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蒋光鼐 蔡铤锴 戴戟

一  淞沪抗战的爆发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

    日寇侵占东北三省得手以后，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起，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地进行闹事挑衅活动。

    １９３２年１月中旬，日本帝国主义部署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压制抗日运动和军事侵略的阴谋，派遣军舰三十余艘和陆战队数千人登陆，通过驻华军唆使所谓“居留民”集会游行，捣毁了虹口北四川路的一些中国商店，闸北区还发生日僧五名和三友实业社工人殴打冲突事件。就在此时，日本领事村井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封闭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和封闭上海《民国日报》等的无理要求。当国民党政府还没有作出答复以前，日方又在１月２６日发出了所谓“哀的美敦书”，限令在四十八小时内（即１月２８日下午６时前）对村井的要求作出“圆满”的答复，不然就要自由行动。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秉承蒋介石的屈膝投降政策，无耻地接受了这个最后通牒，在限期前封闭了抗日救国会，以打击爱国力量的手法来谋求对日寇的妥协。不意在村井表示满意之后，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又在当晚发出了另一个以护侨为名的通牒，限令我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让给日军进驻。盐泽没有等待中国政府答复，就下令开始军事行动。午夜１１时余，日海军陆战队向闸北我军进行突袭，我军奋起自卫，向日军还击。

    淞沪抗战在日军不宣而战下爆发了。

二  十九路军的抗战准备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抗战呼声，响遍全国。十九路军驻扎江西时，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全体官兵三万余人，曾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调防淞沪一带后，在上海人民抗日宣传的影响下，更下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当时我军有些部队的驻地，靠近日军的营房，彼此可以望见，我军官兵故意每天在日军面前举行野外演习，让日军知道，屈服退让的是国民党政府，十九路军是不怕日本帝国主义的！

    我军广大官兵虽然早有抗战的决心，但我们在组织上的准备工作，是不够充分的，特别是跟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的日军比较，更相差很远。敌人在发动“九一八”、“一二八”战争以前，是经过长时期的动员工作的。而我们呢，政府既坚持不抵抗主义，当然谈不到准备；十九路军本身从“九一八”起，连官兵军饷都领不到，要做准备工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当时调沪不久，情况生疏，对于日寇的真正企图，看得也很不准确。国民党政府没有给我军提供任何有关的情报，我们直到战争前两星期，才从自己所得到的情报中判断日寇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才积极进行应战部署。
  我们的军事布置工作，是在１月１５日以后开始的，距战争爆发还不到两星期。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做了不少工作，这是我们能够有效地打击日寇的关键所在。１月２３日，我军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的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这个会议的有蒋光鼐、蔡铤锴、戴戟、张襄、区寿年、翁照垣、黄固、林劲、丁荣光、樊宗迟、杜庆云、王焘、张君嵩、顾高地、徐义衡、杨富强、钟经瑞、李扩、钟桓、云应霖、黄曦、王贻锷等。蔡铤锴、蒋光鼐、戴戟等都在会上讲了话。蔡铤锴在会上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戴戟在会上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蒋光鼐在散会前说：“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何况我们还有二、三万人，真不能挽救中国吗？”

    紧急会议讨论决定了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包括准备军粮物资等在内）。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表示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根据会议决定，在下午７时向我军各部发出如下密令：

    一、据报日方现派大批舰队来沪，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缔爱国运动并自由行动之企图。

    二、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三、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

    第一五五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

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且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

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七十八师第六团团长张君嵩指挥。

    丹阳六十师黄茂权团，限明日（２４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

    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

    四、总指挥部移驻真茹。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

    １月２４日，蔡铤锴与区寿年、谭启秀、黄固、翁照垣到达苏州，召集十九路军驻苏高级将领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铤锴在会上表明十九路军抗战决心，并传达解释了２３日发出的密令。参加的驻军将领，也一致表示反对不抵抗和拥护团结抗日。

