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述陈济棠 （续3）

凌仲冕

四、亲胡开府

　　胡汉民与汪精卫，都是孙中山先生的亲信，孙先生北上，汪是随行，胡是代行大元帅职务。孙先生死了，胡有代帅的资格，便以继承人自居。当孙先生实行三大政策之初，汪原是个非拥护者，因为借此正好与胡对峙，才改变过来，拿起左派的幌子，从事招摇，骗了不少人。当国民政府成立，选举主席时，大家因为对胡当政曾领略过教训了，汪是怎样的还未能从现实中取得结论，便都抱着看看汪又如何的心理而投汪票。汪是自己选自己的，胡汉民默察形势，知道不可与争，也投选汪之票，于是汪以一致的通过而当选。从此，胡汉民是明显地落后于汪了。

　　因为北伐的成功，蒋介石吃了革命的果实，而叛变革命，形成了法西斯政权。胡、汪都成为国民党的政客，在蒋的统治下，分肥得满意时，就随着蒋走，分肥失望时，便搞反蒋的一套。名次级军阀，也各怀着进级大军阀的企图，不论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以至张发奎，都是一样利用汪、胡来作政治掩护。汪、胡也分别利用他们的武力来撑腰，以壮声势。于是国民党内部战争，就此起彼伏，延绵不断了。

　　1930年初冬，蒋介石得到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的声援，打败阎、冯，结束中原大混战的局面。蒋介石便要进一步利用国民党的招牌进行欺骗，来加强他的法西斯权力。说也可怜，蒋却想不出什么新花样，只能袭用汪精卫搞护大会议时的一套，提出了定期召开国民会议，颁布训政时期约法的主张。胡汉民不能忍了，认为这样来玩把戏，无异是把汪已倒下的招摇旗扶起来，为之呐喊，这一口气，是无论如何吞不下肚的。于是就发出他的所谓“训政保姆论”的议论，在闲读也好，在演讲也好，甚至见诸于文字，不断地向蒋加以非难疵议，蒋已大为不满。至1931年2月间，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全体中委会议，讨论训政时期约法问题。胡汉民在会上针对了蒋介石的发言，加以批驳，形成了面对面的冲突，会场的空气紧张起来，使会议得不到结果。至此，蒋介石的狰狞面目也不再隐蔽了，那晚便把胡汉民押上汤山软禁，使与李济深过着共同的命运。

　　胡汉民的喽啰是不少的，但胡被禁后，没有一个敢于首先发难，向蒋骂一声，替胡吐吐气。经过足足两个月的时间，陈济棠的算盘打好了，认定了这是实现与蒋分庭抗礼的良好机会，并可以为将来取蒋而代，完成帝梦，打下基础。便采取与李济深被扣时相反的手段，不再拥蒋，而是反蒋。于4月底首先通电指责蒋介石，放出反蒋介石第一炮。过了好几天，所谓胡系要人林森、邓泽如、萧佛成和古应芬，才敢以监委资格发去责蒋的通电。陈济棠这一次的举动是出蒋意料之外，怎样应付？骤然定不出办法来。蒋肯定陈是没有力量提兵出省的，又觉得中原息兵不久，不好在南方遽起烽烟，而且看清楚了自己的首要敌人是共产党，便把陈济棠的异动放在次要之列。当时国民党的失意人物，如孙科、王宠惠等，见蒋不以强硬手段对陈，便都南来了，连汪精卫也在穷极无聊之际，来了广州，桂系李宗仁等蛰伏了一个时期了，更要及时讨好广东而重上西南的政治舞台。于是，在陈济棠保镖之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于5月底左右，在广州召开了所谓非常会议。由扩大而非常，名目层出不穷，在北方的国民政府垮台之后，非常会议又产生个西南政府了。这个西南政府，是由非常会议选出十六人组成的，汪、胡、孙和桂系都包含在内，而胡的手下最多，四监委当然在其列。在表面上看，虽不是以陈济棠为首，但实际上陈济棠是后台老板，所以西南政府的一切发号施令，都是要仰承陈济棠的鼻息的。这是陈济棠以军控“党”，以军统政的初步具体化。 

