性。我对广西的情况比较熟悉，经常要求部队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同地方党政部门和当地群众的联系，如召开座谈会，和地方同志研究匪情；深入乡村群众家中宣传剿匪政策，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消除群众的顾虑，发动群众起来抓匪。但由于语言不通，情况不熟悉，加之尚未进行土改，群众还没有完全发动起来。客观上也存在一些原因，主要是匪患重，兵力不足。开始，部队只能占领大中城市和城镇，山区都控制不了。那时，还要抽一个师护送500辆大汽车，从来宾县至镇南关（今友谊关）向越南运送战备物资，支援胡志明。 1950年6月以后，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 38军要调离广西，兵力更加单薄。我几次向省委建议，请中南局、中南军区考虑给广西增派部队。张云逸和我到中南局开会时也提出了这个要求，后来便有21兵团（3个师）由湘入桂参战一事。根据匪患和兵力情况，开始剿匪时，只能在大中城市和重点县城，并照顾到重要公路和水上交通线及重要桥梁、渡口的安全。当城市周围地区的匪患肃清之后，才能向山区进剿。后来，我们集中兵力，形成重点，一块一块地搞。在剿匪的战略方针上，大家的思想认识是一致的。随着广西酷暑天气的到来，部队不适宜进行大规模的进剿，各部队于7月转入夏休整训，结合进行整风学习。省委和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于7月13日至8月3日召开了整风会议，亦称第二次高于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和中南局关于整党整风的指示精神，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广西解放以来开展减租退租、剿匪、统战等方面的经验教训。8月14日，我在军区整风会上作了《八个月剿匪与发动群众总结报告》，在总结成绩和经验基础上，着重分析剿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从8月到9月，部队进行整风学习，从思想政治工作入手，以剿匪为中心，认真检查了过去剿匪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为后来的重点进剿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整风结束后，省委、军区又先后下达了《争取主动剿匪》和《在重点剿匪区对于乡村地主宫农枪支处理的暂行办法》及《剿匪战术指示》等。为调动剿匪的积极性，军区党委颁布了《剿匪立功暂行办法》，并于9月3日在广西军区召开的首届英模代表大会上颁布。这些措施落实到剿匪工作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扩大了剿匪成绩。从10月开始，转入冬季重点剿匪阶段。9月18日，省委发出了冬季剿匪指示，指出一切工作必须围绕剿匪这一中心任务进行，必须动员党、政、军、民的力量，合力剿匪；各级党委必须实行党委一元化领导，统一剿匪的领导与组织等，确立冬季重点进剿的方针。 10月16日，广西军区发出了4个月的剿匪计划，确定了以冬季实行土改的17个县和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及人多粮丰地区为重点剿匪区。其兵力部署为： 45军134师以邕宁为中心于左江沿岸之永淳、扶南、绥禄、上思及钦州地区，监视十万大山之匪，并有支援龙州军分区，加强边防之任务；135师置于兴业、玉林、博白、北流、容县等地区； 133师置于贵县、横县、宾阳、来宾、迁江等地区。10月31日，我在广西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各界人民动员起来，加紧肃清土匪》的报告。指出剿匪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号召农民、工人、学生、商人及开明人士动员起来，努力投入剿匪反霸工作，造成一个剿匪反特、反谣言的群众运动。经过整风休整后的部队广大指战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们克服种种困难，英勇作战，人人争抓匪，多抓匪，形成剿匪立功高潮。各级党、政部门全力以赴，投入剿匪工作，部队所到之处，后勤供应及时。群众广泛发动起来了，为剿匪部队带路、送情报、做饭、送柴、护理伤员等。由于党政军民齐心合力， 10月份便取得歼匪1.8万人的战绩，取得了冬季剿匪第一仗的胜利，受到中南军区的通报表扬。剿匪工作进展不快的被动局面正在扭转。就在这时我们收到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的来电，要求进一步加快剿匪的步伐。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勾结，妄图“反攻大陆”，出现了觊觎华南，进犯广东的动向。中央要求，两广必须统筹，广西迅速完成剿匪，以抽出兵力增援广东，加固海防，以备不测。在这种大的局势下，广西剿匪的进度已为中央、毛主席所关注。提前肃清广西匪患是国内外时局发展的迫切要求。 11月14日，毛主席电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第三书记方方并告邓子恢、谭政及张云逸、莫文骅、陈漫远、李天佑，指出“为对付台湾匪帮可能向广东进犯，有增强广东兵力之必要。为此必须提前肃清广西匪患，以便从广西抽出一个军增强广东”，批评广西剿匪工作落后，要叶剑英前往广西帮助剿匪工作。 11月16日，毛主席致电华南分局及广东军区、广西省委及广西军区，要求检查剿匪落后的原因。并提议“广西军区从12月起仿照西南办法每月发一次剿匪通报”。当晚9时，我们接到毛主席16日的电报后（14日电报尚没看到），深感不安，因广西的剿匪步伐跟不上全国的形势。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广西剿匪已关系到党中央、毛主席战略全局的安排。我即以省委名义草拟了一份电文，经张云逸、陈漫远、李无佑同意签发，报告毛主席，表示接受批评和坚决改正。次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学习贯彻毛主席指示，研究和制定措施，加快剿匪步伐。11月20日，我们又以张云逸、陈漫远、莫文骅、李天佑的名义发电给毛主席，认真检查在领导剿匪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详细汇报了冬季进剿情况及下步计划。当天，毛主席给张云逸、陈漫远、我和李天佑回电，表示同意我们“对广西工作的检讨及方针计划，望本此做法，取得成绩，以利主动地应付时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省委于11月底召开第三次高干会议。

