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桂系与鄂东剿共

万耀煌口述

参加讨伐桂系

    自从十七年初，李宗仁率军西征，把唐生智自武汉驱逐后，李收编了唐的军队，并且于是年四月设立武汉政治分会，一步一步又走上了唐生智的路子。李、白先和广东的李济琛结合在一起，白崇禧又率唐的旧部沿平汉线北上直抵山海关，于九月下旬解决褚玉璞和张宗昌的直鲁军残部，当时在京津一带的阎锡山和冯玉祥的部队也归白崇禧指挥。桂系的军队从两广一直拉到山海关，但美中不足的是湖南省主席竟是非桂系的鲁涤平，把这条长带给割断了。李宗仁主持下的武汉政治分会早已对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对中央的法令不大理会，对地方上则以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狂妄骄矜与唐生智无异，自然对于湖南的鲁涤平视为眼中钉，在胡宗铎和陶钧等无识无理的人物主张之下，武汉政治分会终于在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免去鲁涤平湘省主席的职，并派夏威和叶琪袭击长沙，解决鲁涤平的第十八师，叶琪自见习官升至团长，一直是鲁涤平的部下，鲁随谭延闿赴粤后，叶才改随唐生智；唐失败，始隶属于李宗仁。叶在开赴长沙之前，他的副官长通知鲁涤平的军务处长，要鲁先离长沙，所以在叶琪和夏威的兵到达时，鲁涤平已带领一部分军队退到江西去了，其余的部队则由谭道源率领退到湘西。当时李、白可能和冯、阎也有联系，在那种情势下，中央自然不易用兵解决，只好再三容忍，及至鲁被赶走，仍不愿用最后的手段。国民政府命蔡元培和李宗仁查办武汉政治分会，这是政治上的查办，至于军事上，则派何应钦和李济琛查办，南京政府并免武汉政治分会委员胡宗铎、张知本和张华辅的职务。到三月十五日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首都开幕才决定讨伐李、白。在采取行动之先，蒋主席和胡汉民一再去信劝胡宗铎诸人服从中央，同时在军事上早已有了准备，可是武汉方面还是置之不理，夏威部入了长沙；胡宗铎部集中武穴、黄梅、广济；陶钧集中麻城、罗田、黄安；程汝怀、张义纯两师主力集中武汉；何键、叶琪由长沙分别向洪江、万载追击鲁涤平部。

    早在三月五日，师部转达总司令电令，颁定第一集团军战斗序列：

    总司令蒋中正，总参谋长何应钦，前敌总指挥朱培德。

    第一军军长刘峙：第一师师长刘峙，第二师师长顾祝同，第九师师长蒋鼎文。

    第二军军长朱绍良：第八师师长朱绍良，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独一旅旅长陈耀汉。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师师长缪培南，第七师师长王均，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第十八师师长鲁涤平。

    总司令部直属部队兼骑兵第二师师长张砺生。

    总预备队第六师师长方策，第十师师长方鼎英，第四十八师师长徐源泉，砲兵团团长姚永安。

    中央在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已任命何键暂行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因何键当时的态度不甚明确，何键一生之成败都是在看风转舵的态度下决定，何在湘东已筑有防御工事，中央派他为湘省主席是攻心之战，果然何键对中央的态度立见改变。中央另一步厉害的棋子是派唐生智北上和他的旧部连络驱逐白崇禧，当时白带领的有李品仙、廖磊、韦云淞、刘凤池等部，都是唐的湘军旧属，唐至天津，他的旧部立即通电拥护唐生智和中央。五十四师师长王泽民为部下赶走，魏益三重返该师为师长，至此白崇禧不得不走了。而唐生智之起用，何成濬的关系很大，刘文岛也曾介入。

    国民政府于三月二十六日下令讨伐桂系，同时免去李宗仁、李济琛及白崇禧的本兼各职，听候查办，所有附近军队，如仍执迷不悟，有侵犯行动，前方各军当予讨伐不赦，令内并称：「据第十三师师长夏斗寅二十五日电称，逆军于该日拂晓向我英山前方部队进攻等语，逆军蓄意谋叛，逆迹昭然。」英山在安徽境地，南京政府要把先行动手的责任归于对方，故意制造桂系的军队越境进入安徽境地侵犯，而且拿鄂籍将领夏斗寅来对付湖北的胡宗铎、陶钧，以箝其口，真是一着妙棋，其实我十三师根本不在英山一带。二十五日说有冲突，二十六日便下讨伐令，若非事先有准备，怎会这么快。