　　蒋介石既然决定了以全力应付共产党，随着就去南昌亲自策划指挥“剿共”，声言保证对广东不以武力解决，极度地运用怀柔政策。因此，陈济堂就能在“太平”的空气下登上南天王的宝座上，安稳地坐下去。当时是有不少的买空卖空的政客渴望陈济棠进一步反蒋打开局面，寻找生意，陈都虚与应付，不管谁来推他，他是动也不动的。蒋介石看清了陈济棠当时的心事，同时也看透了李济深和胡汉民在广东方面的影响不大，搞不出进一步的风浪来，便解除了李、胡的软禁。又通过御用的国民党五中全会决议，仍以胡为国府委员，恢复李济深的国民党籍，并任为国府委员。于是空气便缓和下来，战火没有燃烧的可能了。胡汉民下山回粤，表面上陈济棠是欢迎的，但内心就反而忐忑不安，以胡敢于与蒋作正面的冲突，对已就不一定能为古应芬等唯命是从，控“党”统政，将不如以往的顺利。在蒋方面当然也不愿胡、陈的乳水交融，也不断地玩弄着挑拨离间的手法。香港报纸不时散播出，胡汉民要报汤山之仇，要陈济棠作出进一步的反蒋行动，甚至说到胡进行唆使陈部内变，又屡传胡被陈软禁的消息。香港的小报更是依靠那“耸人听闻”的消息，渲染得有声有色。据说陈济棠竞然向胡面说，请他作出事实的证明，以释谣言。所以胡在汤山，固然忧愤填胸，在羊城，也觉得不会怎样畅快，于是毅然地为陈避嫌，辟谣，作出了事实的证明，“乘桴浮于海”了。这是胡汉民出国游欧的忍痛，说明了陈济棠亲胡是什么的一回事了。

　　是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外侮日亟，对国民党内部的息争，是有相当的影响的。经过沪、粤的双方会议，蒋介石也下过一次野，以表示对“党内团结”的促成，尽其最大的努力。这正是蒋介石以退为进，弄惯了的手法。至1932年元旦，国民党的统一政府成立了，过几天西南政府才正式通电撤销。但并不是无条件的，除了军队改易了番号，八路军改为第一集团军，恢复军级建制辖三个军，另有独立师独立旅等等之外，就是所谓“均权分治”。陈济棠借此继续与蒋均其挖“党”之权，分出广东来，由陈以军统而治之。所谓西南政府就这样换汤不换药的变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与及“西南军事分会”三个机构。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陈济棠倒台才结束。 

