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鼎卿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前后

王炎森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政权大势已去，中原地区的武汉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此情况下，朱鼎卿却接任了湖北省政府主席，岂非不识时务，自不量力？

    朱在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以前，系第九补给区司令，这是个掌管华中豫、鄂、湘三省的军备物资供应的有权有钱美差，下设有武汉被服厂和极为隐蔽的6个军用仓库，其中以株州军库贮备为最丰，足可装备两个加强师。离开这样的美职，就任即将破败的湖北省政府主席，非是万不得已，即有难言之隐。

    当时我在湖北省政府秘书处任职。朱鼎卿见我在秘书中年纪最轻，笔下行文快，常带我随从外出，每次省府委员开会，均由我作记录。一次会后饭余，朱鼎卿与彭旷高、朱英培等谈及离任九补给区的原委，他说：“我是白崇禧‘总体战’策略下的牺牲品。”此个中情节，得从白崇禧出任华中“剿匪”总司令说起。

                          “总体战”的牺牲品

    1947年，蒋介石已趋不利形势，为挽败局，不得不起用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辖豫、鄂、湘三省，总司令部设汉口。白来到武汉后，感到有职无权。在党的方面，湖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方觉慧是元老派，指挥不动；在政的方面，湖北省主席张笃伦是政学系干将，与自己貌合神离；在军的方面，除河南张淦兵团属桂系旧人，尚能听命外，而宋希濂、陈明仁均自恃黄埔嫡系，尾大不掉，听宣不听调。何谓听宣不听调呢？就是：“叫他开会议事，出席；调遣部队移防，不理”。特别是在军用物资供应方面，朱鼎卿只听命于联勤总司令郭忏，白有所需，总是点缀点缀地给一些，不能尽量满足。白崇禧号称“小诸葛”，在动辄掣肘的情况下，竟想出了表面上是对付共产党、骨子里防着蒋介石的 “总体战”这一妙计。白崇禧当即将想法写成纲领和实施计划，并上报给总统蒋介石。所谓“总体战”，就是“党、政、军、民团结一致，总体动员，对付共军。在‘总体战’的前提下，华中辖区一切人物、物力、兵力，全由华中剿总统一调动。”蒋明知白崇禧是“将自己的军”，但为了对付共产党也不得不批准。

    有了“总体战”这个尚方宝剑，白崇禧在党、政、军各方面的权力都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改观。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白为了给李拉选票以华中剿总的名义在汉口德明大饭店、璇宫大饭店（当时是汉口最大最华丽的饭店），大摆宴席，并包下两店客房，招待川、湘、豫、鄂、滇、桂、黔等省途经武汉的国大代表，食宿车旅费用也全由华中剿总开支。接待员公开提出“为了总体战，请投李宗仁先生一票”的口号。其助选声势之浩大，国内实属空前。

    北京和平解放后，蒋介石四面楚歌，不得已把个烂摊子交给李宗仁。白崇禧见时机成熟，便先拿朱鼎卿开刀。

    1949年初白在一次宴会上与朱把酒言欢。白说：“鼎卿兄以讲武堂的深资重望，在军武多年，虽有成就，但今仍屈居后勤，毕竟依人作嫁，何不主政一方，一展抱负？”朱见其话出有因，便顺口回答：“无机遇奈何！”白说：“鄂人治鄂，是湖北人的夙愿，鼎卿兄欲偿此愿乎？”朱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心想，蒋总统已无能为力，九补给区位置已不可保，不如就此下个台阶，也好找个立足之地。便说：“蒙总司令和德公（李宗仁号德邻）成全。”

    朱鼎卿知道白崇禧为了实施“总体战”要抓部队补给，自己以前在军需补给上得罪过他，如今情势下，离开这个位置势在必然，只能认命了。白与朱的这一席话定了朱鼎卿的去留。事后，朱鼎卿愤怒地说：“不甘让我清闲自在，还将我栓根绳子，用行将破败的湖北省政府吊住我，防我打埋伏或卷资逃，从而让桂系亲信从容地从我手中接管第九补给区。这便是白崇禧使用的杀手锏。”

    次日，朱鼎卿召朱怀冰、彭旷高商议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应先密电郭忏，征求意见。郭忏指示：“桂系正策划逼宫，局势大为不利；不如暂时屈就，静观其变；但株州军库，必须保存，以备他日之需。”朱怀冰后来又建议：“当此时局动乱年头，光有省主席头衔，是无法施政的，必须拥有相应的兵权，才能有所作为。”于是经过郭忏运作，中央批准朱鼎卿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湖北绥靖总司令。