桂系失败的因素

    讨桂之役，南京国民政府是在一切准备好了之后下的讨伐令，换言之讨伐令下达时，也就是军事行动的开始。当时是以党训政，故在形式上要由中国国民党全部代表大会通过后，才能出兵，这一点，桂系在政治上已处于不利之境地，而阎、冯并未和桂系同时采取行动，在河北的军队又被唐生智夺了过去，至此政略完全居于劣势。再说，桂系的战略若采攻势，则应出境来攻，战术上亦应采攻势以求配合，若无力量进攻，则应采守势，要守也应守于境外，至少也要守于鄂、皖边境。当年胡林翼为对付太平军，即派兵守在鄂皖边境长岭关、松子关、瓮门关等大别山的险隘关口，并都筑有关门。关门以白石建筑，壁厚一丈五尺，状似城门，是两峯之间的一条通道，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入，虽然因重兵器的发明使此等关口的重要性减低了，但仍不失为是易守难攻的地形，桂系即使不派兵防守，至少也应该派警戒哨驻在此等关口。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可说战术完全错误。我们十三师的官兵多是鄂东人，因此情报及侦探工作做起来特别容易，我们探知胡宗铎、陶钧在此一带关口连警戒哨都没设，觉得很奇怪，又听说他们准备在阳逻、黄陂之线决战，那岂不更是犯了战术上的大忌。我军通过这些关口进入鄂境，继续向前行军，侦知武汉最后之防线阳逻、仓埠和八里湾也无敌踪，想必他们想放弃武汉率部南走湘、桂，保存实力，待机再动。我派族弟步文取便道先回武汉，要他约族弟倚吾率部来归。我们一路上所过村落皆我官兵的老家，妇孺夹道纷纷指点队伍，说那是某人某人，相顾而笑，官兵不仅无离队者，反而有不少青年也愿步其兄长之后来本师从军。

    经阎家河、麻城县中馆驿时，原属湘军的罗霖旅长派代表持函来见，原来罗霖打算自黄陂率两个团脱离阵地来归中央，我立即用电话报告师部，请转呈总司令部通报友军，我同时复信请罗霖候命行动。至此桂系必然全局动摇，不战而溃，因江南军张发奎、朱培德、方鼎英由九江向鄂南进，切断湘鄂道路，胡、陶想南退恐也不可能，桂系完了，胡、陶更完了。 

追击途中

    四月四日，我军经过桃园到宋埠，此地风景优美，千里桃花，红霞似锦。由宋埠去黄安，一路上村落稀疏，房舍已烧毁一半，断垣颓墙上贴满了共产党的标语传单。次晨军行至桃花镇，是宋埠至黄安的中间站，全镇约有百余家，共产党已烧毁过半。出镇甫行数里，有枪声，乃系共产党占据山头向我军示威。再前行经沙河街，有数处房屋被共产党烧毁，沙河桥头河滩上有尸体四具，身首异处，状似当天早上被杀死的，过桥后又见一具尸体，鲜血正流，显然被害不久。这都是共党乘机杀人而且向我军示威的杰作，共党的狠毒较民国十六年时又更进一步。当天经过数十里地不见人烟，听说只要有一亩田、一栋房屋，共产党就称他们是资产阶级，能逃的人，抛弃一切，不能逃的人，就难免被杀害，那怕是赤贫的穷人也为了远避这种恐怖而逃入深山。

    沿途偶而发现农夫低头挖地，我们的军队走过时，他们头都不抬一下，这现象是不平常的，平时凡是人民见到军队走过，绝不会不看热闹的，可是现在他们再也不敢抬头看，避免被共党指为有欢迎国军的嫌疑。经过村镇时，倒反而有人站在街头上看我们，其实他们所以敢看我们，是因为他们暗中身份是共产党。