　　胡汉民赴欧后，古应芬留在广州继续当胡的代表与陈联系。古是个什么人呢？他的父亲是在小北开设寿板店的，店内地方颇宽阔。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人曾在这店内商议过进行事情。古是没有加入的，因为朱执信是当法政学堂的教员，胡毅生、陈淑子等的住地，都离这店不远，所以便时常到他店中，古便成为辛亥革命的同情者。但到消息紧时，古就害怕了，怕连累到自己身上，要他们不要在店中谈革命，并求他们少到些，最好是不来。古的革命性的软弱与动摇，这一事足以说明，但还没有干出那告密的可耻勾当。及广州光复，胡毅生当海军司长，古是当他的总务科长，这是古进身的初阶。古为人庸懦，故绰号“烂大鼓”，说他是打不响的，真是形容得恰当，在胡系的提拔下，也爬到了国民党中央监委的地位。正因为他是个庸懦者，适合了陈济棠的要求，表面上对他十分恭敬，称他为古先生。陈愈恭敬他，他就愈驯服，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与陈同一鼻孔出气，成为陈控“党”统政的一把最好手。胡汉民、胡毅生在广州，只有祖居，没有自己新建的堂皇大屋。而古应芬独能在原日的寿板店旧址，高价买了四邻房舍，建成华丽广阔有花园的新居，即是现在越华路东头对正的那座红墙铁闸的建筑。当落成“入伙”之日，大排筵席，极尽朱门酒肉臭的奢豪，陈济棠是亲到贺喜的。但古应芬安居逸处的享受，为时不久，便患牙痛症，到危急时电报胡汉民，胡即返国，未入国门，古已不治死了。胡抱生离死别之痛，住在妻舅陈融家中，日夜下围棋过日，陈融家的西宾潘景夷，就是胡的奕伴。大约因此而用脑过度，或奕外另有所深思罢，曾患脑溢血病，在下棋中晕厥过一次，医好了，还是奕棋如故，最后仍是脑溢血复发而丧命的。蒋介石对胡，生则囚之，死却哀之，派中央八大员——孙科、居正、王宠惠……等赴粤致祭，隆重其事，但幕后是另有其一套（详见下文）。古、胡死后，胡系的在粤主要人物，便轮到林云陔了。林在孙先生大本营时期、是任金库长之职，在国民党粤籍人物中，资格还算是老的，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并兼过建设厅长、在陈以军统政之下，成了陈的属员，唯陈之命是听。陈的南天王权威，至此达到了顶峰，还借建设之命名，尊款别用。西村电厂的筹建，是收电灯费附加税的，每一度电附加一角，也移用不少；惠州糖厂的产糖是“无烟糖”，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总之，多一个建设名堂，就多一笔中饱数目。另一面，陈与蒋在半对立中而互通声气，以出兵赣南、助蒋“剿共”为条件，秘密接受蒋的协饷，闻说每月有数十万元，绝不公布，全部吞肥。对省内的人民武力，则极其残暴，实行分区绥靖、包干屠杀。派陈汉光部围剿五指山、用飞机投弹轰炸、老少遭殃。以邓龙光部围困南山，断绝粮食，把山中人饿死无数……

五、通日倒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说的是“不统一无以御外侮”，所以要“先安内”。所谓安内，就是对付共产党，就是“剿共”的代名，于是“剿共”就重于一切了。而胡汉民下山后，却提出个似是而非的“并重论”——抗日与“剿共”并重，以示有别于蒋介石，并以此作为两广的政治思想指导。陈济棠一面接受了蒋的大笔协饷，挥兵入赣，共同“剿共”，开辟了财源；一面大喊抗日，顺应人心，的确名利双收。但实际上只有“剿共”是作出行动，抗日不过是纸上谈兵，一重一轻、明眼人谁都看得清楚的。蒋介石趁着胡汉民之死，派孙科等八大员南来致祭，肩负了吊客与说客的双重任务，尽哀尽敬之余，泪痕涕迹未乾，便要挥舞舌剑唇枪了。什么“举国团结，系于一身”，什么“抗日的实践，有待于‘剿共’的完成”，向陈大灌迷汤；什么“真正统一，必须集中武力，是抗日的前提”，什么“破坏真正的统一，要受共产党同样的惩处”，向陈大加威胁。最后是单刀直入，要陈撤消西南组织，听命“中央”。陈突遭压力，只好以稍待时日报命，应付过去，从此陈就测知了蒋对自己不怀好意的程度了。事后区芳浦（陈的总政治训练处处长）要我写“抗日与剿共并重的必要性”文章，在《军声》月刊（政训处的刊物）发表，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一套？针对什么来发挥？他就把蒋派人来祭胡的内幕告知于我。

　　要陈撤消西南组织，陈就丧失了控“党”统政的工具，无异要他从南天王的宝座上掉下来。蒋之此举，足以加速陈进一步地向取蒋而“代之”的道路前进，陈怎能接受呢？于是招揽人才，扩充部队，先后成立教导师、独3师，以缪培南、李汉魂分任师长；改编了原广州军事分会直属的空军和海军，驱走了梅光梅、陈庆云、陈策，并以飞机投弹炸毁飞鹰舰于海南；成立第一集团军空军司令部和舰队司令部，分别以黄光锐和邓龙光任司令。于是陆、海、空的军权，都集中在陈的手中了。迄日军冠侵犯热河，又再扩军，成立独四师，调邓龙光为师长，以援热为名，领师北上。师次湘边，蒋介石已与日本签订《何梅协定》，何健亦陈兵湘南以待。陈原无抗日之决心，遂停止前进，后来且移作“剿共”之用。

