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工作报告(1)
(1937年12月24日)
张云逸
我5月中旬到香港与组织发生关系,首先向十九路军等将领及桂方驻港人员等连〔联〕系,初步了解一般情况,就决定第一步以桂林为中心,推动其它方面工作;第二步以广州为中心,向福建发展。这时香港、广州留云清同志连〔联〕络开始工作。
甲、联络工作
1、6月初赴桂林,这时正〔是〕蒋以经济压迫桂省(操纵纸票),桂币低至4成,军民均有怨言。李、白苦无办法应付,亟求外援,闻我到港,就来电催促入桂,态度还诚恳。抵桂先与李谈我党最近主张,他表示同意,但对蒋抗日恐靠不住,特别他的高中级干部更不相信,因为对立多年,目前政治情形了解又差所致。
我初对白谈话,他表示冷淡。在芦沟桥事变中我依中央指示写2次信给白(他在南宁)提出具体办法,表示好些,他曾公开对大众报记者说,共产党主张拥蒋抗日很对,他将入京时亦找我询问意见,我所提出意见他都满意。不过白个人的成见甚深与英雄色彩正浓厚。
7月初订立红、桂、川3方共同推动抗日纲领后,在芦沟桥事变中,他们均极尊重我党主张。我送党的宣言给他们有〔时〕这样说:“共产党这样说就这样做,7号〔日〕事变第2天就发宣言”。当各报登载芦沟桥事件,和平的时候他们又怀疑起来,我坚持〔按〕党主张解释。不久,事实证明,更信我党的分析正确。
2、川与我们和广西订立共同推动全国抗战的纲领后,川!刘对 我们要求派人去连〔联〕络,特〔别是〕在蒋军与川军形势紧张时候,川刘甚着急,要我与桂邦〔帮〕助。我们极力要他们真诚主张抗日拥蒋领导抗战,就可解决问题。他照做有效(我亦将毛主席电转告刘),在芦沟桥事变时均与我们一致表示,就蒋召刘入京时亦自电来询问我们意见,对我党开始认识。
3、滇代表但懋辛来桂林我亦与谈,在连〔联〕络〔上〕他表现还好(但系朱刘的故交),向他宣传尚能接受,并愿努力与滇龙〔云〕疏通,他回去后没有消息来。
4、8月间就到粤,与余汉谋面谈,他对抗战表示坚决,但与我们发生关系似害怕,因为广东国民党分粤余、丝丝〔CC〕、蓝衣社3派,也可说分粤东与中央两派,磨擦很厉害。如余与我们发生关系,恐蒋不谅解,同时更怕我党去粤活动。我觉得余表示不好,又转换工作方式,结果由中央派偕我去会余汉谋,使余知道我与中央派有关系,余表示好些。最近因战事失利,华南形势亦紧急,粤方与我们谈开放民运,现正进行中。
5、闽陈本与我向没有任何关系,他来电邀我去福州商红军游击队问题。我估计陈是有亲日派嫌疑,对我们当然没有好的,不过可利用此时去到我们部队里传达中央策略,并给社会上有一个影响。南委也同意我10月〔秋〕赴闽,依毛洛电示原则去做。陈表面亦还好,实际的企图是收编或调走北上。正至〔值〕有些军队请求正〔进〕剿,我以团结抗日力量谈,陈无词,结果陈答应发张邓部伙食,叶飞部候中央解决。在福州我就公开与省政府各委员及保安处长、市长接谈,在漳州与黄涛(师长)及师管区涂思宗等接谈,给这些知道我们闽省部队与西北红军是有关系,不以土匪对待,一般的论调都转好些。
6、香港方面我们只与民族革命大同盟及第三党联系。过去,第三党与同盟是没有见面的,自我到港后,向各方谈,大家团结抗日,均表示同情。由我拉拢在香港召集桂方代表、第三党、大同盟(十九路军)的座谈会,交换政治意见和一致动作。第三党 对我们较好些,当然还是第三党态度。不久陈、蒋、蔡等都到南京来,这会又停止了,但还是保持个别发生关系。
乙、游击区的工作
1、我乘闽陈电邀赴闽之时机,到闽西南去传达中央新的策略。我到龙岩附近雁名圩与张邓等面晤,召集了省委扩大会,我传达中央对南方游击方针,均一致拥护,并集合该地红军(两个营)讲一次话,情绪非常热烈,过去邓子恢与谢育才2同志,与省委张、潭、方等意见不一致,经我在会议中解释,邓、谢(有右倾的思想)诚意的接受过去了解不够,谭同志亦承认他态度不好,经这次会议后,完全一致了。闽西张、邓部有干一百人,枪800支,现正扩大中。
关于闽南何鸣、吴金部被缴枪一事,经数次交涉,粤余说是闽陈令行之。黄涛(粤军师长)说奉上级命令行之。闽陈又说黄涛做他不知道,但这些枪支可查明交还。我第2次催闽陈下命令执行,他又说整个解决。这些官僚真面目完全揭破了,就是做了又不肯承认罢了。