        高干会议在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导帮助下，由张云逸主持召开。会上，叶剑英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广西剿匪工作的几次重要指示，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广西剿匪已不是广西一个省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的一场政治、军事斗争，因此，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加快剿匪步伐，要“打快板”，不能“悠悠地敲慢板”，才能配上“世界革命与战争的交响旋律”。张云逸在会上作了《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要求“全省党、政、军、民动员起来，打通思想，首先是打通干部的思想，贯彻以剿匪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造成浓厚的剿匪空气”，“务期达到明年5月以前消灭全省股匪之目的”。张云逸和我在会上作了对过去剿匪工作的分析，检查缺点和如何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发言。这次会议对全省肃清股匪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广西剿匪斗争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后，省委、军区、省人民政府根据第三次高干会议精神，先后发出了《十项剿匪法规》、《为完成1951年4月底肃清全省股匪及迅速广泛发动群众的指示》、《关于颁发剿匪立功标准草案的指示》、《关于杀人、收枪、反霸等工作的补充指示》等文件。在毛主席的指示和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全省军民满怀信心，掀起了以桂南和瑶山为重点的轰轰烈烈的剿匪斗争高潮。在此之前，38军因抗美援朝已撤走，39军亦准备撤走。12月，中南军区将陈明仁将军的21兵团从湖南调到广西参加剿匪斗争，从而加强了广西剿匪的力量。桂南剿匪首先拉开战幕。横亘10多个县的桂南地区，南临大海，西南与越南毗邻。其中十万大山、六万大山地势险要，为土匪长期盘踞之地。我军曾于1950年5月进剿该地区，但尚有一定的股匪未被歼灭，危害我西南部海边防的安全。台湾国民党也企图把这一地区作为“反攻大陆”的落脚点。歼灭这一地区的土匪，有着极重要的意义。

        12月初，我军以45军全部及21兵团的219师，连同玉林、钦廉、龙州军分区部队共17个团兵力，由45军指挥，对桂南地区股匪实施围剿。12月19日， 45军133师对盘踞于灵山西南、永淳以南、钦州东北的煌墩、旧州、陆屋、武利地区股匪发起攻击。经过两个多月的围剿，共歼匪1.6万余人，基本肃清该地区股匪。这样一来，十万大山、六万大山的土匪陷于孤立，惊慌失措。十万大山的股匪为了活命，企图向越南逃窜。我军修正原计划提前进剿。先巧妙迂回，东西南北四面下网，构成铁壁合围之势，断绝土匪外逃去路。经过12天的外围战斗，消灭了匪“两广反共救国会”及“粤桂边反共救国军”大部。12月25日，我军乘胜向十万大山区进剿，至1951年2月下旬，共歼匪3万余人，基本消灭该地区股匪。“粤桂边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女匪首韦秀英被击毙，副总指挥郭德光、“两广反共救国会”主任韦雨庄、原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副主席方一引、原夏威兵团副司令钟飞等缴械投降。