    途中接师部通报，知桂系李明瑞的一师撤到孝感，向中央军投降，敌方下令向鄂西总退却，胡宗铎、陶钧下野，其部队交李石樵、程汝怀等率领，仓促西行。当时中央政府派去汉口租界向敌方将领活动的人很多，除了罗霖的一旅及李明瑞的一师向中央投降外，还有杨腾辉的一师也投了过来。我部奉令向三汉埠前进，第七军全部在青山口一带，集结地区数十里，李明瑞、周祖晃都在三汉埠，李明瑞既和胡、陶不睦，而又受蒋总司令委派为师长，遂于四月二日率部由阵地撤走。李宗仁、白崇禧都不在武汉，胡、陶闻讯惊慌失措，仓促下令向荆宜撤退。孔庚与卫戍司令部参谋长聂洸率宪兵一营受商会之託维持武汉秩序，第六师兵不血刃于四月五日登陆汉口，蒋总司令第二天也赶到了。敌方向鄂西撤退的军队有胡宗铎、陶钧及程汝怀的三个师，叶琪师的一旅，夏威师的尹承纲、李朝芳两旅各一部，张义纯师的两旅以及警备旅、特务团等，以上各部均沿襄河向仙桃镇、沙洋方向开拔，他们的目的地是荆、宜。到渔薪河时，胡宗铎部有一团长名张亚一率部来归。我师自皖西出发以来，所到之地多能获得人民的协助，侦探可自由出入荆沙的敌人司令部。我旅挺进部队夏祖培营渡过襄河后更展开大规模的活动。我在沙洋，夜半接孔庚、何竞武自沙市打来的电话，他们说奉蒋总司令之命，前来沙市和胡、陶接洽，胡、陶已愿意离职，务请中央各军停止于锺祥、仙桃镇之线，并请我师仍驻襄河左岸待命，我要他们立即向蒋总司令请示，只要命令一到，我军即停止前进。

    次日，我师已进抵荆门，孔庚又来电话说陶钧、胡宗铎已经下野，胡、陶的部下已表示服从中央，请不要继续逼进，程汝怀、石毓灵和陶继贤都在电话中表示已电呈蒋总司令，愿听命令，并表示我师不该继续进逼他们，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出操，显然没有作战的意思。其实在他们周围，不只是我们一师的部队，何以他们老是不放心，原来我师有一挺进连部队在沙市附近广泛活动，荆沙都感到不安，等我再度接到孔庚的电话后，遂命该连停止活动。

胡、陶的下场

    胡、陶已于四月二十一日通电下野，携巨款乘日本兵轮赴沪，夏威率残部由湘西回桂，留在鄂西的桂系部队，由中央派程汝怀、孔庚、何竞武办理编遣，程汝坏要求中央允许编六个师，即由李石樵领第十六师，石毓灵领第十七师，程汝怀领第五十五师，刘和鼎领第五十六师，尹承纲领新编第九师，李宜煊领新编第十师。程汝怀希望保全实力，无异自趋毁灭，殊属不智。因为李石樵一直是胡宗铎的灵魂，人事升迁都由他管，他不离去部队，而又不隶属于中央的嫡系将领，则仍是胡、陶的桂系，中央迟早总是要解决他们的，比较聪明的是何键，他在湘、赣边境构筑工事，备战工作很积极，后来看到桂系有崩溃之势，而且中央又派他为湖南省的主席，故善观风色，紧急转舵。

    胡、陶在汉口时，曾向汉口筹洋百五十万元，沙市三十万元，宜昌二十万元，但他们只发给士兵每人五元，所以团长以下的干部，没有不恨他们的，陶在鄂一年即拥贲百万，哪里还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更可笑的是，陶的钱存在日本银行，被日本人吃了，他也没拿到。一般人都说胡比较忠厚，待人也还诚恳，陶则蛮横无理，贪财无度，有人说他在最后曾和孔庚密约向中央投诚，究竟是否真实，不得而知。陶在湖北乱杀人，乱征税，他杀死了不少共产党，无故受累者自也难免，湖北的优秀青年遭残害者很多，所以今日湖北缺少人才，也就在此。

    五月一日我接师部电话，知冯玉祥有异动。孙良诚已奉冯命于四月二十六日率部队离泰安向济宁开拔，有回豫的模样。又得情报冯玉祥于四月二十四日在开封召集所部师长以上将领会议，已令第二集团军自豫东撤至郑州以西集中待命，韩复榘部已到信阳以北各要点驻守。武汉谣言甚炽，说什么两广不靖，河南已有军事行动，郑州也在戒严，真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此时总司令部委派刘峙为湖北编遣区特派员，贺国光为武汉行营主任，国民政府特任何成濬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中央并于五月二十四日下令将冯撤职查办，其部下韩复榘、石友三又叛冯归顺中央，冯遂通电入山读书，表示消极、军事行动遂暂告松弛。