    两次会议以后，十九路军各部基本上完成了战略战术的准备。全军动员起来了，有了充分决心，准备随时迎击来犯的敌寇。

三  淞沪抗战的经过和我军的撤退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深夜２３点３０分，日军在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十九路军翁照垣部袭击。我驻军依照总部２３日下达的密令第二项“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规定，当即给予还击，发生猛烈巷战。此时日军就用铁甲车二十余辆为前导，分兵五路从闸北各马路口进犯。总部接到报告后，蒋光鼐、蔡铤锴、戴戟三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茹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以电话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２９日天亮，日本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滥施轰炸，战火逐渐扩大，但在我军坚强抵抗下，敌寇各路进攻均被击退。我军先后截获其铁甲车三辆，毙伤敌军甚众。

    敌方因进攻没有得手，第二天晚上２０点，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向我提出停战要求。我们明知其为缓兵之计，但我军也要加强部署，所以接受了这个要求，命令前线停止战斗，严密戒备。指挥部同时即将原驻镇江以东的六十师调到南翔、真茹一带，并将六十一师调运来沪，原在上海的七十八师全部投入前线，加强防御。

    ２９日上午１时，我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略谓：“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残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２８日夜１１时３０分公然在上海闸北侵我防线，业已接火。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铤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

    １月３０日，日巡洋舰三艘、驱逐舰四艘、航空母舰两艘并随带陆战队五千人到沪。敌军增援后，对他们自己提出的停战要求，无耻抵赖，在３１日２３时，再度向我闸北防地猛攻，仍被我军奋勇击退。

    战争的第一个星期，始终在闸北范围进行，敌军丝毫没有进展。２月４日，敌军开始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了猛烈战斗。

    结果，在闸北方面向我青云路进攻的敌军被我击退，吴淞屹然无恙，江湾敌一联队（即一团）被我包围歼灭。我军乘胜反攻，各线激战达九小时之久，完全粉碎了敌军这次的总攻。敌司令盐泽幸一也因此被免职调回本国。

    接替盐泽幸一而到上海的是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野村到沪后，敌军续有增援，海陆空军已增加到近万余人以上。

    ２月１１日野村对西方记者说：“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又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野村的口气，虽然也很骄傲，但与盐泽在战前所说“一旦发生战事，四小时即可了事”的狂妄态度比较，却较为圆滑一些，也反映出日军指挥官在遭到坚决抵抗以后，不再敢那么趾高气扬了。

    ２月１１日下午，日寇一面出动飞机在闸北投下了大量烧夷弹，同时用大炮轰击；一面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并不断增援。我守军猛烈抗击，最后展开肉搏战，毙敌数百人。

    战况的剧烈，为战事开始以来所仅见。至晚７时，我军将进犯蕴藻浜之敌，全部击退。

    吴淞方面，当闸北战事重起时，日寇曾分一部分海空军向吴淞炮台和吴淞镇进犯，另有一股进袭吴淞附近的张华浜。

    ２月４日，敌集结大小战舰二十余艘，飞机数十架，对准我吴淞炮台轮番轰击。至２月７日，炮台全部被毁，但我步兵仍坚守阵地，浴血阻击，使敌无法登陆。在蕴藻浜南端淞沪铁路桥梁旁的敌军，也被我七十八师守军击溃。２月１３日，我驻守蕴藻浜北端纪家桥的六十一师出击部队，也奋勇击退了强敌“久留米”师团的主力。敌原来企图从几面包抄我吴淞守军的计划，完全被我粉碎。

    ２月中旬，野村的职务已改由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

    随植田开来上海的陆军约达万余人。植田谦吉以总司令的身份，也发表了谈话。他说，他要迫使十九路军撤退。２月１８日，植田谦吉向蔡铤锴提出了如下的“哀的美敦书”一件：本职基于欲以和平友好之手段达到任务，热烈希望，兹对贵军通告左开各件：

