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西和平起义始末（续）

赖慧鹏

三、审时度势准备起义

        1949年4月下旬，解放大军打过了长江，解放广西已为期不远。我长期盼望的起义亦在应变之中提到了日程上来。8月，我以搞好地方治安为名，报准省府成立了“广西第六区保安协进委员会”，参加成员，专署有专员、副司令、专职军官、行政人员；各县有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参议长、自卫副总队长、下雷警备区署署长；社会人士有地方士绅、各界代表共30余人。主任委员由我兼任，副主任委员是社会贤达卓锦湖和曾其相。下设总务、秘书、情报三个处。“协进会”表面上看是为了巩固旧政权，实际上是准备起义的机构，有些事情专署不便办理，都由协进会出面。

        为了实现和平起义，我设法同游击队取得联系。当时滇桂黔边纵队的领导机关已移驻云南，靖西地区有一个右江上游指挥部，指挥员是刘包同志，他们不知道我们的和平意图，各县还经常发生敌对行动。为了表示善意，9、10月间，我向7个县和下雷警备区发了密电，说明现在形势紧张，强调各县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好县城(因国民党规定丢失县城者严办)，爱护士兵生命，不要主动出击。同时派出潘锡启、童杰飞两位大学生做代表，分别进入游击区同游击队秘密接触，将我方采用“收兵守城”的意图，即希望双方缓和对立状态，暂时保守边界，为将来和解创造条件等尽快告知游击队。除此之外，我们还尽量利用一切媒介向游击队捎去和解信息。据报原靖西县民团副司令张焯然在1947年冬被游击队俘虏，经教育后做了共产党的情报员。他自己说是逃回来的，装作不问世事，整天钓鱼。我找他秘密谈话，暗示知道了他的身份，并表示绝对保护他的安全。他看清楚我们是真的搞起义，才承认是刘包部队派回来的情报员。后来通过他与游击队联系过几次。

        在起义准备过程中，由于消息闭塞又缺乏宣传工具，对工作的开展极为不利。1949年8月我去桂林，了解到省府在南宁有个印刷厂停办，机器、字粒齐全，我喜出望外，当即给省府写报告，以动员民众“戡乱”和提高边境文化为由，准备创办《靖西日报》，请求拨给靖西一套印刷机器和铅字。当时解放军打到湖南，桂林形势紧张，黄旭初顺水推舟，立即批准。我又在桂林买了一台收发报机，配给报社使用。随即指定新派主任秘书李如杰负责把机器运回靖西，争取在10月10日出版。因准备不及，《靖西日报》推退到11月才出版，总算赶在起义前与读者见面了。它及时报道了解放军的神速进军消息，和本专区的交通、治安、民情动向等。对促进7县1署的统一行动，起了很好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同时《靖西日报》的电台大量接收新华社的电讯，以及香港等地的报道，使我们对时局有较全面的了解，有助于选择起义的时机。当时游击队也分析了我们办报的意图；眼看国民党就要全面崩溃，还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来办报纸，估计靖西当局会有不同寻常的行动。

        1949年9月，衡宝战役打响，白崇禧为了固守广西，于10月成立桂林绥靖公署，居于广西省府之上，绥靖主任李品仙手握重权，11月中旬，黄旭初连空名省主席都挨白崇禧免掉，由李品仙兼任。有一天，李品仙来电给我和保三团，要保三团立即开往宁明，这明显是为了保护邕龙公路，为逃跑越南作准备。保三团接到命令后全团震动，团长谭萍求我给李品仙去电，说明靖西兵力薄弱，游击队活动厉害，请求免调。对于保三团，我长期来感到是个棘手问题，它不是我的部队，兵力比我们大两倍，如果它反对起义，我们是会吃亏的，现在上头把它调走，我自然是求之不得。但全部调走嘛，我又怕靖西兵力薄弱，发生变乱。我利用保三团官兵怕战、思家的心理，建议把全团眷属留在靖西，由我负责照顾，但要留下曾肇年一个营保护，归我指挥。谭萍仍不愿走，推说没有行军费，我向靖西禁烟督察处借得二千银元给他做路费，谭萍乃带着两个营和一个机枪连快快地开拔了。