    所要注意的是唐生智，他逐走白崇禧后，中央将其所部编为第五路军，已移防到石家庄及顺德、大名一带。监视冯玉祥所部西北军向黄河南岸集中，这时总司令部怀疑荆沙各部和冯有连系，程汝怀和李石樵赴汉口向何应钦解释，殊不知问题不在有无和冯连络的事实，而是拥有六个师的这样一个部队，总难不令人不防范，这六个师中央要派很多军队监视，这个局面自然不会维持太久的。

    五月下旬，当李宜煊部开施鹤时，为谭道源缴械，朱绍良及张发奎各部也都奉命参与解决荆沙部队，本师奉命解决徐方旅。我向刘峙、朱绍良力保族弟万倚吾旅，他们均允许将该旅改为独立旅。叶蓬团在林铺向徐方旅攻击，徐方即表示愿意缴械，贺国光偕严薪传到沙市来办理编遣工作，特派人来问我是否奉命解决荆沙的部队，我说：「若没有命令，谁敢？」可见连贺国光身为总司令的参谋长，都不知道究竟。程汝怀的第五十五师全部在荆州城集合缴械，石毓灵的第十七师由当阳绕道来荆门，我遂偕夏师长赴荆州会晤朱绍良，结果石部的六个团编成两旅，刘峙委派彭进之和彭启彪为旅长，荆沙的部队固然解决了，可是因留在鄂西的张发奎部获枪械太多，而种下了以后反对中央的恶根。

    不久，中央派夏斗寅为湖北警备司令，方本仁为湖北省代主席，因何成濬常往来华北，故由方代理。方是陆大出身，清末在吴禄贞统第六镇以前，即做该镇的参谋，李纯统六镇时，他升参谋长随李入赣，后来在江西由镇守使做到督军，因和孙传芳不调协而去职，所以倾向南方政府。他很有干才，精明心细，很适合做联络代表，北伐后，他曾代表蒋总司令奉使四方，尤其运动东北军的一幕，功劳最大。方为人诚恳，如能长期代理省务，比何成濬要好，何对中央固功不可没，对地方则无功可言。

鄂东剿共

    七月初，本师奉命去黄安剿匪，夏斗寅为省府委员兼湖北清乡司令及十三师师长驻汉口，在去鄂东以前，我自沙市搭船去汉口，探家兄玉拂的病，睽别了三年的汉口，经过两度政治上的变动，已暮气沉沉，非复北伐时的面目。旧日的政客、官僚，为了升官发财，到处应酬钻营，我在武昌住了半个月，谋事的、借钱的，真是应接不暇，还有好多无谓的应酬，使我精神耗费殆尽，我能力不足以应众人之谋求，还是早日返回部队的好。

    我带七十三和七十四两团开往鄂东剿匪，在极炎热的天气下行军多日，官兵始终精神饱满，遵守纪律，军队中这种焕发的朝气立时扫除了我在武汉时留下的阴影。

    黄安县七里坪镇有个名叫戴季英的人，在地方上教书，他的儿子是萧楚女的好朋友，他儿子在广东死后，萧楚女常写信慰问戴季英，而且有时也寄少许金钱。除此之外，萧更常寄共产党的宣传品和书籍，戴季英即用这些书籍作教材，其实戴自己也不懂，戴的学生后来大都进入武昌的共进中学。黄安县其他乡镇的子弟，进入共进中学的也很多，这所中学是董必武和郑位三办的，以后黄埔军校开办，萧楚女在黄埔做了教官，常寄黄埔的出版品给董必武。表面上看来共进中学不过是一所普通中学，事实上他们暗中有特别组织，而且教授马列学说。在军阀当国时期，虽然也有所谓防止赤化的主张，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实效不大。董必武是老共党，他去莫斯科读过书，也参加过民国十年共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董必武的共进中学之外，高等商业学校也是共产党的养成所，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人有李汉俊、詹大悲，耿丹自英留学返国也在此教书，他们又都是董必武的好友，所以也在共进中学兼课，对学生灌输左倾思想，并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取得学生的好感。