    一、贵军应即从速终止战斗行为，于２月２０日午前７时以前，将现据之第一线撤退完了。于２月２０日午后５时以前从黄浦江西岸由租界西北端连结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松镇之线起算，黄浦江东岸由连结烂泥渡及张家桥之线起算，各从租界境界线向北二十基罗米突之地域（包括狮子林炮台）内撤退完了，且在该地域内撤去炮台及其他之军事设施，并不新设之。

    二、日军于贵军开始撤退后不行射击轰炸及追击动作，但用飞机之侦察，不在此限。又贵军撤退后，日本军队保持虹口附近之工部局道路地域（包含虹口公园之周围）。

    三、贵军第一线撤退完了之后，日本军为确实实行起见，派遣有护卫之调查员于撤退地域。该项调查员带日本国旗，以资识别。

    四、贵军对于该撤退地域外，上海附近之日本人生命财产应完全保护之。此项保证如不完全，日方当采用适当之手段。

    五、关于上海附近（包含撤退区域）外国人之保护，容另商议。

    六、关于禁止排日运动，１月２８日吴市长（按：指吴铁城）对于村井总领事之约诺应严重实行；关于此项，当另由帝国外务官宪对贵国上海行政长官有所交涉。

    如以上各项不能实行时，日本军将对贵军不得已采取自由行动。其结果所生之一切责任，应由贵军负之。

    蔡铤锴接到植田这个荒谬绝伦的“哀的美敦书”后，即送蒋光鼐，决定召集高级官长会议。大家在会上看见这个文件都很气愤，指挥部立即下令前线部队集结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复文。

    这时，敌全部兵力约已有二、三万人，野炮六、七十门，并有陆战队分布次要战线，敌舰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飞机增加为六十余架。

    ２月２０日晨，敌发动又一次总攻。先以大炮分向我江湾、庙行等地猛轰。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进击张华浜一带；另一路由杨树浦进犯，来势甚凶。

    我军在装备上比敌人差得多，但与敌人接战了二十几天，取得了一些经验。当敌人倾巢来犯、战火猛烈时，我军隐伏战壕以逸待劳，候敌军接近时即以手榴弹还击，敌人攻势每为我击破。向我炮台湾进犯的敌军，被迫后撤。闸北敌军千余人和坦克十余辆，因触地雷，死伤枕藉，残余兵士向沈家湾溃逃。江湾、庙行间的战斗也激烈异常。这两处阵地位于闸北与吴淞之间，形势重要，是敌攻击的重点。２１日起，在敌酋植田亲自指挥下，以步兵数千人配合飞机、大炮，向我冲击，敌我死伤均重。延至２３日黎明，敌试图从江湾车站包抄我江湾镇，我军对敌冲锋多次，弹雨血花，杀声震野，敌不支溃退。我生俘敌营长空闲一名及士兵数百人，缴获步机枪数百，江湾阵地始终确保。庙行方面，敌从２２日起，向我竹围墩间的麦家宅阵地进攻，发炮数千发，飞机轰炸终日不停。我八十八师二六二、二六四两旅奋力抗御，正在危急时，我六十一师一二二旅从右翼增援，八十七师二六一旅从左翼向敌包抄，庙行阵地终于转危为安。此役敌遭受重创，当晚敌第九师团有一部分散兵，逃到杨树浦汇山码头一带，企图觅船回日，其狼狈情况，可见一斑。

    此后一连几天，敌方继续用飞机大炮向我阵地轰击。至２５日，敌向庙行前线八十七师二五九旅、六十一师一二二旅和独立旅古鼎华团等新接防地进攻，炮火集中在金家码头一带，十几分钟内，落弹数百发。古团几乎支持不下，经六十一师一二一旅以预备队全部赶到增援，两部会合，拼命坚持。