　　红军长征离赣北上，是真正为抗日而去，前此蒋、陈的赣南“剿共”合作协议，已失了对象。蒋向广东进兵，已无顾虑，如陈不就范，可以放手干下去，无须再客气了。认为西南的现状已到彻底改变的时候了，密派亲信来粤，要陈撤消西南组织，部队由中央编遣，海、空军权归回中央，外交遵奉中央决策，国税不得干预，等等，即外传的所谓“五条件”。这是毁灭南天王宝座的一颗炸弹，陈是不能领教的，于是灵机一动，依计就计，派哥哥陈维周为代表，向蒋面白曲忠。因为陈维周久已企图亲自看蒋的相，而苦无机会。此行深喜得偿宿愿。哥哥回时，欣然为弟弟贺喜，说蒋气色晦暗无光，配合“八字”流年刑尅，定遭大劫。又再向乩坛问休咎，得了“机不可失”的启示。既然命里注定，大有逆天不祥之概，遂下反蒋决心。李宗仁时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名义常驻粤，为的是推动陈的反蒋，有此机会，更加大卖气力，从旁打气。白崇禧又兼程由桂速来，向陈分析形势：说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合作，已得确实情报，并非空穴来风；蒋有事于西北，无法以全力应付两广，而两广兵力合计有30余万，若稍加扩充，可达40万之数；估计蒋能用于两广之兵力，不能超过20万；且何健态度已渐明朗，表示如能协助军饷，定必啣尾追随；除此有利条件之外，还有一点，是日本尚无南进之意，蒋的处境愈困难，我们就愈顺利，日本必然暗中以友视我，我们从此可得外援，这是反蒋只有胜利而无失败的关键。白诸葛这样的道出，陈的五窥顿时通了，胆愈壮了。李扬敬更另加补充，认为蒋是惯弄政治手腕，配合军事进攻的，内部分裂屡屡奏功，犹须严妨，免误大事。还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话，这支暗箭，是指向李汉魂、邓龙光而发的。陈亦以所见不差，于是在扩军的进行中，同时对非嫡系人物加以铲除，李、邓遂先后被撤职（经过情形已详本刊一辑《忆述陈济棠遗臭数事》一文中）。然陈之内变，却无从防，终陷于众叛亲离之境，死党只有李扬敬一人。 

　　日军侵华，非把整个中国吞下去，《何梅协定》之后，就继而要求华北特殊化了。向华北不断增兵，威胁蒋介石签订所谓中日《共同防共协定》，蒋受暴日的压迫，却拿来压迫陈济棠，即上述的向陈提出的五条件。陈经过一切的准备后，就以日本在北增兵为借口，挂起抗日招牌，举起反蒋的旗帜。 

　　1936年5月27日，两广当局先来一个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慷慨陈词，打响了套鼓。随着接纳各方面的所谓抗日反蒋的无聊政客和社棍，企图扩大影响。至6月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就正式宣言抗日，召开了群众大会，发动游行，示威。翌日，即以执行部政务会的联合名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在这封通电发出之前，在梅花村的“王宫”中，开过军事会议，决定防攻的“大计”是：对贵州、福建防而不攻；对赣、湘则取攻势，以粤军为主力，集结大庾，准备负责攻赣；以一部集结韶、乐，备防湘南；以桂军为主力，集结全州，准备负责攻湘。冬电发后，除李宗仁仍照旧常在广州外，白崇禧返桂了。粤军将领都于2日分别返防，我同李、邓一起赴港转轮返潮安。上述情形，都是李、邓在途中谈及，李汉魂还说，他在会议中提出，“冬电”主张应该恰可而止，再进一步，便不能忍了。到汕后，报纸上已刊登，陈济棠、李宗仁以率第一、第四两集团军将士名义发出的“支电”。这封电是在许多将领回防后才发出的，李、邓都是事前不知道，认为“冬电”是突然而来，是超越了“支电”吁请中央领导抗战的范围，便密电余汉谋商议，倒陈运动，就在这时开始进行了。西南部会随着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决议了两条：（一）明令嘉奖，并饬准备出师抗日；（二）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改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一、四两集团军，番号照旧。接着又电南京说：“两粤部队，悉数可以调遣北上，特请指令北上路线及集中地点并源源接济饷糈械弹。随着蒋定期召开了二中全会，西南也派了邓青阳、李绮庵、崔广秀、黄麟书、李任仁五人前往。针对蒋介石对粤秘密提出的五条件而准备公开提出五大计。就是（1）立即宣布对日断绝国交；（2）废除“九·一八”以来一切对日屈辱协定；（3）立即以武力制止日本违反辛丑条约增兵平津；（4）保障爱国言论，恢复民众爱国运动；（5）由中央领导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这是明知蒋不能接受的，不过是你以“五”来，我以“五”去作为一个报复而已。