    民国十三年，他们纷纷去广州和长沙，十五年冬随同北伐军回到了武汉，他们几人掌握了湖北省党部，共进中学的学生更遍布湖北省各县市，争取地方上的领导权，一时气焰极盛。民国十六年清党，一部分共党党员随贺龙、叶挺入赣赴粤，大部分逃到黄安大别山区，共产党在民国十五、六年间已在黄安、麻城一带打下了基础，并未因武汉清党而动摇。尤其郑位三在七里坪、紫云山一带，将失学失业的青年及地痞、流氓组织了起来，训练成共党的忠实干部。经过三年来的武装暴动，大别山区南北各县，黄安、麻城、商城、六安、霍山、霍邱都相继被他们攻陷，于是共党在豫、鄂、皖边区建立了根据地，组织了道县、乡、村苏维埃，和江西井岗山遥遥相应。

共区的惨状

    在各苏维埃中，将一切可以持枪的男子，分别组织了共产武力，如县赤卫大队、乡赤卫中队、村赤卫小队等等，此外，又成立了工农红军，依照苏联的军制，编组为三三制，红军是苏区的骨干，赤卫队是红军的外围。赤卫队的优秀分子选送入红军，红军不打无把握的仗，因此红军的力量有增无减。除了成年人一概编入赤卫队，或挑选入红军以外，少年编成少年先锋队，儿童则编成儿童队，又名小鬼队。小鬼队是共党的耳目，凡是家中有儿童的人家，一举一动都瞒不过共产党，因为这些儿童最听从共产党的话，虽父、母、兄、姊他们也不顾。用先锋队的儿童团来站岗，表面上他们是些在玩耍的孩子，可是若没有路条任何人难以通过。又用儿童组成的听音队，专来偷听人家的谈话，闻香队则监视人家偷食鱼肉之类。妇女则组成妇女队，替红军送茶、送饭、缝衣、洗衣等，妇女队中另有慰劳队，廉耻道德完全打破。每天都有公审，凡是稍有资产的，或行善的，在地方上得人望的，都是清算斗争的对象。行刑的方式，兇残无比，有拖尸、有剥皮抽筋、有望中央、上天台、点天灯，名目繁多，不能尽举，黄安一城所杀之人即以万计。他们的监牢是把好多相连的房子打通，在墙上筑有二、三尺高的洞，使成千的囚犯皆不得直立。赤匪的范围日益扩大，赤卫队不断袭击附近各县的自卫队，红军则以数倍的力量袭击进剿的正规军，而且往往驱迫十倍于红军以上的民众为红军助阵，因此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的红四军就在此时壮大了。那正是民国十七、八年前后的事。先后坐镇武汉的唐生智、李宗仁都没管他们，三年的时间，他们已经根深蒂固，豫、鄂、皖边区的赤祸就这样渐渐壮大了，每一苏维埃都用斧头、镰刀的旗子，挂列宁的照片，直到共党自江西溃退时都是如此。

    我们接受命令开鄂东剿匪，对匪的性质完全不知，在我们想像中，他们该是刘黑七之流，等到达黄安县，听说县城已为匪攻占，我军只好开往八里湾，见昔日富庶的大镇，今竟冷落萧条，过去的四大姓都是湖北的巨富，现在竟全跑光了，只有县长带了几个自卫队驻在那儿。此地是灰色区，共党对灰色区是采取绑票、屠杀、抢劫等恐怖手段，淆乱人心，藉以达到对该区完全控制，使变成红色为止。他们打开粮仓，强迫穷人去搬粮，穷人怕政府追究，便只好跟共党走上梁山。所谓灰色区的解释，就是某一区域被共党占据以前，已经充满畏惧共党的恐怖心理，有身份有名望的人先跑了，留下来的人则完全为共党所慑服，我们若问他们有关共党的情形，他们都说不知道，惟恐招来杀身之祸。相反的，红军若来探听政府军的消息，他们不敢不告诉他们，他们就这样由白区造成灰色区，由灰色区造成赤区，逐步向外扩展，把各区的颜色逐步加深。

    我对匪情有所了解后，特别谨慎行动，把七十三团的主力留在八里湾，一部推进至桃花；以七十四团推进至黄安县城，县长杨健也随七十四团回到县城，叶蓬的七十四团经过七十里路，沿途未遭任何抵抗，也没捕获一匪，部队所经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各村村落中闻不到鸡鸣犬吠，家俱残破，粮食无存，好像很久已经没有人居住了。既到黄安县城，但见断瓦颓垣一片凄凉景象，城内只有几十个老弱残废，状似饿殍，全城臭气冲天，令人难以忍受。据说在我部开到之前，仅有三、五个共党主持清算，听说我部开到即逃跑了，进一步探问匪情，这些残废男女都说一概不知。

