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挚友”贺耀组

萧志华

一

    贺耀组是国民党的高级军政要员，1949年在香港起义后，在武汉工作过几年，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贺耀组，原名贺耀祖，字贵严。国民党陆军上将。1889年5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贺石桥晴佳坡一个耕读世家。16岁时考入湖南陆军小学，3年后考入武昌陆军第三中学，不久被保送至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在日本受到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贺耀组受同盟会派遣从日本回国投身辛亥革命，一度在汉阳战时总司令部担任联络员。1912年9月，再度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1月转入著名的日本士官学校第十期学习，成为本期最优秀的中国学生之一。

    1916年5月，贺耀组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到湖南湘军供职，先后任赵恒惕部中校团附，后升任团长、师长。1926年该部被蒋介石改编后，贺曾历任独立3师师长、第四十军军长、京沪卫戍司令、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

    1928年因“济南惨案”中抗击日军，被蒋介石免职。不久，起用为国民政府参军长。接着兼任编遣委员会西北分会主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徐州行营主任。1935年4月，出任土耳其公使。1937年底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1938年被任命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军事调查局局长。1939年底作为中国特使被派往苏联。回国后接替张治中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及国家总动员会议常委兼秘书长。1942年调为重庆市市长兼重庆防空司令。抗战胜利后，贺辞去重庆市长等本兼各职，迁居上海。1949年7月，秘密从长沙经粤汉路赴港。是年8月13日，与黄绍竑、龙云等人署名发表了反蒋起义的通电，表示脱离国民党，站到人民一边。9月由香港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等职，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二

    贺耀组得到蒋介石的提拔重用，担任过军政要职，也被蒋排斥、打击过。在他的一生中，确也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办过许多好事，救过共产党人，是共产党的挚友，受到过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赞扬。

    早在1925年12月1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市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到长沙养病，不久在长沙文化书社被赵恒惕的秘密缉查队逮捕。赵恒惕以刘少奇是领导“五卅”运动的“过激主义分子”，决定予以处决。中共湘区区委立即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进行营救。当时贺耀组任赵恒惕的湘军第一师师长，贺的父亲贺穆生同共产党人谢觉哉、何叔衡、梅冶成都是清末同科秀才，谢、何、梅等人通过贺穆生关系做通了贺耀组的工作，刘少奇的胞兄刘云连、妻子何葆珍又通过另外的关系说服了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宁乡人)，然后，由这两位宁乡籍的师长出面要求赵恒惕释放刘少奇。与此同时，中共地下组织又通过全国几家大报刊发表言论，并通过国民党代表大会致电赵恒惕，促其释放了刘少奇。

    1925年底至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尚未进入湖南，共产党人梅冶成、严乔等在宁乡秘密成立农会、工会，开展工农运动。谢觉哉、何叔衡、梅冶成等以周伯南反对孙中山“唤醒民众”的革命主张，支持土豪劣绅压迫平民等事由，请贺耀组为家乡百姓撑腰。贺耀组通电全省，表示全力支持宁乡工农运动，反对贪官污吏与土豪劣绅相勾结。他保荐自己的秘书荣任继任宁乡县长。荣任表示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政策、支持工农运动。从此，宁乡工农运动蓬勃兴起，成为湖南全省工农运动最兴盛的九个县之一。贺耀组也被一些共产党人称为“开明师长”。许多年以后，一些共产党领导人提起此事仍记忆犹新，对贺耀组表示敬意和钦佩。

    1935年4月下旬，贺耀组从南京启程，携夫人倪斐君赴横跨欧亚两洲的土耳其就任公使职务，随员阵容相当可观，有何风山、卜道其、李铁铮等名流。贺任职期间有所建树。另外，他还到欧洲进行了政治旅行，其中在苏联考察的时间最久，深入研究了苏联当时的政治军事情况，颇有心得。1937年5月，被称为“将军大使”的贺耀组回国述职，由于他的思想上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一次资宁同学会组织的欢迎会上，贺耀组指出：“要把中国的政治弄好，必须遵照总理遗教，联俄联共，以实行三民主义，进而达到共产主义。”当时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公开发表这种言论，实属罕见。