        送走保三团的主力，去掉了起义的大障碍，自然是件好事。但我考虑光是靖西地区起义，力薄势单，震动不大，最好能联络邻近地区一致行动，互相支援，声势就浩大得多。从平时观察，百色专员陈汉流、黔桂边区司令官张光玮(驻百色)是不会响应的。龙州专员伍宗骏，原是我的副司令，是我通过李新俊推荐他当上龙州专员的，他上任后给我来过很多电报，提出两个地区要多联系，互相帮助。我认为联合伍宗骏起义的希望最大。有一次，省保安司令部发一批枪械给靖西，我派军需主任胡新鹤率几个军械员去龙州军火库领取，顺便捎了一本与我单独通讯的电报密码(叫“养密”)给伍宗骏，请他在必要时直接与我联系。

        1949年11月初，解放大军逼近桂林，广西省府、桂林绥靖公署、省保安司令部、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统统逃到南宁。11月中旬末，李品仙发来电报召开军事会议，还说公署存有不少枪支、子弹、被服，各专署需要，由专员亲自带车到南宁领取。当时我们正急需补充装备。我即于11月21日带几个人坐一辆大卡车去南宁。当晚到田东住下，街上非常冷清，商店都关了门，偶尔见到几个行人，也是神色不定。我找县长梁镜了解情况，他说:“共军已打到河池，沿公路直下田阳，所以大家很慌张。”我问：“百色张光玮司令官和陈汉流专员有没有指示?你打算怎样办?”他回答说：“没有指示，我也不知怎样办。”我见形势这么紧急，担心去得回不得，就给李品仙打了个电报，说情况危急，我不能去南宁了，如有枪弹请留下，将派人去取。我返回靖西时对梁镜说：“如果共军打到田东，你愿意去靖西的话，我欢迎。”后来，他真的带了百多武装到靖西，参加了起义。

        11月28日，张光玮在百色又急电召开应变会议，要专员、县长都参加。他的参谋长林科连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司令官要我亲自出席会议。我感到形势不妙，而且对梁津督导团(是白崇禧派到靖西的)也不放心。故称病不去，并通知各县县长，军情万急，不能离开防地。由专署统一向司令部请假，只派专署中校参谋主任区树楹代表出席。会议开到12月1日匆忙结束，正在会餐，听说解放军从河田公路下来了，与会人员仓促星散。张光玮亦率部于2日凌晨逃往旧州。12月初，南宁、百色两地相继解放，这对靖西专区及时宣布起义是非常有利的，但我想，靖西专区只有一条公路经天保出田东，和邕色公路相接。天保是靖西7县的门户，如果天保县的国民党军政势力反对靖西起义，那解放军就不能顺利进来，我们也出不去，一定要争取天保和我们一致行动才行。12月4日下午，我带领专区保安协进会的几位成员坐车到天保去。第二天上午召集地方人士和各单位头头开会，我不好公开号召起义，只是介绍当前解放军的强大攻势，桂西各县难以偏安的严重形势，启发大家讨论怎么办?发言的人都主张和平解决，不再打仗，并一致表示，只要不在地方打仗，一切都惟专员之命是从。我最后表示一定尊重大家的意愿。

        会还没有开完，突然有人报告百色专员陈汉流带一百多人枪，还有电台，已到天保医院等我见面。我想，在这兵荒马乱之时，他自顾不暇，来这里干什么?是不是靖西准备起义的事，有人向上告发，李品仙、张光玮派陈汉流来抓我?但陈和我还是初次见面，谅他还不敢贸然在我辖区内动手。于是我下午到医院会他。陈说，他是从南宁领枪回到田东，听说田阳有游击队不能通过，就来同我商量。我有意试探其态度。通过试探谈话，我发现陈汉流思想比较顽固，引起我对他的提防。我告诉他：“我今晚要赶回靖西。”并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请求我明天(12月6日)派4部大卡车给他运兵到靖西去休息。我警惕地推说汽车缺油，而且客车进境老百姓更加惊慌。你一个人去靖西休息我欢迎，兵留在天保，如供给有困难，我交待县里给予解决。他当时只吱晤一番，不明确表态。但当晚9时我去搭车时，陈早就站在车边等候，拉我到黑暗处说什么兵放在天保他怕军风纪有间题，不放心，请我同意他把兵带去靖西。至此，我虽然增加了疑虑，但仍然同他摆事实，说除了怕影响民心外，靖西城外5里地都驻满了部队，再无可以使用的营地，请他谅解。他无别说，我也开车走了。