收复七里坪与肃清残匪

    我第二步行动是派刘锐的七十三团驻八里湾，并分一营驻桃花，七十四团一部驻河口，我带旅部进驻黄安城，我先巩固交通线及据点，派兵在据点三十里以内昼夜不停的游击，遇匪即追击，但不准离据点太远。由黄安架设电话线两条，一经桃花至师部驻在地——宋埠，一经冯嘉驿通河口。经过一个月不停的游击，黄安、河口、桃花以南地区的匪已被肃清，进一步以大部队向七里坪、吕王城方面追剿，至九月中旬先后已将该两地收复。

    一月后百姓纷纷回乡，收拾他们破碎的家园，几乎家家都是披麻戴孝，烧纸念经，为被共匪杀害的家人超渡亡魂。道士诵经的声音，响遍城厢内外，依此断定，城内已无赤匪潜藏，否则百姓不敢做敬神祭鬼之事。

    七十三团余耀龙营驻吕王城，余营长就纠合农民约千人，搜剿老君山、三角山和共匪激战，毙匪很多，豫鄂边境的这个共党司令部竟被他们剿了，可惜他们捉到共匪就杀，连口供都没留下。刘锐团长告诉了我以上的情形，我立刻觉得百姓可用，因为当地的农民对于地形熟悉，而且早已痛恨共匪，今日既然有了军队的支援，自然胆壮气盛，一个围剿就把卡房的红军司令部烧毁了，若全面的将农民组织起来，定会收到很大的效果。我曾经几次召集县长、士绅讨论过组织民众的事，可是他们总是拖延、敷衍，由于事实的证明，更增加了我的信心，我决定将全县民众组织起来，并且拟定了组织剿共清乡队办法若干条，召集部队官佐详细研讨，然后约县长及地方行政人员同士绅开会讨论。于是成立了清乡铲共会，各区分别成立铲共义勇队，所有农人及小商人一律参加，有枪者编为义勇队的骨干，大半以戈、矛、刀、剑为重要武器，因此百姓的反共力量大增。我在黄安驻了三个月，境内的共匪绝迹，这自然不单是军队的力量，无宁说这是百姓自己的力量。

    除了组织铲共清乡队，并拟定了解除民困的三项办法：㈠民国十八年以前田赋租税未完者，概予赦免，借债一律免息，其力不能还本者，亦令债主免讨。㈡本年（十八年）租税减收。㈢除受共匪操纵指使绑人勒赎杀人放火罪不赦外，受胁迫者概不追究。九月十日我电呈省政府方代主席，后经省府委员会议通过照办。

    九月十七日，我师收复七里坪，共匪在此处盘踞三年多，并设有苏维埃政府，经激战一昼夜毙匪千余，救出男女老幼二千余人，为剿匪以来最大胜利，叶蓬的七十四团为主力，铲共义勇队帮助很大。

    十月初旬，经刘、叶两团督率地方铲共义勇队的合作无间，昼夜搜山巡林，黄安之匪几乎完全肃清，遂进一步向鄂豫边境进剿。七里坪以北为白山关紫山堡地带，纵横四十里，向为世外桃源，地方富庶，四山环抱，良田沃野，花木繁盛，房屋壮丽整齐，自共匪入据以后，殷实之家均惨遭清算杀戮。七十四团叶蓬负责进剿，他生性好杀，他说共匪杀人，我要比共匪更厉害，要以「胜恐怖」的口号剿共，捉到共匪便杀。我制止他这种做法，但效果不大，此一地带不幸又被叶蓬毁戮。该团究竟杀死了多少人，自然也不叫我知道。叶蓬原隶湖北督军署军法处，官至上尉，我军北伐至湖北，吸收保定学生，他是保定六期的学生，因此也来我部。他是黄陂人，世家子弟，有权谋术变，小有聪明才气。

    七十三团刘锐也好杀，军队推进，所经之地杀人如麻，铲共义勇队又是报复心强，也大杀共党。七十三团以铲共义勇队作先锋，不到两个月就把天台山、老君山和卡房等豫鄂边区山地的共匪剿清。

选自：郭廷以校阅、沈云龙访问、贾廷诗纪录：《万耀煌先生访问纪录》（台北： 中研院，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