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元旦南昌会议，决定规复长江下游计画，以李宗仁、程潜分别为江左、江右军总指挥，白健生以东路前敌总指挥率第一军出衢州，取杭州，我属江左军，因陈调元已于三月四日投诚，经武穴、黄梅撤归安庆，与我之进兵路线相同。为避免误会，俟陈军过后，始领军经合肥取蚌埠。陈为我在武昌陆军中学之地理老师，其归降亦为唐生智、程潜及我三人保证者。

当江西底定后，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至武汉。但由大庾岭出江西后，即止于南昌（蒋先生在南昌），武汉其共党因之大哗，狰狞面目完全曝露。蒋先生被迫，始派谭祖安前往武汉。李宗仁时在汉口，已为共党分子包围。我于十六年二月抵汉口小住(住所在文化里)，董必武、詹大悲即手持印就之反蒋宣言找我，要我签字。我答以：第七军的政治问题统由李德公决定。二人又追问我是否赞成该项宣言，我亦不置可否，即陪同二人到同丰里李之寓所，向李说明后离去。次日即返九江司令部，指挥部队准备渡江。在牯岭住约一周，由黄梅迁至宿松，李匆来一电报，要我到九江商量。显然李受到某种压力，不能决定。我于起程前，先给健生一电报，请其表示意见。因过去凡我与白同意之事，李绝无异议。二日后抵达九江，李即表示，决定态度的标准在计算双方实力。国民革命军北伐共八个军。第一军是蒋先生的基本力量，但薛岳的第二师是拥汪的。第二军军长谭延闓，现在汉口，态度似已明显。第三、四两军是亲共的，程潜的第六军与唐生智的第八军更不用说，第五军只出来两团人，不必说。八个军已有五个表明态度，第七军虽反对也没有用。我说：「革命不能只计算力量。当初我们在广西不过几千人，照样能统一全桂。可见力量不足为凭，只看我们愿不愿做共产党。」恰巧白之电报亦在此时到达，上称：「此事没什么可讨论的，请德公快到南京! 」李之态度于是决定。此外另有一重要原因，即第七军历史较久，军中干部之共党分子较少，故我有此把握。 

次日我回部队，李返汉口不久，即去南京，与李济琛共同通电拥蒋，大局于是稳定。当时第七军之态度实有决定性之作用，不然，局面将整个改观。 

程潜部队尚有二师在南京，此外江北有第二军鲁涤平部，我即奉命由合肥回师芜湖，将南京城内杨源浚之十九师包围缴械（后改编为十八军，杨杰军长），江北鲁涤平部急忙撤走。首都至此始固，第三期北伐才有可能。 

节录自《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台北：中央研院）第7期。网上见：博讯析世鉴:boxun.com/hero/xsj1/101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