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的广州基督教青年会

姚传显

　　当我在中学求学时，常和同学到广州市长堤基督教青年会听演讲或参观展览会，多年来从未间断。现就个人记忆所及，将当时所知所见情况记述如下：

　　解放前的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是由美国开办的，他们多以播放电影，进行演讲等方式组织活动，联络青年。1929年间，由两个分别叫做饶柏森和韩境湖的美国人，从美国带了一架有声电影机到广州，在长堤基督教青年会内放映并讲解。在放映之前，先由该会在广州各报章上刊登新闻，并印发宣传品分送市内学校，大肆开展宣传活动。当时广州各电影院只能放映默片，许多市民既不知道有声电影也没有看过，所以听说青年会首次放映有声影片，便一时震动了整个广州。由该会分送给各学校的入场券，是在该会大礼堂内放映的，专门接待市内中等以上学校师生观看的专场。这次由两个美国人带来的美制小型放映机，是在舞台前悬挂一幅布幕，面积如同课室内黑板大小，台后悬一块反射镜，正对前面的布幕。放映机安置在舞台上面，先将影片放映在反射镜上，再从反射镜反射到布幕上，形象模糊，声音微弱，坐在后排和楼上的观众根本就听不清楚。放映时有讲解员在旁边用幻灯配合解说，每讲完一段便放映短片一幕。当时担任讲解的是岭南大学物理教授许桢阳博士（留美学生），他首先说：电影是美国人发明的，现在有声电影也是美国人发明的。于是就用幻灯将发明人的相片放映出来让大家看。这次一共放映了几幕短片，但内容不外是狗吠、鸡啼、飞机、火车、音乐演奏等常见事物，只有一幕是饶柏森在美国时向群众演讲，称赞中国和大谈中美亲善的录音片。他说的是英语，由讲解员把要点翻译出来。自从这次青年会放映声片后不久，本市南关、永汉和其他许多电影院便相继安装美制电影机，美制声片，充塞了整个广州电影片市场。

　　此外，青年会还经常举办各种演讲会，每星期总有一二次。演讲会的主要内容属于宗教性质的不算多，属于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游记等多方面的题材却不少。在该地演讲的人物，有些是留学美国回来的专家，有些是御用学者，有些是官僚政客，还有一些外国人（多数是美国人）。1934年，该会举办了几次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公开演讲。邀请了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傅尚霖、岭南大学陈序经教授、伪广州市社会局的黄莫京和余卓明课长担任主讲。由该会聘请担任主讲的人物中，以傅尚霖最为“出众”。他是国民党的卸用学者、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和皇家学会会员，曾在伦敦大学任教。1934年担任中山大学社会系主任，年纪不过三十上下，且漂亮讲究。因此，参加听讲的人比较多，随其而来的十多位中山大学学生替他捧场，带头鼓掌。他共作过四次演讲，内容包括：中国社会问题的检讨、劳动问题、农村问题、知识阶级问题等。所谓知识阶级问题，实际是傅尚霖故意把知识分子称为阶级，以抹煞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存在和阶级矛盾。在每次开讲前，主持该会会场的干事余瑞尧总是说：“傅教授讲完后，听众可以提问题，由傅教授解答，但问题不能超出所讲范围。”有一次，一个青年听众，不同意傅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说法，提问题时态度激昂，竟和余瑞尧发生了争执，于是便被傅带来听讲的中大学生粗暴地拉出了会场。至于伪广州市社会局课长黄莫京所讲的社会问题是“娼妓问题”，在当时社会来说，这一类问题最能吸引听众，因此听众也就特别挤拥。他把问题同美国的“慈善”搭上关系。他说：“前些时候，美国有几个慈善团体组成一个代表团，到远东各国进行访问，专门调查远东各地的娼妓情况，这个代表团从上海抵达广州时，刘市长（刘纪文）亲自接待，并派参事伍伯胜会同社会局派员带代表团到本市东堤等处的妓寨参观了解，由我（黄莫京自称，下同）负责向导。那些美国慈善家觉得很满意，对我们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收益不浅，并答应等他们返回美国后，将寄捐款给我们……”当时听众中不少人中途离场，都对他所说表示不满。伪社会局的余卓明讲的是“车夫的生活”（即人力黄包车工人）；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讲的是“疍民的生活”（即水上居民）。两人都是根据一些片面的或不真实的资料作为讲话的内容，因而也没有质量而言。