　　蒋在进行召开二中全会期中，陈诚、卫立煌各部，已开进江西；何健且将粤桂密使往还经过向蒋告密以表忠诚，布置湘边军事；蒋鼎文在福建也奉令动员；在贵州的薛岳部，也向桂边移动了。陈济棠于6月23日就任了所谓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之职。扩编所部为五个军：以余汉谋为第一军军长，辖李振球之第1师，叶肇之第2师，张瑞贵之第3师；张建为第2军军长，辖巫剑雄之第4师，张镜澄之第5师，梁世骥之第6师；李扬敬为第3军军长，辖黄延贞之第7师，黄质文之第8师，欧阳新之第9师；以黄任寰任第4军军长，辖曾友仁之第10师，严应鱼之11师，12师缺；以缪培南任第5军军长，辖谭遂之13师，陈章之14师，15师缺（各师长姓名或有错误待正）。另有陈汉光的警卫旅和税警团及财政厅的缉私营等。至第1集团军的部队政治机构，于1934年间已全部撤消，这时又再恢复，以李鹤龄任总政训处处长。还有一件妙事，陈竞委派哥哥陈维周为广州警备司令。维周向不知兵，人所共知，负此重任，是否陈济棠认为他真有法术，可以呼风唤雨，调动神将天兵，乃真是天晓得。

　　邓龙光接了卸职令，就电欧阳新促驾，但迟迟不来。接收宣传队、改组政训处的处长张某也不来。至月底，邓和我才离开潮安。在离开之前，团长王德全找我到西湖去，问我以后怎样？我说：你是陈老济的人，照旧做团长好了。他恨恨地说，我们要同在一起，我们要真抗日。又说：陈维周向他施恩惠，送了3000元给他，并说如果我有什么事要通知他，他一定干。我与王就是这样定下默契的。到汕头时，李汉魂还在东区绥靖公署，正在开始草拟“封金挂印”的电稿，准备于二中开会前发出，已由李江在南京与各方联系。李江同时也与余汉谋的政训处长李煦寰联系，李是余的拜把兄弟，余是自己不出面活动的。邓到广州后，见过了缪培南，知道欧阳新接掌九师的事，是李扬敬坚持，陈初时是不愿的。邓便照旧一样去见陈济棠，陈反而安慰他，催促他快就副军长职。时李江已由沪回港，李汉魂于3日秘密离汕前去，6日发出“封金挂印”的四封通电。一电是致陈济棠，一电是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各院部，一电是致国府主席林森和军委会蒋介石，一电是致缪培南转广东的陆、海、空军同寅。这是反陈的第一个号角。电中措词都着重指出陈抗日之假，对陈“通日”阴谋，是委婉含糊的。如致陈电中所说：“道路纷纷，更有以对日谅解之言相疑责者”；继而举出事实：“如汕头方面，年来以交涉频繁，敌舰踞泊，未尝或离。乃自西南高唱抗日之后，竟悉数他驶，顿成何清海晏之象。而角田一案，更绝口不谈。岂慑于声威，面望风畏避耶？又何怪相骛伯有，转为亲者所痛也。”又致林森、蒋介石电中所说也不过是：“海疆之戍卒尽撤，国防之设备毫无，即令抗日出于至诚而舍近图远，已属非计。况道路流言，群疑满腹，倘不幸而变故横生，国家前途讵堪设想？”等等，都是不够具体的。唯同日发表的空军队长黄志刚等声讨陈、李、白的电，列举通日的罪行，就明朗得多了。首先指出西南开府之初，即“派陈中孚赴日，暗相勾结”，并说：“九·一八”之变，实肇始于此。继而指出：“当胡汉民先生逝世之后，李宗仁秘密赴沙面与日领密商者六天。如日本资助桂军士敏土与军火，聘日本军官二三百人在军中指挥。又日本资助粤省平射炮数百门，轻机枪数百挺，皆以两粤反叛中央及以桂省钨矿专售与日为条件。上月又派陈中孚、潘宜之赴日，要求日军进占华北扰乱闽南，以牵制中央。粤最近聘日本军官，分赴东北视察工事。奸人夏某，率日军官二百余人，化装入桂，担任炮、空指挥，此皆两粤勾结日寇之不可掩蔽之实证也。”此段所言，对陈济棠通日铁证，已作了具体的揭露，对人心军心都起着相当的影响的。而且黄志刚不只通电而已，于该电发出前二日，就率领驱逐机三架，轰炸机四架，战斗机二架分别从广州、从化、韶关起航，飞向南昌投蒋去了。当这批飞机飞过赣南时，余汉谋正由广州返大庾不久，李煦寰刚向他陈说反陈，要他即下决心，他还在犹疑中，李跪在余膝前挥泪相劝之际，忽闻机声，以为陈派机来炸，饱受虚惊，事后才知是空军起义。黄治平时当余之秘查为我道此事，说此批飞机，对余反陈起了推动作用云。 