何、吴部原有500多人,枪400余支,除留百余人在黄涛部外,其余都跑由游击区武装起来(有枪百支)活动。现在张、邓又派2连去闽南会合活动,最近成绩还好,我同意他们这样做,以便交涉。何鸣、吴金在厦门,我与会面,他们承认错误并要走回游击区。我指出他的错误,并要他安心在这里做抗日工作,候我在上边交涉,他们也照做。何、吴2人都是没有社会经验的青年,何是南洋工人,吴是当地农民。
2、我本拟到闽东与叶飞、刘英、王道诸同志面晤,但因叶飞已与保安旅接洽,陈仪恐我去有生变化,我要求去闽传达团结抗日总方针,陈已允许。但我知道他的阴谋是(据人报告)他派一个参谋与士兵倍〔陪〕我到保安旅去,要我写信给叶飞同志,要叶来旅部面谈。我得这情报后,再三考虑如叶飞同志来,在他监视之下,不过讲些官话,恐叶飞不了解我的意思,有遭损失,或叶不来也不好过,结果是我不去为上策。这时我找林知渊(省府委员)的关系,另派一个同志去叶飞同志处,要他不要单独就编,立即派妥当人偕他到香港来或到南京办事处与张鼎承处均可,去的同志现还未有回信。
3、闽中原有我们游击队百多人,他们以50多人出来编为八十师特务队,看八十师态度如何,我在福州得这消息,就派人要他们不应单独就编,要他派人来面谈,现在他已派有同志到南委接洽了。
4、江西我游击队与政府接洽,闻项、陈同志到南昌去,毛、洛同志来电要我及南委速派人去传达中央方针。因这我赴闽,只派云涛同志去干〔赣〕,他已与干〔赣〕南特委胡同志见面,已将中央决定传达,并以50元买肉,以中央名义慰劳部队。
5、滇桂边游击区还有300余武装(就七军留下的部队),因他不了解新策略与组织观念薄弱,以投降方式与广西百色民团指挥部来谈判,他们竟以手枪威胁,谓阻止谈判是汉奸。我得这消息后,就商南委同意,派吴之同志去指导。吴同志临行时,我经面谈进行工作方式,谅不致发生意外问题,因为他们与七军有历史关系,还有感情的作用。
6、琼崖原有红军已经损失,现在还有百余枪在各同志手中,分散各处,已没有部队组织。最近党特委拟将各同志及枪集中,与政府谈判,并要他们各县的武装可添加该处地方武装,不应集中,并要有武装保障党的工作。
丙、组织的工作
1、找到琼崖组织的关系。该处的组织自大革命失败后受了严重的摧残还继续保持到现在,有特委的组织,共有党员200余人(南委已报告),并有保存武装百余支,这是值得表扬的。
2、找到一些过去失连〔联〕络的同志交南委。
丁、宣传的工作
1、将我党的主张做个别的宣传。
2、在香港争取2家报纸在我们这方面来,一珠江大众,一珠江报。副社长对我党同情,我们党及领袖的言论均能发表,大众报现在已争到我们掌握中了,所有编辑都是我们同志,其中4人者,2人是我公开介绍,其余2人是用别的关系介绍。
3、我八路军的消息均能在各报纸上了表,在一般的要求有八路军的消息的报纸容易消〔销〕些。
4、我党的主张及我军的消息,除在香港发表外,并寄到南洋各埠有关系报上发表。
5、最近南洋新闻记者阵地考察团回国,在香港我以八路军名义欢迎和招待他们。据他们谓,南洋华侨对八路军很好,南洋各团体送八路军旗子特别多,共20多面,并有文化团体捐百多元买东西给八路军将士,现在继续捐募中。该团有3人不日到陕北来。
戊、与汉奸斗争
1、托派王公度等过去在桂是唯一的屠杀我党同志的剑子手,这次又企图以两面派手段来包围我,想使我们的意见不能达到李、白。这些阴谋我早悉穿,我将托派阴谋向李陈述,并告李特务人员。这次李、白将托派王公度破获,亦是我们的好处。可惜李、白对托派的罪恶还未认清。
2、现在我们与广东蓝衣社合作进行反托派汉奸与一切汉奸,但南京对托派没有认识,并谓我的报告是挟嫌攻击态度,还说托派现在不遗害苏联了。
3、我在各省当局面前曾说托派汉奸的罪恶,并做个别宣传。
4、在香港有初步特务工作布署,粤、桂正着手部署。
己、经验与教训
在这几月来,工作虽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亦散布许多缺点。
1、应抓紧一方面推动其它各方面工作——如这次在桂林我们抓住李、白就能推到川、粤、滇各方面工作是一个明证。
2、另一个环境,又要同时各方面连〔联〕络,同时进行各方工作——如这次在粤,我最初本拟抓粤余,然后推动其它方面,结 果不行。因为粤东国民党内部分粤余、丝丝〔CC〕、蓝衣社3派,亦可说分中央、粤余两派,他们两部互相斗争颇烈。如我向余连〔联〕络,他恐中央派知道,使蒋不满,不敢与我作朋友。依照在桂省工作方式就不行了。
3、我们没有彻底了解各方情况与迫切要求。
4、由上向下推动工作做〔得〕不够,甚至缺乏。