    七十八师一五五旅生力军又从广肇山庄和何家宅一带向敌猛攻，反复冲杀；至晚又会同一二二旅五团向侵入小场庙的敌人反攻，最后展开肉搏，阵地终于收复。至是植田所布置的总攻计划也宣告破产。

    此时，敌旗舰“出云号”被我敢死队潜水炸伤，日本国内震动，且因劳师动众，战事无法速决，引起了反战浪潮。但当权派骑虎难下，仍然进一步布置军事行动，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替植田，并加派菱刈隆为副司令官，增调三师兵力和飞机两百多架来华，兵力已达六、七万人。而我军防守的战线绵延百余里，战斗一个月，人员武器丧耗极多，且补给又无望，所以当时处境极为困难。

    ２月２９日起，敌人在白川部署下，再度开始新的总攻，闸北八字桥、天通庵等地都展开激战。天通庵附近，敌我相持八小时。我六十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敌军全部向狄思威路退却。其他各处战斗，也都极剧烈。闸北八字桥形成拉锯战，我方三失三得，伤亡不少。敌人死伤极大，遗尸累累，其联队长（团长）林崛大佐被击毙。

    ３月１日敌又开始新攻势，闸北战线，敌冲击未逞；江湾方面，敌向杨家楼方向扑攻，用重炮、钢炮、野炮和飞机连续猛轰，步兵乘势进袭，白刃相接，血肉横飞。七十八师一五五旅扼守广肇山庄附近，仅营连长即死伤十二人之多，士兵死伤过半。庙行方面，敌从两路进犯，我军全力抵御，杀死敌军甚多。

    我又调浏河一团增援，终将一度失去的阵地夺回。但由于浏河守军大部已调到正面增援，兵力单薄，敌趁此机会，强行登陆，致浏河沦于敌手。浏河的危急情况十九路军是知道的，所以请军政部速派两师驰援浏河，但军政部署之不理。浏河失陷后，我军侧面后方，均受严重威胁，不得已于３月１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我军苦战月余，官兵日夜不得休息，后援不继，休整无暇，但士气始终旺盛，当退守时，无不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决心要雪此深仇巨恨！

    ３月２日，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了退守待援的电文：“（上略）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２月１１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致力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３月１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３月３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到５月５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从５月９日起，日军自浏河、嘉定、南翔等地撤兵。十九路军也已调离原第二道线，开往福建。

四  各方面对十九路军抗日战争的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热烈支前工作。他们策动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等，有的在前线配合作战，有的担任后方勤务的任务，对作战、供应各方面，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如前线冲锋时，需要大量手榴弹应用，我军请军政部发给被拒绝时，就由总工会动员募集了几万只空烟罐，赶制“土炸弹”运往前方供用。凡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信器材、工事物资、医药用品等，均通过各社会组织募集和供应。连前线战士每天两顿伙食，也组织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输送。

    １月３０日上午，孙夫人宋庆龄先生、廖夫人何香凝先生等在真茹进行慰劳。在她们的主持和组织下，一天功夫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何香凝先生到前线慰问时，天正下大雪，而官兵只穿单、夹衣各一套。她回沪立即发动捐制棉衣运动，五天内制就了全新棉衣裤三万多套，运送给全体官兵穿用。

    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于２月５日到真茹指挥部，随来二百多名童子军，交十九路军指挥。他们在我军作战期间，始终坚持工作，直到我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数人在前线牺牲。

    东北冯庸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及华北各大学的几百名学生，还有苏北人民组织的大刀队等，都要求使用伤兵的枪上前线杀敌。指挥部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训练，所以没有批准他们去前方，只把他们分配在长江南岸守备；一部分到青阳港第二线参加防御工事工作。

    海内外人民知道十九路军在上海发动抗战后，有的写信，有的打电报，有的寄钱，也有的寄衣物食品等慰劳我们。人民群众对于我军的热烈支援，鼓舞和激励了前线官兵舍身抗敌的决心和勇气，这是我军之所以能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抵御全副现代化军队的关键所在。

