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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肇传略
黎天荣 李友庄
叶肇字“伯芹”,广东新兴县水尾村人。自幼攻读四书五经,早就学到孔丘“巧伪人”一套骗术,满口礼义廉耻、孝亲敬上,其实他却是一个寡廉鲜耻、残酷嗜血的野兽。
叶初进广东陆军小学,后进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再进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毕业。回粤后在孙中山辖下的粤军第一师邓仲元部当中下级干部,邓仲元被陈炯明暗杀,李济深接掌粤军第一军第一师时,叶在该师补充团(团长黄镇球)任中校团副。
1925年粤军第一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黄振球的补充团改编为该军第11师(师长陈济棠)第33团,叶肇任该团中校参谋长(那时中校团副改称参谋长)。
1925-1926年,叶随军到东江和南路攻打陈炯明、邓本殷部后,该团留驻海南岛。1927年春,第33团团长黄镇球调回广州升任新编第3师(师长黄慕松)副师长,叶即代理第33团团长职务,仍驻海南,叶便把海南当作他的“独立王国”。当时“宁汉分裂”,李济深、陈济棠属蒋介石派;张发奎、薛岳、黄慕松属汪精卫派。黄镇球准备将33团带至武汉投汪,但叶与部下三个营长反对。但陈济棠对叶也不放心,想把叶33团调回广州缴械,便派某团(忘记是那一个团)赴海南接替叶驻防地。叶事前获悉陈济棠用心,便“先发制人”,当某团部队先头一个营在海南岛登陆时,叶部把该营包围、缴械,其后续部队不战而退,陈济棠也无可奈何。
1928年,陈济棠任第四军军长后,对叶宿恨未除,调叶33团回广州,准备扣留叶肇,缴其全团枪械,幸得师长余汉谋力保得免。
1929年,粤桂战争事起,叶部参加对桂战争,桂军失败。陈济棠以叶团有功,想拉拢叶,升叶为59师(师长余汉谋)第118旅旅长。
1931年,两广合作反蒋,广东扩编部队,叶升任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师师长,出兵湖南讨蒋(当时粤桂军分两路,一路入湘,一路入赣,但都是做样子而已)。恰值“九·一八”事变爆发,迫于当时全国人民的御侮救亡的呼声,粤桂蒋即将开始的内战,暂时停止。但蒋对于日寇侵略东北,执行“不抵抗”主义,让日寇蹂躏东北,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倾全力对江西红军进行“清剿”。广东的余汉谋全军开入赣南,配合蒋的“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叶肇师也在赣南达四五年之久。他的军队所到之处,残酷地屠杀人民,抢劫财物,焚烧房屋,以至庐舍为墟,赤地千里。
叶肇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有刻骨仇恨,双手沾满人民鲜血。早在1927年驻在海南时,蒋介石“四·一二”事变一起,叶就立即疯狂地屠杀人民和共产党员。因此,引起海南人民的反抗,叶团部驻在海口市,有一次团本部被革命群众围攻,叶立刻从琼山调来部队进行残酷镇压,抓捕了许多围攻的革命群众,并在海口市及附近乡村中搜查户口,捉了一大批所谓“共产党嫌疑犯”。叶红着眼睛,大声嚎叫“要快刀斩乱麻”,不加审问,通宵达旦地把一批批捉来的革命群众,一个个装入麻袋,用汽车载到秀英炮台附近,全部抛入海里,这样一次被杀的群众就达数百人。海南人民恨之入骨,当时海南民谣:“叶肇想生仔,要到第二世”。有人看他这么残酷,劝过他,叶说:“我在琼州只有一个团,分驻十几个县,不杀到共产党怕,那能维持下去?”这话也是叶常讲的。后来叶随余汉谋到赣南“剿共”时,在赣州孔庙开办“军士训练处”的照壁上,写了“积极准备,抗日剿共”的大标语。叶常对部下官兵讲:“训练的目的要对准日本鬼和共产党。”事实上叶抗日是假,“剿共”却非常卖力,和蒋介石“安内攘外”一唱一和,非常合拍。但叶对红军又怕得要命,亲自拟订“剿共守则”二十余条,严令全师官兵遵守执行。大意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官长穿士兵服装,兵呼官用暗号,一进宿营地立即派警戒,做工事,民房也要挖枪眼,驻地要检查户口等等。叶在江西的信丰、赣州、南康、上犹、崇义一带驻防,杀害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不计其数。一次,在上犹的扬眉寺,对特务营营长李友庄发指示:“以后枪决犯人,用刺刀刺杀,这样可省弹药,又能锻练士兵刺枪术。”红军苏区八名干部就作为靶子被刺死。一次派参谋长林英杰指挥邓琦昌团及廖溟阶营进犯赣南过埠苏区时,对林英杰说:“这里赤化三年,要一律杀光”。当地红军及居民,事先转移别处,林英杰到过埠时只搜出不及转移的男女农民八名,立即遭枪杀。叶常说:“敢杀是军人本色”,对随便草菅人命的官兵,叶是万分喜欢和宠爱的。叶的卫队,无一不是好杀成性的暴徒,叶常鼓励卫兵将枪决的人的心肝挖出来吃,说是“这样可以炼胆”,所以他的卫兵专找人心肝作为补品来吃。在叶的怂恿下,一些官兵也吃人的心肝,师部在南雄驻防时,枪决数名革命群众,叶叫卫兵挖出死者心肝来吃。对红军俘虏,一律枪毙,枪毙的俘虏(其中也有在农村里捉来的农民,部下为了邀功,报作俘虏)难以计数。记得教导团在过埠“剿共”时,俘了红军排长一名,又一次俘虏红军公略学校连长一员,均被杀害。