5、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没有很好的配合。
6、组织宣传工作没有计划与有系统去进行,对反托派汉奸工作亦然。
乙〔庚〕、敌人的情况
1、敌人自占领东、西沙群岛后,现又占领闽之金门岛、中山县附近之三灶岛、台山县附近之上川、下川两岛,积极部署筑码头及飞机场,并侦察登陆地点与水势,作为侵犯华南的进攻出发地。
2、连日轰炸粤汉、广九两路,企图阻止我运输。
3、现日寇派原广州领事中村(在粤多年,社会关系颇多)来香港任领事,搜罗汉奸,收买土匪,闻福建已有一部土匪及广东四邑的土匪已被其利用云。
4、利用汉奸走私,勾结军队,用钱运动军队(特别下级官),退出防线,给钱若干。
5、利用汉奸造谣,扰乱民心,并进行破坏团结抗日力量。最近香港有汉奸利用左的言词组织人民阵线,又有说民主阵线与政府对立。
丙〔辛〕、各省及香港的情况
〔1、广西情况〕
A、桂当局最初对我们还好,因为当时受蒋压迫,要求我们援助,巩固自己地位,实行他焦土抗战主张,同时给蒋威胁来讲价钱。闻统一以后对我们较差,李宗仁意中以为现在统一了,不必要联络的样子(这是我第2次到桂林时的观察)。我曾对李谈,现
在虽抗战了,我们抗战力量还要加〔强〕团结,方能坚决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否则时时有妥协投降的可能。李表面上很赞成,但是他们对我党的活动处处防范,特别在王公度案发后,影响到捕我们的同志(我党内亦有些同志对托派有关系),并驱逐右派教授(有少数是与托派有关系的)大起恐慌的现象。当时我写信给李宗仁及省党部、省政府诸人,说明托派与我党的分别,并提议不要将这案扩大影及无辜,尤要审慎处理。在桂林,我党负责同志在省府任课员被捕(有侦探打进组织出来证明他),我提抗议,他们允考查,不久释放发资出境。桂当局发秘密文件中(发干部看缴回),谓托派是共产党之一派,决定对斯派亦要同托派一样,但不要公开反对共产党。在桂我与黄旭初(省主席)谈话,他云中共个别人行动是自由的,但不能有组织行动。我以桂宣传各派合作是何解释?他无语,只谓没有中央命令未便执行推之,他在公开演讲也这样说,同时又说要与中共作朋友。他们的意中是以整个广西来与各党派合作,不是各党派在广西活动来合作的妙想。不过他捕我们的同志不是说捕共党,而是说捕捣乱后方治安的。
B、广西在“六一运动”时确将政治犯放了,现在捕的是反对抗日的说法。
C、桂在“六一运动”起,所提出的宣传口号与我们大致相同,对抗日救国团体是有组织,工会是有的,农会没有,各街村亦有民团后备队的组织(壮丁均加入)及市村民大会。他说是民主的开始。各中学生均有军事训练。以上这些都是统治的,不是民主的。
D、桂省当局认为最得意的做法是,以“三自”政策(自治、自卫、自给)来实现“三民主义”,又以“三寄”(寄兵于团,寄将于学,寄征于募),另有一种叫做“三位一体”的做法,每村市中以一入为(市)乡长兼学校校长又兼后备队队长,一人兼3职之谓。李、白对我谈话中觉得是十分称意做法,一般来说桂对抗 日情绪较好。
2、广东情况
A、粤当局对我们不甚好,有害怕的心理,尤怕我党在粤活动。余汉谋派来与我接洽的上校秘书对我说:“最好你们在杨子江以北活动,不要来南方。”他这意想可以代表一部份人的。
B、粤东对政治犯大部份是释放了,还有小部15年以上的未放,最近琼崖有一县长捕我党负责同志,要将枪交出才放。我向余交涉,他表示命令他释放,结果未知。
C、现因战事紧急与前线没有民众的邦〔帮〕助,粤当局最近开放民运,我已〔与〕他们党部及粤余谈,他们同意我们参加活动,正在讨论合作纲领中。
3、福建情况
A、闽当局对我们一般说不很坏,政治犯没有放,现在闽我交涉,他云未奉命为词,争无效。闻陈仪有亲日之嫌,他有日本老婆,据说甚活动。本来福州与台湾甚近,至现在没有敌飞机来过,殊属可疑。
B、对我们游击部队甚至有主张进剿者,自我到闽后,这说暂忍。因为他们知道该省游击队与八路军是〔的〕关系,不敢明目张胆去干破坏团结的勾当。
C、民众运动是谈不上的,不过各县部有些义勇壮丁队组织而已。
4、香港的情况
A、英政府对我们的态度比以前好些,我们的宣传能登各报上,能载共产党言论,南洋方面亦然。
B、香港工人群众反对汉奸很积极,运去日本钨砂,工人将其推下海去。工会亦恢复了,救灾团体亦公开成立。但一般资本家买公债甚冷淡!