                              走马上任第一着

    朱鼎卿走马上任的第一步棋就是组建省府班子。他考虑这个班子必须兼顾以下两点：一是要有一个老成持重的班底，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二是要吸引一批“有为”的中、青年，以粉饰省府的颓唐面貌，让它表面上有一点朝气。

    在组织省府班底方面，朱鼎卿着实煞费心机。首先便考虑到如武汉不保，必将撤迁鄂西，在省府委员中应多用熟悉鄂西风俗民情并在地方绅耆中印象较深、具有一定影响的人。为此，他与朱怀冰磋商竟日，初步拟定省府委员8人及其兼职报请中央核批。当时我以记者身份前往采访，朱说未经中央批准，不能见报。经与朱的副官私下接触，得知所报人选如下：彭旷高委员兼民政厅长，许季珂委员兼财政厅长，傅恒伯委员兼建设厅长，王介庵委员兼教育厅长，戴仲明委员兼秘书长（先派戴去中央联系有关省府新的编制、经费及西迁计划等问题，在戴未返鄂前，秘书长一职由委员朱英培代理），李郎星委员兼鄂北行署主任，朱怀冰委员兼鄂西行署主任。后来中央电示委员中须增加两位民主人士，于是又补充青年党李毓华、民社党张仲宣为委员，连朱鼎卿在内，省府委员会共计11人组成。

    据我事后观察，朱的这套班子各有千秋。彭旷高在抗战时期曾任恩施专员，为人开朗豁达，言谈多切时弊，办事颇有魄力，在鄂西素有声望。傅恒伯在抗日战争前曾任恩施专员，为人老谋深算，平时很少发言，言必中的。王介庵系武高师派首领，掌省教育厅第一科20余年；武高师是湖北教育界第一大派，以之出掌教育，可以笼络知识分子。许季珂原任湖北邮政局邮务长（即局长），在职十余年无非议，为人老成持重，是邮政界元老。朱怀冰保定军校毕业，曾任二十八军军长，早年曾驻军恩施；抗日前二十八军被红军打垮，陈诚便任朱为湖北省民政厅长，对鄂西民风民情极为熟悉；朱鼎卿与之同乡同宗，仰其声望，尊之为兄，安排他为鄂西行署主任，目的是藉其素望，为省府西迁作开路先锋。朱英培，武汉大学毕业，投笔从戎后在黄埔五期毕业，曾任松滋县长，宣恩县国大代表，为人颇工心计，精明谨慎，是省府委员中最年轻的成员。朱鼎卿安排这样一位年轻的成员，虽然资历、声望不及其他委员，但省府既已作好西迁打算，在班子中势必纳入鄂西人士，才能获得鄂西的拥戴。从当时情况来看，朱鼎卿这样安排，无可厚非，讵知大势已去，人力岂能挽澜？

    为了省府具有朝气，朱怀冰、彭旷高和朱英培建议：放手擢用中、青年，把候方奎、蒋作栋、王华山、姚勉、田明琪、罗门骥、梁明远、卢明哲、孙祥麟、王炎森等人分别提为省府科长、秘书。在决定人选时，朱鼎卿尽量选用年轻人，例如省府西迁后，人事室和新闻室乏人负责，代理秘书长初步拟定的人事室人选是石宗林、熊涤明，新闻室的人选是卢明哲、王炎森，审批时，朱鼎卿圈定熊涤明、王炎森。当时我才27岁，在省府科、秘中是最年轻的一员。朱英培告诉我：“主席圈定你负责新闻室，主要是因为你刚从大学毕业，年纪轻，没有家室之累，可以随叫随到，随他行走比较方便，你要好自为之。”以后我随朱鼎卿行走久了，知朱很厌恶官场习气较重的人。他说：“有些老科秘，光知点头哈腰，阿谀逢迎，询话时，哼哼哈哈，不着要领，令人生气。”