叶残酷成性,除对革命人民和共产党员加以惨无人道的杀害,就对部下官兵,也非常残酷。叶常说:“施之于法,法行则知恩。”对小有违犯他旨意的人,往往受到打屁股、监禁以至枪毙的重刑。但对于他百依百顺或为他效死的官兵,则另眼看待。叶用“威”、“恩”两手策略,拉拢和镇压,使部下不敢反抗他,而为他利用,使他可以有向上爬的资本。叶平时注意所谓“训练干部”,目的就是造就自己的骨干、死党、爪牙。叶当团长、师长、军长时都先后分别举办“教育连”、“军士训练处”、“学兵营”等,亲自主持训练,挑选骨干爪牙任教职,妄图增加私人势力。并常说:“龙不听话无用,牛听话能耕田有用”,练兵就要叫部下官兵盲目服从。他又常说:“有命令,无理由”,“军人天职,首要服从”等等的一套法西斯的方法。叶自认为孔孟门徒,推崇孝经,曾在军官讲堂讲授,信口雌黄,标榜他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信仰者,说三民主义适合国情、适应世界潮流,共产党算“什么”?无耻至极。“物以类聚”,叶对蒋介石非常崇拜,蒋发动“四·一二”事变,叶在海南闻风而动,立即大杀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蒋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叶在江西积极响应,执行蒋的“剿共”计划,大写标语“积极准备,抗日剿共”,企图得到蒋赏识,平步青云。1936年夏,陈济棠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陈济棠用第六军军长为饵,收买叶以瓦解余汉谋和反蒋,叶拒不接受,效忠余汉谋。陈济棠倒台后,蒋果然对叶十分赏识,升叶为第66军军长兼160师师长。叶那时见蒋派其嫡系部队“中央军”入粤,极为眼红,后发出“中央军来广东食贵米”的风凉话。后蒋召见叶,不但没有斥责这事,反而“温语嘉勉”,加意拢络,叶受宠若惊,对蒋更死心塌地了。
抗日战争开始,叶奉蒋之命,率66军及彭霖生旅参加淞沪战役。这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杀人魔王叶肇,在日寇进攻之下,变成了羔羊,毫无办法,以致伤亡惨重。叶承认:“广东的本钱,都给我输光了”。上海撤退后,叶军负责保卫南京,他一头说“誓死保卫南京,与南京共存亡”,但日寇一到南京,叶没同日寇交锋就抛盔弃甲,全军覆没。他只身逃亡,混在难民群中,躲在老百姓床下,见日军进行搜索,口念“南呒阿弥陀佛,上天保佑”,又学着唐太宗一次兵败时的说话:“谁人保得李世民,你做君王我做臣”,抖颤得举不起步。后来,在逃跑的路上被日军俘虏,叶冒充伙夫,日寇没发觉他是个军长,途中叶负背行李,跟日兵前进。晚上驻宿,他睡在草堆上,没有守卫,叶乘机逃脱。叶对这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逢人自夸,以为得意。听说逃返广州以后,还在中山纪念堂对广东官佐作了“南京突围”的报告,对于冒充伙夫,背敌人行李,描绘得有声有色,手舞足蹈,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对于这丧师辱国的败军之将,蒋却十分赞赏、爱护,特别致电余汉谋说:“知伯芹兄脱险回来,如获至宝。”因为叶也同蒋介石一样,“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宝”就“宝”在这里。
南京失守后,叶在湖南茶陵整补后于1939年参加南浔线作战,归第九战区薛岳指挥,打了一二次小仗;薛岳揣摸蒋心意,给予叶66军“钢军”称号,用来挽回叶在南京丢失的面子。后回到广东,升叶为第12集团军副总司令,叶自吹自擂的说:“我叶肇在外边打了好几场大胜仗,你们在广东为什么屡吃败仗?”当时第12集团军客家派军官如李振球、黄涛、张瑞贵等,对他无耻吹吁,均嗤之以鼻,对他极为不满。
1940年,蒋介石以叶在南浔线作战“有功”为名,提升他第37集团军总司令,率66军159、160师两个师(151师留守广东),参加昆仑关战役,归白崇禧指挥。昆仑关失败后,白崇禧在柳州召集军事会议,认为叶出席的人都“违命避战”,证据确凿,白崇禧立即把他扣留撤职查办,解重庆受军事审判。后因何应钦知叶是蒋的爱将,从中解脱,由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向蒋介石请准,任叶为该战区战干团教育长。
1948年,叶任湘粤赣边区“剿匪”总司令。1949年秋,解放军向江西进军广东,叶部急退广州,受命为广州警备司令。广州将近解放时,他率队西窜,妄图在广东西江、高要一带负隅顽抗。但这时蒋王朝已经覆灭,叶立脚不住,乃纵兵在撤退路上大肆烧杀抢掠,部队也沿途溃散,最后只身逃亡香港。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