5、南洋的情况(接来信及友人说的)
A、新加坡的华侨对抗日极热烈拥护,购买公债甚多,特别是工人尤雀跃,闻文化界公开募捐慰劳八路军。
B、暹罗本是与日敌有关系,但是我们华侨亦能进行救国运动,最近〔有〕工人起来打死汉奸的举动。
C、安南的华侨进行救亡运动未得来信,实情未悉,我已去询问了。
6、各党派的活动情况
A、广西原是托派最有甚〔基〕础的地方,革命大同盟(已散)及第三党均有活动,但极少。
B、广东亦有托派活动,第四路军内已给他打进去了,公安局侦察科长是托派,第三党在广东亦颇有活动。
C、福建我知道的只有第三党一部份人去活动,革命大同盟(已取消)亦有些。
D、香港有托派的中央高语罕在此,第三党及革命大同盟(已散)主要机关均在此,现多星散,托派所出刊物还是以我们为主要攻击对象。〔它〕的刊物南委已准备送来。
丁〔壬〕、我对华南工作前途的意见
在目前的政治形势是便利我们工作发展的,特别是闽、粤、桂各省它有斗争的经验,民众对革命的认识、环境比以前是较好的,这并不是说在工作中就没有困难了,不过这是发展的困难,可能克服的。我认为必须解决以下问题:
1、据南委同志说有一同志自贵州来说,该省留下的红军到现在发展已有万人左右,其中有些是丢队的红军,有些是红军干部去领导的土匪与王家烈部。我估计没有这样多,不过我们经过贵州省时,有张凤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及收容丢队的,确有相当数量,如能存在必有发展。我建议即派适当与得力干部赴黔与游击队连〔联〕络,并建立组织,工作是急切需的。
2、云南原来组织基础是薄弱的,如有适当干部,亦要派去建立工作。
3、加强宣传干部与加强〔经〕费。因为华南工作不但对国内宣传,还可向国际及华侨宣传,在抗战中尤觉得地位重要,就对党内教育刊物目前更为迫切。现在这工作做得非常不够。
4、充实南委领导机关。除张纯清同志外,组织部负责同志原来是做职工运动的,宣传部是只一年党龄的新同志,对党策略不甚了解。近由广西调来一个同志,我与谈一次,觉得了解党的组织原则亦差。
5、加〔强〕公开活动干部。现只我及云清同志分不开,虽就地找2个干部,是过去失联络的,只能做些特务工作。
6、创造当地新的干部。我已向南委建议,他们正加紧进行中。
7、加强无产阶级基础。就我所知道,最近发展的同志(广州、桂林、南宁)都多是学生与智〔知〕识分子,因此对救工运动尤为重要。查李干辉同志(原七军基干部曾任师政委,因犯了错误在红大训练)是海员工人,又是广东人,如他了解过去错误,派来华南较适宜。最好在红校选些能做民众工作的干部并熟悉南方情形与方言的来担任民运,准备将来领导游击战争。我的意见这样,如有未妥的地方,要求你们纠正。
再,香港已设立的通迅机关:
1、购收报机一架,能收新闻,但延安的听不到。
2、借用友人电台一个,和租用电台一个,均叫延安不通。
3、我拟以后由汉口台与我连〔联〕络。
注释:
(1)原文无标点符号,是编者根据报告内容判定另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