    贺耀组正式回国后，任兰州行辕主任，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5月即到职。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方便苏联对中国的空援，他组织修建公路和机场，接运苏联空军及军需物资。

    当时，中共中央为便于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在兰州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派谢觉哉主持工作。谢与贺系同乡旧友，贺对老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设宴洗尘，以后谢觉哉在兰州的一切活动和工作，均得到了贺耀组的帮助与支持。贺还亲自到八路军办事处驻地，送给谢觉哉一枚国民党甘肃省党部的徽章，作为进入省党部的证件。后来，谢觉哉在兰州营救红军西路军失散人员，贺耀组也给予了极大的方便，这些失散的红军有的被关押在监狱，有的被罚做苦役，有的则被改编为国民党部队。每当谢觉哉得知一些失散红军的消息后，便请贺耀组出面帮忙，贺则去电营救，下令放人。此外，八路军所属部队在甘肃的补给问题等等，贺耀组也以省政府主席名义，指令有关方面协助解决。

    同时，贺耀组在谢觉哉的启发和支持下，还做了许多有益于抗战的工作，他分别召集省党部、省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会议，从抗战出发，讨论修改了过去在征兵、保甲制、民族政策、教育改革等方面的一些不利抗战的规定、条文，研究制定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新政策。贺耀组还在省府、党部会议上，号召全体工作人员一致对外，不要重犯历史错误，将国土轻易断送外人，并要求国民党各级军政人员在抗战中尽职尽责，以对得起祖宗、民族和国家。

    当时，中共在甘肃庆阳县组织了陕甘宁青边区政府，由袁国平任边区政府主任，贺耀组的亲信、甘肃省保安副司令陈积善亦常驻庆阳县西峰镇，两人联合办公，共同整理各县地方团队，组织民兵训练，改组各县社会团体，淘汰年迈体弱的士绅，起用爱国青年，双方没有出现过摩擦，成为国共合作抗战的一个典范。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贺耀组的督促和开明。

    贺耀组不仅能与共产党合作共事，还积极采纳了共产党不少抗战主张和具体作法，在甘肃省引起一些人很大不满，蒋介石遂于12月底调贺耀组回南京，任命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接替其职务。贺耀组离任时对谢觉哉说：“我问心无愧，我只能做抗日应该做的事。”谢觉哉则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是不会忘记你的。”

    1938年2月，国民政府迁武汉，军事委员会亦改组，贺耀组被任命为军委会办公厅上将主任兼军事调查局局长。在任期间，他暗中指示秘书处第三科少将科长黄锡恭多方营救被关押的进步青年，发给进步人士去延安的通行证，支持夫人倪斐君协助宋庆龄办理儿童救济事宜和从事各种进步活动。贺耀组这些“不合身份”的举动被特务报告到蒋介石那里，遭到免职。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由延安飞抵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事先，谢觉哉给贺耀组写信 ，请其保护毛泽东的安全。和谈期间，毛泽东、周恩来 一道拜访了贺耀组。贺耀组作为回报，请示蒋介石批准，以重庆市长身份，设宴热情款待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请孙科、吴铁成、张君劢、曾琦等人作陪，这一举动在沉闷的山城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他还暗中为毛泽东等人的工作提供方便，被周恩来亲切地称为“我党挚友”，贺耀组因此受到蒋介石的质问。后来贺耀组的夫人倪斐君公开从事进步活动，更引起蒋的疑忌。