　　陈得知黄志刚投蒋，亦于6日召集空军人员讲话，指责黄志刚通电所说，全是伪造，还说黄志刚受了蒋贿款数十万自肥。陈还厚着面皮要他们尽忠国家，跟他抗日，说到声泪俱下呢。但飞去的飞机，为数不多，给予军事上影响还不大。过两天，余汉谋已由赣飞京出席二中全会了，于9日发表致粤军将领电。这封电对陈的通日阴谋也只笼统地说一句，“结外敌以兴戎”而已。但最后说：“秉承蒋委员长面授方略，不日回军，望我袍泽，本兄弟阋墙之诫、为曲突徙薪之谋，一致主张，共济国难。”这就明白说出，自己投蒋去，要打回广东来倒陈，要广东的将领跟他一同行动。对余汉谋部，陈是视作心腹之寄的精锐之师，以“大儿子”看待的，这一突变，大出陈之意料之外。计算一下自己的三个“儿子”，“次子”（香翰屏）早与伯爷（陈维周）不睦，消极去了（香因陈维周干涉到第二军的人事和经济问题，大闹意见，愤而辞去第二军长及中区绥靖委员），已够痛心，现在“大儿子”，竟然忤逆，能不痛切肝肠？立即召开会议，应付大变，在穗的师长以上将领均出席。陈这时还是坚持干到底的，李扬敬便大拍胸膛，誓死拥护，遂决定缩短防线，认为重演击败张、桂军的内线作战斗计划，是胜算稳操的。即令张建部队后撤，令李扬敬军东下增援，并请李宗仁派有力部队入粤。消息传出，动荡的广州市，又开始笼罩战云。有地位的人物家属，急忙地迁徙港澳去。我就趁此时机，分别通知第九师的团、营长家属迁港。欧阳新这时已接长了第九师，就职时说出“单刀赴会”的话，以敌相视，引起官兵的内心激愤。王德全密报我说，掌握全师已有信心，我乃商邓伯涵扶病带同我代拟好的讨陈电稿去五华，告知王德全，务须在二中全会开会期中发动。至10日，张建、黄涛、李洁之也通电声称反对内战，请陈济棠息兵。这样陈的赌本已输去了五分之二了，又立即开会讨论应付危机。白崇禧派黄旭初乘飞机来粤，这时也正抵步参加会议，声言立可动员3个师来粤。李扬敬又来一次助威，说3、4、5军共有7师人，联合桂军，使足10师，以内线作战应付，可以裕余。继着执行部政务会又开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抗日救国军联军总司令部，以陈济棠任总司令，李宗仁任副总司令，这是“死鸡撑饭盖”的最后一幕了。这时广州市的军警已加紧戒备，陈维周警备司令部的密探四出作恶。邓龙光、陈文（原独四师参谋长）和我的住宅，都发现生面的便衣大汉巡逻。陈文即于12日晨赴港，邓和我在夜间化装，搭石歧船赴歧转澳。在转赴香港轮中，我代邓草拟了忠告陈济棠的信。抵港后到皇后酒店找冯伯娄约会了李江，一同去见李汉魂，信稿经他看过后，马上由李江带去中央社发稿，15日香港报便刊登了。邓龙光这封信，是向陈大摆架子的，开始叙述了与陈的关系，提出了他的假抗日内幕，说自己“从未扰及民间一缕一丝以自肥，亦未冒占霸收一税一捐而自饱，对团体则甘为牛马，于个人则永矢洁廉。”接着说：“所以报钧座者在于公而不在于私，所以爱钧座者在于正而不在于侫。”至此转了笔锋暗骂李扬敬等，说：“不期公则有碍于私，正则不容于侫，必去我而后快者，大有其人，陷钧座于不义者，亦即此辈。”然后又说自己的处境，“兵权既解，马是骑随之，扣留之谣，一瞬即成事实，为免眼前之亏，乃谋自存之道。”于是就只有“不告而行”了。后来恳请陈济棠“洞察国人厥惧战祸之心，体谅袍泽见义明理之勇，祥和一念，幡然改图，救举棋一着之差，回残局更生之庆。”最后还以伍员自比说：“剖心挖目，敢进最后之忠言，执笔陈词，不禁涕泪之交泗。”