        与此同时，我45军135师和玉林军分区部队对六万大山区股匪也发起猛烈攻势，歼匪1.5万人，主要匪首杨风池、伍达顾被击毙，冯宗铭被活捉，陈日东、曾仲英、曾东元等被迫向我投降。至此，桂南地区股匪基本肃清，共歼匪6.4万余人，取得了桂南重点进剿的胜利。桂南剿匪战斗开始不久，瑶山重点剿匪战斗也于1951年、月8日打响了，这是广西剿匪斗争中最为壮观的一幕。瑶山位于桂林、柳州、平乐、梧州4个地区交界处，山岳连绵，地形复杂，历来为土匪聚散之地。在我军冬季进剿开始后，各路土匪骨干纷纷上山，企图负隅顽抗。据侦察，瑶山里有匪两大系统、8个军、13个师、7个旅、19个团、2个纵队、7个支队的番号，共3万多人。瑶山不仅是桂东北地区土匪的指挥中心，也是全省土匪的总指挥部，拔掉这颗“钉子”，将使全省剿匪局面大为改观。为打好这关键性的一仗，省委、军区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1950年12月9日，军区制订了《桂北大小瑶山重点进剿计划》，对兵力部署、作战方法及其它有关事项作了明确的规定，省委、军区将此计划报告中南军区、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得到了肯定。由于该地区聚居着瑶族同胞，我们严格要求进剿部队认真执行少数民族政策，为此，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发动少数民族同胞参加剿匪和尊重少数民族语言、生活习惯的指示。进山前，先派出40多支侦察队，一方面是侦察地形和匪情，另方面也是了解山区的民情和社情，作好进剿前的准备。为加强对该地区剿匪工作的领导，省委和军区党委分工负责军事剿匪的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同志担任瑶山进剿指挥，省委副书记何伟兼政委，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粟再山兼副政委，领导和指挥剿匪战斗。1月8日，大小瑶山会剿拉开战幕，我军以14个半团的兵力投入战斗。首先，以32个连的主力部队、7个县大队、两个区中队及民兵群众数万人，以环绕瑶山的桂江、浔江、柳江及柳（州）平（乐）公路突然实施两线式的严密封锁，构成了500多公里不可逾越的大包围圈，切断了土匪外逃的去路。之后，我52军214师、215师和5个军分区的部队，从不同方向对瑶山外围土匪长期盘踞之地进行突袭。土匪一触即溃，四散逃命。我军改变战术，就地铺开兵力，驻剿与搜剿相结合，分片包干，拉网扫荡。经过10多天的战斗，匪55军副军长刘锦堂、参谋长朱满锡、48军参谋长姜荫祥、新1军军长余铸、政法部主任陆泽东等重要匪首被我生俘；匪14纵队司令王最被击毙；匪“广西游击联军”总司令黄品琼、48军副军长卢荣被困在山上冻饿而死。共歼匪8000余人。2月2日，我以30个连的兵力，分路乘胜挺进瑶山腹地，向金秀、老山、圣堂山等纵深地带奔袭合围，再歼匪骨干800多人，其余残匪分散隐蔽。我即以分散对分散，组织了飞行队、飞行组日行百余里，穷追猛打，跟踪搜捕散匪和逃匪。省委及时派出随军工作队4000余人，分别进驻大小瑶山的78个乡。他们与主力部队一起，深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与剿匪政策，做到“人人开口，家喻户晓”、“标语上山，标语入洞”，对土匪开展政治攻势，使一大批散匪不得不投降自新。至3月中旬，瑶山会剿胜利结束，共歼匪3.8万余人，四大匪首林秀山、韩蒙轩、甘竟生、杨创奇及其他重要匪首无一漏网，彻底、干净地消灭了盘踞在瑶山地区的股匪。桂南、瑶山剿匪的胜利，是广西军民执行毛主席指示、落实省委第三次高干会议精神而取得的重大胜利。在此期间，其他各地的剿匪工作也取得很大成绩，全省共歼匪18万多人，收缴枪支22万支。全省除桂西30多个县外，基本消灭了股匪，从根本上扭转了剿匪的被动局面。毛主席于1951年1月2日和1月23日，先后致电广西省委、军区领导及中南军区党委，表扬广西“过去几个月剿匪工作有很大成绩”。匪焰大降，民气大伸。广西的残匪已陷入垂死挣扎的境地。瑶山会剿一结束，我们又部署进剿桂西北地区股匪的工作。在这段时间，按照军委要作好美蒋登陆作战准备的指示，我到钦州、北海一带视察海防，布置战场，筹备粮食。我先到钦州乘机帆船到龙门港，沿日军进攻南宁时的水路视察，再到北海一带，对合浦、灵山、钦州、防城4县的地形、交通运输及匪情等方面进行了解，布置粮食筹备和修桥等工作。这时这4县尚属广东管辖，因离广东较远，鞭长莫及，尚没进行土改和镇反工作，群众没有发动起来。

