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剿匪与巩固治安

在政务院第38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节录）
（1950年6月27日）

张云逸

　　广西在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匪帮长期统治下，所受欺骗宣传较深，许多人民存在着“大广西主义”的封建排外思想，同时广西的民间枪支约20万支以上，大部为封建地主恶霸所掌握。我军将入桂之前，匪首李、白更预先散发一部枪支给予地主，又布置一部主力部队与特工，结合土匪、恶霸及散兵，企图长期游击，扰害人民。但在全国空前伟大的胜利的形势下，我们乘大胜声威，迅速向敌人实行全面军事进剿和政治攻势，特别是毛主席宽大政策的感召下，有些敌军则投向人民，服从我军和平改编，如原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桂北军区指挥官周祖晃，原靖西保安司令赖慧鹏、原滇桂、黔边区指挥官张光玮，原桂西军区指挥官莫树杰等均先后率领部队就编。他们这种起义行为，为人民所欢迎，而且在残余匪帮及特务内部，引起了分化作用，各地小股敌军，相继投诚者，为数亦不少。在我军进剿中，又捕获了下列诸匪首：伪兵团司令刘嘉树，伪纵队司令蒙志仁，伪桂东区反共游击司令曾云飞，伪桂东纵队司令罗绍辉等；击毙了滇、桂、黔边区副司令胡栋才；重创了伪桂东军区甘丽初匪部，伪桂南军区罗活匪部，使其大部消灭，残匪溃散。这样的军事胜利，打垮了蒋、李、白匪帮在广西长期游击的企图。
　　其次，反对特务的工作。在干部缺乏的条件下，也有些成绩。半年来破获了比较大的案件有60宗，电台16个，其中也有些向我投诚的。
　　然而，敌人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仍继续派遣特务，深入广西，勾结土匪、恶霸及不法地主，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我力量薄弱的地方，或利用我们征粮工作中某些偏差和春荒等情况，以“反征粮”“反北方佬”“抢仓库”等口号来煽动群众，并以“日本出兵东北”，“美国出兵上海”“白崇禧反攻了”等谣言，来煽惑群众，组织暴乱，他们抢劫公粮，杀害我乡村工作人员和群众，袭击我区乡政府，破坏交通等，无所不为。较为严重的暴乱有恭城、玉林等县，仅玉林一县，被杀害的有150人，其中有30人是青年妇女，尚有50余名本地干部家属，亦被残杀。经我军分途进剿，至3月中旬，始告平息。4月份以来，没有发生大的暴乱。但尚有小股土匪，扰乱交通，我们已派部队保护，广西解放初期，据调查全省约有匪部90000人，现已消灭约60000余人，尚有残匪约20000余人至30000之谱。这表示广西的剿匪肃特的斗争，还需要作艰苦的努力。
　　在数月剿匪工作中获得下面的主要经验与教训：
　　（一）在剿匪初期，部分部队，对于主力地方化的认识不够，对剿匪的战斗研究不够，在作战上，以打大仗的战术来代替剿匪的战术，以致时有扑空的现象。且因部队不通方言，对情况的了解掌握较差，在剿匪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
　　（二）军事进剿与发动群众的结合不够。没有很好贯彻中央的政策，广泛的向人民大众宣传，以致剿匪初期，有些人民对我们怀疑，不敢靠近我们，甚至有少数落后群众，为敌人欺骗，被敌人利用。
　　（三）在执行宽大政策中，宽大与镇压结合很差。对反革命的首恶分子，没有适时地严厉地镇压，客观上给了土匪特务以精神上的支持。如土匪特务煽动群众抢公粮时说：“解放军不杀人，被捕着，也不过问问即放了，不要紧，不要怕。”所以，群众有“人民政府宽大无边”的说法，这也减低了群众协助剿匪的情绪。
　　（四）有个别剿匪部队，纪律不好，少数地方武装成份不纯，也多少影响了剿匪行动。
　　因此在3月中，我们对剿匪工作，采取了下面方针：
　　第一，在部队中，进行彻底地方化的组织工作，采取主动地有重点地分区进剿，军事进剿与驻剿相互交错进行，并加强部队剿匪战术教育。
　　第二，在部队中克服单纯军事剿匪的思想，要把军事进剿与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密切结合。对侵犯群众利益的部队，及时纠正，严肃纪律。对地方武装中不能教育的坏分子，坚决洗刷，以保人民部队的纯洁性。
　　第三，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政策。对首恶分子，必须及时地镇压，以消反革命的气焰。

朱明国主编：《张云逸研究史料》，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