    倪斐君是浙江镇海人，过去是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追求进步，在甘肃时结识了谢觉哉，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任过甘肃省抗敌后援会主席，创办了《妇女》月刊。在贺耀组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侍从室主任、重庆市长等职期间，倪斐君以特殊身份参加了重庆市的抗日救亡工作和进步活动。在她任重庆市难民服务团团长时，协助宋庆龄从事社会救济福利事业，并与陶行知创办了国际难童学校；还与中共领导人和进步人士密切往来，加上平日谈话直爽，“出格”，什么话都敢讲，蒋介石认为很不成体统，曾对贺耀组说：“你连老婆也管不住，如何当市长啊?”其实，贺耀组对夫人的工作是暗中支持的，对蒋介石的挖苦也就无所谓了。1945年冬，国民政府迁回南京，重庆即由特别市改为普通市，贺耀组遂于12月28日辞去重庆市长等本兼各职。这时，贺耀组已暗中打算脱离国民党政府，觉得国民党的官做“厌”了。

    1946年3月，贺耀组挂着陆军上将的空衔和中央监察委员的显职迁居上海，赖其旧部、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的关照，住在上海施高塔路190号一所三层楼房的寓所内，静观局势的发展，谋划以后的打算。

三

    贺耀组对蒋介石在抗战后反共打内战是不满的，因此，他与各界进步人士密切联系和配合，积极投入到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中。

    1949年4月，当百万雄狮渡江之夜，贺耀组将蒋介石历年授予他的金质、银质勋章悉数捣毁，还把刻有“耀组”二字的图章戳毁，决心以后不再用此名，改以字行，对外以“贺贵严”出现。同时把夫人倪斐君秘密安置在上海当保姆，以便离开上海，只身出走，寻求出路。

    1949年4月24日，贺耀组从上海乘机飞抵广州，住在一家小旅馆，以商人身份登记住宿，但还是被特务发现了，立即报告到当时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的何应钦处 。何立刻派人通知贺去参加一个会议，共商时局。贺耀组推辞有病，不能参加，并乘快车离穗，于5月2日到达长沙。

    早在上海时，贺耀组、程潜、唐生智等湘籍高级将军就交换过应变的意见，决定弃暗投明，站到人民一边。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后，回到长沙出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暗中作起义准备，唐生智也从家乡东安来到长沙领导湖南人民自救运动。贺耀组此时来长沙，无疑有助于和平起义的成功，程潜、陈明仁很快与之联系，一起密谋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白崇禧率部败退长沙。7月21日，程潜在白崇禧的逼迫下，不得不以出巡名义暂时避走邵阳。贺耀组也只好改变原定乘飞机赴粤再转香港的计划，转而化装成商人，秘密经粤汉路赴港。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三十多位国民党高级将领通电起义，湖南宣告和平解放。8月13日，贺耀组履行诺言，在香港与黄绍竑、龙云、刘斐、胡庶华、刘建绪、李默庵、潘玉昆等44人联名发表了反蒋起义通电，表示脱离国民党，投向中国共产党，站到人民一边。

    1949年9月，贺耀组离开香港赴北京。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对贺耀组的归来，表示热烈而真挚的欢迎。毛泽东还设宴招待了贺耀组，并特地向在座的苏联大使罗申介绍贺耀组在兰州和重庆帮助中国共产党的事迹，席间幽默地说：“贵严先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了，他在重庆请我吃过饭，今天算是我们回报吧!”周恩来还打电话通知刚刚出任解放军陆军第一医院院长的倪斐君，要她从沈阳赶到北京同贺耀组团聚。1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在汉口成立，贺耀组被安排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交通部部长。1953年2月兼参事室主任。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兼任全国政协地方政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期间，贺耀组积极参政议政，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在交通建设，改进政府工作，发展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不少被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共中央采纳，成为一名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诚朋友，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的肯定和赞扬。

1961年，贺耀组因患不治之症住进了医院，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非常关心，指派最好的医生为他治疗；周恩来曾派人前去看望和慰问，并多次询问贺耀组的病情和治疗情况。但贺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7月16日在北京去世，终年72岁。贺耀组去世后，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他一生中所做的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事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的骨灰也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墓地。

转载《湖北文史》第六十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