        我回南宁后，从战备工作方面和长远考虑，广西需要一出海口，便提出建议：把这4县划为广西管辖，另把广西突出广东的怀集县给广东管辖（此事我去北海前曾议论过）。叶剑英、张云逸等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即上报中央，中央很快就批下来了。今天，北海已成为广西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广西的改革开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从北海回来后，即参加研究桂西北的剿匪工作。我与李天佑同志于3月共同起草了《西北部剿匪部署情况》的报告，呈省委、军区和华南分局，提出了兵分3路进剿3个重点匪区的具体计划： 21兵团的215师两个团及桂林、柳州军分区各一个团，围剿地处柳北四十八弄【上面“山”，下面“弄”】之匪；宜山军分区3个团及214师两个团，进剿罗城、宜山、南丹、天峨地区之匪；21兵团219师及南宁、百色军分区各一个团会剿桂西北之匪。这个报告经省委、军区审定后执行。纵横百余里的鹿寨县四十八弄【上面“山”，下面“弄”】，是桂北一个重要的土匪老巢。

        其地形极为复杂，山陡深，山多岩洞，山山相接，洞洞相连，路隘林密，人烟稀少，盘踞在那里的35股大小土匪1700多人凭借其特殊地形，采取十分毒辣手段，强迫组织全民自卫队，制造民匪不分，企图长期与我对抗，把四十八弄【上面“山”，下面“弄”】变成小“台湾”。

        3月20日，我215师和柳州、桂林、宜山军分区部队共6个团的兵力，在当地县大队和4万多民兵的配合下，分两路对四十八弄【上面“山”，下面“弄”】和九万大山地区的土匪发起进攻。我军吸取桂南和瑶山会战的经验，采取层层包围、多路奔袭合围的战术，由外向内步步紧逼。缩小包围圈，然后逐一搜剿，共歼匪“桂中军政区”司令何次山、副司令向天雷以下2500余人；九万大山区会剿19天，歼匪4700余人。接着，对三江和大苗山地区股匪奔袭合围，全歼两地区股匪。

        至5月20日，柳北重点剿匪战斗以歼匪两万人的胜利宣告结束。在进剿柳北的同时，于4月6日以4个团的兵力对天峨、南丹重点区展开进剿，不到一个月，全部肃清该地区土匪9000多人。4月15日，我军又以6个团兵力，会同云南、贵州军区部队对桂西百色地区进剿，至5月底，歼匪1.5万余人，基本清除该地区的大股土匪。历时两个半月的桂西北进剿，共歼匪5万多人。4月25日，省委发出《庆祝全省剿匪胜利的通知》，指出：“广西剿匪胜利不仅为广西人民除掉一大祸害，为广西今后发动群众进行农村社会改革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是斩断了美帝国主义在大陆上一只爪牙，是广西人民对抗美援朝运动的一大贡献”。

        同月下旬，省委召开高干会议，我在会上作了剿匪基本结束的报告。此后，我军转入捕捉散匪、开展反霸退押和土改的阶段，以巩固剿匪斗争的胜利。1950年10月至1951年5月底，8个月共歼匪33万多人，加上原来的，全省1年多时间，共歼匪40余万人，其中师以上匪首537名，军以上匪首170名，基本肃清了全省股匪，胜利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剿匪任务。

        1951年5月1日，我们以军区几位领导人的名义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中南、华南军区领导，报告广西已基本完成剿匪任务，说“现在全省已出现为历史从来没有过的社会安定、人民情绪高涨、城乡交流畅旺、工商界繁荣的局面”。

        同一天，省委、军区在南宁主持召开有7万多人参加的隆重庆祝“五一”节大会，结合庆祝全省剿匪斗争的胜利。我在大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并向乡亲们告别。因我已接到调动工作的新任命。5月16日，毛主席怀着喜悦的心情，致电广西军区并告中南军区，对广西剿匪取得的成绩表示“甚慰”，“望鼓励剿匪部队继续进剿，歼灭一切残匪”。

        广西剿匪工作于1952年以全胜而宣告结束。历时一年零四个月的剿匪斗争的胜利，为刚刚解放的广西得以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广西人民革命斗争史册中的光辉一页。在这场伟大的剿匪斗争中，广西省委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南局的指示精神，结合广西具体情况所采取的剿匪方针和决策是适时而有成效的，政策是稳妥的，整个剿匪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毋庸讳言，由于当时种种原因，在剿匪的开始阶段进展不够快，在一些地方，民枪收缴不够彻底，群众没有完全发动起来。

        省委和军区在实际工作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这是剿匪斗争中的支流。但是，中南军区政治部个别领导人来广西后，对广西剿匪斗争却一口否定，扣下几顶大帽子，如说不收民枪、不杀土匪头，七擒七纵，宽大无边，右倾等。他不经省委、军区，亦不找省委同志谈，也不经中南局、中南军区，把自己的片面看法直接电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帮助省委工作，而是动员别人“揭发”省委主要领导人，不久，省委主要领导即被“靠边”了。这种不正常的作法，引起了省委同志的反感，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

选自莫文骅著《莫文骅回忆录》“第十二章 建设新广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