                               精简机构，开源节流

    朱鼎卿上任后的第二步棋便是精简机构，节约开支。朱鼎卿当时打出的口号是“精兵简政，一切从头来”。原先的省府机构臃肿庞大，共有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四厅和秘书处、会计处、新闻处、社会处、统计处、人事处、田粮处七处，外加保安司令部，职员达数千，日常开支惊人。政府西迁恩施后，由于人力财务不足，精简为四厅一处六室，四厅如前，一处是秘书处，人事处和新闻处、统计处精简为室，隶属秘书处；会计处、田粮处改为科，并入财政厅；社会处改为社会科并入民政厅；因朱鼎卿兼湖北绥靖总司令，保安司令部的职责便由绥靖总司令部履行；鄂西行署在省府迁恩施后便失去存在意义，朱怀冰便以设计室主任屈就。这时，省府工作人员由原先的2000多人精简到300多人，节省了很大一笔工资开支。

     当时物价飞涨，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元券一再贬值，地方财政枯竭，要求中央拨款已不可能，如不设法开源，连工资都无法应付，经过省府会议研讨决定——在开源方面，增辟税源。原先税收分直接税与地方税两种，直接税主要是烟、酒、盐税，由中央直接税局征收，地方税主要是田赋、屠宰、交易等税，由地方政府征收。目前兵荒马乱，临战边沿地区，直接税局人员闻风而遁，各县及时组织人力，以包税制方式让当地区、乡政府分别按月承包缴纳，杜绝税费流失，亦即开源。强调缴纳税款必缴银元，免受法币贬值影响。屠宰、交易等税，亦重新评估承包到乡、镇；重新评估的税额，不得低于常年平均税额。

    彭旷高和傅恒伯还提出：“改革币制，效果无异于开源。鉴于现时物价一日数变，金元券已失去信用，不如由省银行发行银元券，改善金融状况。在发行初期，敞开兑换10天。取得信用后，再按省行贮备加倍印发。不仅可以缓解省财政经费枯竭之急，还可周转自如，灵活运用。”

    在节流方面，第一是减发工资，一般职员每月发8块银元，科长秘书每月12元；第二是不大摆筵席，每周省府例会只预定两桌便席，供出席会议的委员和工作人员午餐，不宴请宾客；第三是出差费按车船票据实报销，不另发补助。虽然如此布置，终因战局紧张，人心惶惶，省府已像老牛拖破车，奄奄一息，举步维艰。

                              宋、朱矛盾的产生和发展

    宋希濂不知从何得知朱有隐蔽军库之嫌，不便当面查询，便嘱湘鄂边区绥靖总署新闻处蒋处长旁敲侧击。一次新闻发布会后，蒋请我到他办公室小坐，问我知否湖南有无军库，希望在方便时向朱鼎卿进言，他说：“眼看我军自武汉撤离，长沙、株州亦相继不保，风闻鼎公在离任九补给区时，还有一些小家当，不如交给宋总司令，落得个顺水人情。”我想如此机密大事，朱必不愿我等小人物得知个中细情，说不好轻则痛斥，重则免职，何必介入此事，引火烧身？便将此意透露给朱英培。朱说：“主席早已料及，来恩施前已着陈副官去株州办理，此事千万不要声张。”半月以后，我见陈副官运回10口特制大箱，贴着省府档案室封条，声称已把重要档案运来。事后得知，这10大箱全是轻机枪、卡宾枪、左轮、连枪及弹药。为防宋希濂途中抢劫，只好包船运至万县经利川入施。因这条路没有宋部人马，才得安全到达。许多重武器无法转运，只好听之任之。宋知道后，非常不高兴，从此朱、宋双方产生矛盾。

    7月中旬，松滋县长石宗林返施述职，谈及宋部在荆沙一带横征暴敛时说，现在一切税收均被宋把持，征、征粮，经月不断；募捐、筹款，花样百出。地方绅耆四处奔逃，富商巨贾卷资外避。地方政府已无税源可寻，连屠宰小税都被宋部控制，没有钱粮薪水，又何谈施政教民？说到后来，石宗林竟是声泪俱下，朱鼎卿听后咬牙切齿，拍案怒骂。

    8月下旬，宋的政治部主任召集恩施商会会长黄俊清、参议会议长李子尚、国大代表王献谷、自卫大队长邓濂溪等开会筹募将士寒衣费，特邀省财政厅长许季珂出席指导。许接到通知，面有难色，即向秘书长戴仲明问计。戴说：“许厅长若去出席，他们要你在筹募寒衣费的会上开导士绅出钱出力，厅长如何启齿？”许面红耳赤，无以为计。戴说：“赶快派人通知城内几个有头面的人物，若已接到开会通知，或去万县，或去利川，或去乡间躲避，开会的事，叫王秘书代你。”