五  蒋介石等亲日派破坏淞沪抗战的阴谋和罪行

    （一）蒋介石阻挠十九路军抗战的一些具体措施：

    蒋介石在宁粤和议后被迫下野，“一二八”事件发生时，他正住在溪口，表面上不问政事，实际上仍然操纵南京政府一应重大政策。他在我军开始行动后，不断策划对日投降阴谋。“一二八”前四天，杜月笙和史量才一同来找蔡铤锴，说张静江有事要和蔡铤锴面谈，要蔡到杜宅一谈。蔡到杜家时，张静江正在等候。午餐后，张静江对蔡铤锴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铤锴当即对张说：“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张听了蔡的话，一时面

红耳赤，无法下台。杜、史二人从中缓和，史量才说张先生和蔡先生双方都是爱国，只是方式不同云云。因此不欢而散。张静江的行动，显然是蒋介石所授意的。

    蒋介石指使张静江破坏我军抗战不成，曾密令宪兵第六团于１月２８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闸北翁照垣部的防务。经蔡铤锴指令翁照垣拒绝交防，蒋介石的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二）按兵不动，坐视不援：

    十九路军在战争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药器材，国民党政府一概不予补给。日军的坦克车、铁甲车、飞机，杀伤力大，我军迫切需要平射炮和高射炮，经向军政部一再呼吁请领，军政部始终不发一枪一弹。一个多月中间，日军不断有大量海陆空军增援；十九路军函电请援，国民党政府始终置之不理。军政部甚至丧心病狂地通令各部队说：“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

    因此，当时驻无锡、苏州一带的上官云相一师，驻浙江的戴岳一旅，驻江北的梁冠英一路以及在杭州、赣东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约六十个师的兵力，皆按兵不动，坐视我军孤军苦斗，不予支援。国民党政府这种事敌卖国的汉奸行径，真所谓极人类历史上“寡廉鲜耻”之尤！

    （三）克扣军饷与截留捐款：

    十九路军自１９３１年１０月起，从未领到应得军饷分文。国民党政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实际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未欠发）。截至１９３２年５月底，军政部欠发十九路军的军饷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内外同胞捐给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之数（当时十九路军曾编佣征信录》一种分发海内外捐献者）。我军向军政部请领欠饷时，军政部竟说捐款应归公有，欠饷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缴。当时我军官兵因需款应用，只得勉强同意将捐款抵充欠饷（因为不如此，官兵将不知何时才能领到欠饷），但坚持将余款百余万留作残废官兵抚恤教养之需，军政部才不得不同意。本来，人民捐款是奖励抗战官兵和购买军需物资的，拿捐款充军饷，是没有理由的。后来全体官兵知道卖国贼何应钦这种克扣捐款行为，无不切齿痛恨。

    （四）蒋记海军当局的丑态：

    驻留在上海的国民党海军，不但不给抗日军以任何援助，而且还与日本海军当局达成如下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

    海军这种卖国行为当然出于蒋介石的授意，蒋介石从来就是认贼作父、反敌为友的。

    （五）王赓献地图：

    国民党财政部直属税警团有两团原驻上海浦东靠黄浦江沿岸一带，战事发生后，该团撤退无路，经宋子文要求拨归十九路军指挥。敌增加兵力后，我军召开军事会议。王赓以税警团旅长身分与会，散会后王取去十九路军“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当时在会场上散发的）。王当晚跑到租界舞厅跳舞，被日军侦知，将王“逮捕”（？），搜去该项军事文件。第二天，日本报纸吹嘘俘虏十九路军旅长王赓云云。王赓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与美帝特务有勾结，当晚被日方扣押数小时，即由美总领事具保释放。这是国民党政府破坏淞沪抗战的另一罪证。当时上海戏剧、文化界曾编排“王赓献地图”一剧公演，以揭露和谴责那些勾结敌人、出卖祖国的民族败类。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1-1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