        第二天早上，陈汉流又打来电话，请我派车给他来靖西。我答应只有一部车和只能来回一次天保外，又重复一次昨天讲的：“只你一个人来，兵留在天保。”他又吱吱唔晤几声，没明确答复。车开出半夭后，我不放心，就叫副司令王达汉打电话同天保县府联系。对方说，“陈专员分兵两路进入靖西打算是昨晚就决定的。陈专员带一部分士兵乘车走，大部分士兵天未亮就吃好饭，徒步行走了。估计乘车的和走路的可同时到达靖西。”我听了很焦急又很反感。心想:陈汉流这样蛮不讲理的带兵进来，是不是真的接受了李品仙或张光玮的密令，假借休息而来?要是他同督导团、保三团勾结，就会反客为主，贻误大事。为了保证起义的成功，我决心对这位不速之客采取行动了。我立即写了一封信给陈汉流，大意是：“时局紧张，民心浮动，客军入靖，民众不安，请把士兵的枪支放在车上，你一个人坐车到专署休息，士兵下车走路。”我将信交给连长覃超廷时说：“你领两个排跑步到城外3、4公里地方，占据两边石山，架好机枪，把这封信交给陈专员。要是他按照信里讲的意思办，就不要伤害他们，要是反抗，你就下令开枪，连车子打碎也没问题。”陈汉流看了信，又见我们严阵以待，便叫士兵卸枪下车走路，他一人乘车到来，我已在专署楼上给他安排好房间，派人守住。随后我叫主任秘书李如杰把靖西决心起义的事情告诉他，欢迎他参加，如不同意，只要不捣乱，也保护他的安全。陈汉流说他一再要求来靖西就是为了商量此事，不过不敢明说。我们也不同他计较真假了，总之，他同意收缴武器改编部队，转变态度，愿意参加靖西起义就行了。

        起义前夜，充满着惊涛骇浪，陈汉流的问题刚解决，“总体战督导团”的问题又冒出来了。该督导团是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在1949年10月派到靖西专区监督贯彻执行白崇禧提出总体战实施情况的，它的权力很大，如发现有人与共产党勾结，对县长以下的可以先斩后奏，对专员以上的可报请撤职查办。该督导团长梁津(少将衔，靖西人)很反动，他多次督促我派兵“进剿”游击队，我采取应付式地布置一番，没有“战绩”。他很不高兴，除大骂官兵不肯卖力外，还提出要我亲自带兵“进剿”，他也上阵督战。我借病拖延，按兵不动。他就造谣说我“心怀二志”。12月6日他见我缴了陈汉流的枪，就伙同该督导团员，四处煽动本地人来反对我。说什么“赖慧鹏竟敢扣留百色专员，并缴其部队的枪，说明赖要一意孤行举大事了。大家注意，他是广东人，把靖西交给共产党，求得自己一家平安回广东，我们本地人就该死了。”他还恐吓群众说：“现在有几万国军驻在越南那边，一天就能赶到靖西，如果谁跟赖慧鹏造反，国军一到，祖坟都要挖掉。”卓锦湖等地方长老及时找我反映梁的破坏活动。过二、三天，韦高振等连续来报告：“梁津煽动我们的军官拉队伍跟督导团走，由硕龙出越南。说什么‘己得到电报，国民党派伍宗骏师已到靖西边界接应’”。斗争白热化了。我不能再让梁津一伙动摇军心民心，破坏起义计划的实现。乃毅然决定于12月9日晚派兵包围督导团驻地，把该团全体人员扣留起来，并收缴其武器和电台，为公开起义扫除了障碍。团长梁津在被关几天后，代表该团全体成员写来悔罪书，承认他们很反动，并宣布脱离国民党，表示护拥共产党，拥护靖西起义，请求宽大处理。我们把他的悔罪书刊登在靖西的《解放日报》上。起义大会开过后一段时间，经过研究释放了他们。

(待续)

原载《广西党史》，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