　　二中全会于7月10日开会，在14日那天，议决撤消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取消第一、四两集团军番号，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任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撤消陈济棠本兼各职，任为国防会议委员。时余汉谋部已回师至韶关，余亦于15日就职，以哀的美顿式致陈电说：“限24小时内离开广东。”张建于14日再电，声称服从中央，余部便顺利地推进到英德军田一带了。欧阳新这对正率第九师由五华、兴宁开动，准备前赴惠州接替进驻东增的七、八师防务。16日到达老隆，团长王德全、李少霞等派兵包围师部，要欧阳新一同讨陈，欧阳新只身逃脱。第七师的团长黄世途，在河源率部一致行动。王德全领衔讨陈的通电内容，是先指责陈以抗日之师移用“剿共”，并延欠军饷，吞食补助费；继即揭露陈通日的一个事实，说：“忆西南异动之日（指6月1日）即杉山（日陆军部次长）到沪（乘长奇丸来的）之时，声言来造访，继周秘往协商，此中暧昧何以见人？南返之后，出入沙面日领使馆，日夕不停（王德全曾于6月间到穗去见陈维周，候至深夜，与陈家人闲谈，得知陈近来时到沙面。及陈回，也问他为甚深夜始归？陈顺口答说，在日领事馆有事。王记之不忘，对我说过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今竟称兵百粤，反叛中枢，挂抗日之羊头，卖通日之狗肉。万难共器，立起揭竿，挥我戈茅，灭此朝食。拥护余（汉谋）主任，服从指挥欢迎邓师长回部领导。汤火不辞，忠诚谨白，伏新垂察”。因此，李扬敬的第3军，便失去了一个师和一个团，实力差不多减去了一半了。欧阳逃到惠州，李扬敬才得知噩耗，陈济棠16日上午举行就任联军总司令职之后，闻变大骂：“跛手王（王在歧岭之役受伤，一手成半残废，王是行伍出身，与陈有悠久历史关系）都反我，不可思议。”因而感觉到：3军是一向相信的，内部也起变化，第四第五两军又怎样？就更难抱乐观了。接着舰队也有一部开出黄埔集结了。发动西南组府的四监委林森早当了蒋的主席，古死，邓去，只余萧佛成，此时也急忙去港了。所谓元老的邹鲁早已看清楚，认为事无可为，请假放洋去了。政治方面如此零落萧条，军事方面更是惊惶失措，是日，余汉谋由大庾入驻韶关了。第四师长巫剑雄也发通电劝陈入京，并表示欢迎余汉谋回粤，这是陈的部属向陈致送最后的一个礼。众叛亲离的悲哀，钻进了陈的灵魂深处，只好又开会议。李扬敬已噤若寒蝉了，陈特别向缪培南说，育群，你有什么意见？缪便答道：我没有自己的意见，总座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并说，属下的师长同我一样意见，我是可以相信，以下的我也觉得有些难说了。会场空气沉寂得闷煞人，陈汉光乃起立说，还是请总座细加考虑，定出主意来，给大家遵行，相信在坐的都不会离开职责自由行动。这个会议，就以再考虑而结束。 