　　青年会还为当时伪政府宣传方针政策提供讲坛。1934年伪中央立法委员吴尚鹰因事来广州。吴尚鹰是留美学生，是蒋府中亲美集团的成员和“中央大员”，而且当时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不久，吴是该案起草委员之一，因此青年会利用这个机会请吴到来演讲，到会听众颇为挤拥。演讲由会长李应林（原岭南大学校长，亦是留美学生）亲自主持。吴是广东人，用广州话讲，不带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说：“美国政治制度好是由于该国有一套完善的宪法。我们的宪法便是吸取了不少美国宪法的精华”。他列举伪宪法中的条文和美国、英国的宪法作了比较和抨击。在歌颂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同时，吴还提倡和维护中国的封建伦理思想和旧制度，使人不得其解。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开始推行经济恢复政策，取消金本位制等一系列措施。1934年，青年会请了一位号称经济学家、广州市立银行行长李泰初（留美学生兼任中山大学教授）到会作关于美国经济的恢复的公开演讲，他讲话时的语气俨然美国政府宣传机关派遣来的官员，替美国的“经济复兴”摇旗呐喊。1935年，胡适来广州，青年会预早约定他到会作公开学术演讲。胡适是个鼎鼎大名的学者，因此索取入场券的人很多，但胡适却没有到会演讲。原因是当时广东军阀陈济棠强令各学校读经，胡适在北京独立评论中，曾发表过文章攻击过陈济棠，说他提倡读经是开倒车，故陈恨之入骨。当胡将到广州时，陈指使报章和御用文人群起攻之。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古直还发表了一篇“讨胡适檄”，说他妖言惑众，甚至要求当局不准胡适入境。胡适见情况不妙，便打消了公开演讲的计划。到广州时只和陈达材等几个朋友逛逛越秀山便走了。1934年，美国的著名演说家和哲学家艾迪博士到广州，在青年会一连作了几个晚上的演讲，听讲人数可谓“盛况空前”。青年会大礼堂楼上楼下仅容纳得一半听众，另一半听众要在后面球场安装扬声器收听。据说艾迪当时已有60岁，但身体壮健，他演讲时，总由全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梁少初担任翻译。艾迪声音洪亮，姿势自然，说话层次分明，确具演说才能。梁少初（广东人）用广州话翻译，声调、词锋、姿态也颇惑人。当时广州青年会的翻译员可说没有一人比得上他，故上海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特别派他跟随艾迪到广州。他们两人以流利的口才和演讲的技巧，确实吸引了不少听众。他除了讲美国的人道主义、中美亲善外，还谈及中国应该学西方的民主，那样，中国便会得到安定和富强云云。

　　青年会于1934年至1935年间，还请了张君励、张东荪、江亢虎等人作学术公开演讲。张君励和张东荪是应陈济棠之聘到广州创办学海书院的，两人都是御用学者。而江亢虎旅居美国二十多年，曾任美国大学东方学院教授。那年他回国在青年会作“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影响”的学术演讲，他谈了在美国传播中国文化所起的作用和成绩，还说美国人很羡慕中国文化，对中国友好，并想帮助中国早日富强进步云云。

　　以上是较大型的演讲会，主讲人大都是当时所谓名流之类，会场多是启用该会大礼堂，事前多作些宣传等。但除此之外，还经常有许多小型的演讲会，主讲者不是知名人士，演讲的方式方法也颇灵活，常常使用幻灯讲解，题材非常广泛，有科学常识，有游记和国内外新闻等。如1933年，本市培正中学美籍教师冯世安，他曾到青年会作过几次幻灯演讲。这个美国佬并不简单，曾经到过我国许多地方，并深入到云南西藏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到过外蒙古。他的讲题是：蒙古、西藏、云南及美国等四次。他能操广州话，但演讲时用英语，由他同校的一个姓梁的（名字忘记）中国老师任翻译。他讲到西藏、云南的情况时，放映了许多幻灯片，内容颇为丰富，在当时国内的出版物中很难找到。其中有几张片子表示在穷困的土地上，矗立一所堂皇的美国医院，有美国的医生、护士赠医施药情景。有一次，一个伪国府参事名叫林东海到青年会讲“西藏情况”。林曾参与伪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前往西藏进行“宣抚”工作的，林到广州时，刚从西藏回来不久，因此，青年会便请他作公开演讲，并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青年会还不时举办英语演讲会，由英美籍人出台演讲（大多数是美国人），不用翻译，意在吸引学习英语的人前往听讲。除了举办各类演讲会外，青年会还经常组织各种展览会、音乐会、歌咏班、游泳学习班等活动，使之成为当时广州市的文化活动中心。例如1932年岭南画派家高剑父在印度举行个人展出后回国返抵本市时，青年会便请他在该会作归国展出。在楼下东边辟展出高在印度展出时的名作：《草泽雄风》、《南国诗人》、《松风水月》等数十幅等。1930年，青年会在开办“业余英语会话练习班”，邀请旅居本市的英美籍人担任辅导，吸引各界人士参加。练习班免收费用，每周一次，在星期日或星期中的一个晚上。报名的多数是学生，或失业失学的人，名额约五十名，由该会总干事美国人骆爱华和干事锺国文（华人）主持开班事务，另外还有三个来做辅导员的美国人。他们都在本市教会学校担任英语教师，来中国有几年时间了。该班共分三个组，分别由三个美国人插入其中作辅导。那三个美国人略懂广州话，但辅导方法很生硬，内容枯燥，以致到会的人越来越少，担任辅导的美国人也因事忙等各种因素影响不能来，改由一个名叫Banton的英国人来担任辅导了。他是本市惠爱东路（现中山路）惠爱堂的教士，年约30岁，来中国已有数年，会说流利的广州话，而且识得不少中国字，他的活动范围不限于广州，还经常到佛山、江门、中山等地传道，对于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格懂得较多。Banton喜和人攀谈，但说广州话比说英语还多，且宣传基督和英美的人道主义居多，所以到会的人数还是愈来愈少，结果他也不来了。此后，一个名叫卫顿伯（WitonBack）的英国人到来任教。此人来华20多年，精通广州话和中国文学，甚至四书五经也会读，对中国人性格生活习惯等非常熟识，听讲的人又渐渐多起来了。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