    戴旋即向我面授机宜：“明天你去宋部开会，就说许厅长因公务去万县，秘书长派我参加会议，回去传达并向各报发稿，作好宣传，广造舆论，以便社会各界有钱出钱，有谋出谋，为前方将士贡献绵薄。在签到簿上你就写‘新闻秘书王炎森’，特别是‘新闻秘书’四字要写得醒目些。”

    次日，我代许参加会议。会议由政治部主任主持，宋的顾问及新闻处蒋处长都参加了。蒋问：“许厅长为什么没来？”我照戴秘书长的指示回答后，蒋把我瞪了几眼说：“这种事要你宣传个屁。”此会后因地方重要士绅未曾出席而不了了之。从此宋、朱矛盾更加深化。

                           朱鼎卿的应变措施

    朱鼎卿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后，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以下应变措施：

    培训青年骨干  朱鼎卿来恩施后，处处受宋希濂掣肘，他深知，要立足鄂西，不是高喊“一切从头来”、“破产保产，破家保家”之类的空头口号就可以稳定局势的。自己作为湖北省主席兼绥靖总司令，如果没有骨干分子和枪杆子，就只会剩下空一个架子；加之武汉撤退前，由株州密运到施的武器，也须派上用场。因此，朱急于扩充自己实力，冀求在鄂西立住足。之前，在行政方面，虽然安置了几个得力干将，如刘美斋镇守建始，郑子扬出掌利川，陈文出掌咸丰，鲁坚巡回督导县政……但基层没有骨干，政权仍然软弱；在军事方面，虽已任命宿将傅锡章（抗日时期曾任恩施警备司令）为绥靖师长，因无亲信骨干，枪杆子无人掌握，发挥不了威力。朱便与朱怀冰、彭旷高、朱英培等计议：立即成立军政干校，既可安置各地逃来恩施的青年学生，又能增加鄂西青年就业机会，稳定民众情绪，充实军政队伍，可谓一举三得。校址选在飞机场，朱鼎卿亲任校长，张靖国（原沙市专员）、刘庆如（原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为主任，具体负责干校组建培训事宜。半月以内便招收300多青年学生。1949年10月中旬，朱鼎卿撤离恩施进入四川，这批学生和绥靖司令部人员便成了他第三兵团的班底。

    改编杂牌匪军组建地方反共武装  在湘鄂西边境，有一股不遵军令、不服政令的杂牌匪军，多年来在来凤、龙山、桑植一带流窜，原先的首领叫瞿伯阶，后来由其侄儿瞿波平统率。朱欲改编这批杂牌军，藉以扩充实力，稳定地方秩序。便问计于彭旷高，彭说：“收编以后，扩充实力是假象，稳定地方秩序是暂时，报之于中央是成绩，事可行而不可恃，利弊如此，主席自己定夺。”经过省府委员会议讨论，决定“派民政厅视察王华山随从朱怀冰前往招抚收编，条件是月给军需3000银元，名号须改为湘鄂边区反共自卫队，服从湖北绥靖总司令部调遣，不得擅自扰民。”从此瞿波平便明目张胆地在来凤、宣恩、咸丰、龙山、桑植一带笼络青年，队伍一时间发展到2000余人。他们还公开征税筹款，成为鄂西的毒瘤。继而朱又命刘天培组建反共自卫大队，刘为大队长，侯方隆等为营长。其实刘天培徒具虚名，人不满百，枪只数十。彭旷高的看法是：撒一把“烂药”，由他去吧！

    筹集资金，准备西撤  朱在口头上说，扎根鄂西，待机而动，实际却早已作好西撤准备。在他上任伊始，便派秘书长戴仲明去中央活动。因为万一鄂西不保，总不能以湖北省主席的身份去流亡外省吧，撤至四川须得有个相应的名义。国民党军政部门曾向他承诺过，若带可观的人、械，可任命为兵团司令。朱得到这个信息后，即通过财政厅下令省银行迅将武汉、宜沙一带不动产尽量处理； 客户往来一律结清；一切财产务必换为现金（金条、银元）；设办事处于万县；至于库存现金则规定若无主席指令，任何人不得挪用。

1949年10月，宋希濂部队节节败北，长阳、五峰、巴东、建始相继解放。同月14日，朱探知宋部已向黔江撤退，为了避免途中冲突，便率部经利川撤往万县，又以省银行的现金贮备为军饷，打着三兵团司令的旗号，西渡至泸州，成都解放时经程潜引介起义。

转载《湖北文史》第七十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