        17日这一天，是陈济棠今后命运如何的决定期了。蒋介石却在南昌来了一个万急的电报，催他离粤赴京就国防委员职。经过一段傍徨焦虑的时间，滴下清泪来，看清了环境，认为大势已去，便决定下野，乃亲自写信给蒋介石，表明自己愿意离粤。惟以握奇众望未孚，收拾粤局，恐不足以服众，恳请另派大员来粤接收，俾得心安，余由汉光面报等语。立唤陈汉光吩咐各事，乘机飞去南昌面呈，候函复，原机飞返。蒋的复函，却教训了他一顿，说：“余汉谋乃中央派委接收人员，由余接收，即是中央接收。粤中将领效忠中央，自必深明此旨，不必过虑。”并说：“离粤绝非下野，军人进退一本服从，环境如何？无须计较。能保存“革命”光荣，即可上对国家，下尽个人职责矣。”云云。陈之所求不遂心，中又大感不快，8日清晨，得知全部飞机共40余架飞去南昌了，又想起“机不可失”的乩壇启示，很自然地又感觉到这是命定的了，下野之心，更坚决了。随即赴燕塘，召开最亲信的人会议，参加的有李扬敬、陈维周、林翼中、何犖、林时清、区芳浦、黄麟书、曾如柏、陈玉昆、孙家哲等人。陈宣示本人去留问题及与蒋往返通函的经过，大家一致请陈通电下野，请余汉谋回粤主持，陈当然表示赞同。会散，陈返总部，又召开会议，除了上述各人参加外，有缪培南、张国元、谭遂、张镜澄、张之英暨总部务处长等20余人。陈即向众宣布，本人准备下野离省，并发通电，让社会人士明瞭真相，与会者无一人发言。陈即决定各事：（1）广州市治安由宪兵会同公安局维持；（2）市郊治安，由13师长谭遂负责维持；（3）军校由林时清负责；（4）总部由缪培南代拆代行；（5）总部各处长不得离职，准备办理交代；（6）总部人员一律提前清发本月份薪饷。散会时已过中午了，陈回办公处，一连写了几十张条纸，某某给若干万元，某某给若干千元，也有给一千几百元的，这是陈的最后分肥。停了一停，又写一张条纸，内容大变了，是枪毙一个人（姓名苦忆不出），是两三个月前，因税捐事，部属对此人大不满，向陈攻击他，陈始扣押他的。在这时候，还办此事，必然是内中有不可告人者，而必须加以灭口的。处理已完，登楼回室，在上楼梯时，想起还没有送钱给缪培南，便停步问：“育群，你也是要钱用的”，缪答不须要。陈复说：“我叫军需处送给你”。但说过也忘了，在总部高级人员中，得不到陈的最后分肥的，只有缪培南一个。上面所说，都是事后缪对邓龙光说的，邓在闲谈中，不时拿来作话柄。 

　　陈离开总部，回去梅花村，大约是要抽够瘾的大烟，至下午5时，发了一个最后的电报给余汉谋。电文充满了上司的口吻，是这样的：“握奇兄：棠诚信未孚，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南天王的宝座，至此倒下来了。随着便偕陈维周、区芳浦、林翼中等离开梅花村的王宫，赴鱼珠炮台，落了海虎舰，驶向黄埔去，求乞泊在黄埔的英舰，给他乘坐。经过了多时的哀恳和办理手续，才得到英海军部的批准，派浅水舰摩夫号乘载他，陈济棠于7月19日晨安全到港了。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