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浩先生访问纪录（之二）

直下武汉

因爲衡阳的大捷，才促成广州提前下动员令。本来在十五年二月时，陈铭枢、白健生到长沙，与唐孟潇会议于水陆洲，陈、白都说因广州要部署后方，北伐最早要到十六年。不料竟因唐赵交恶，使北伐提前出发。

十五年八月十二日，蒋总司令抵达长沙，晚上七点钟即召开重事会议。加伦将军坐在蒋的右边，唐孟潇坐在左边，我以第八军参谋长的身分出席会议，提出直下武汉的计划，并说明部署的理由，计划的大方针是以民十年援鄂之役汀泗桥作战的经验爲蓝本，决定迂迴作战，先攻汀泗桥东侧山地。胡宗铎的第七军自愿担任外翼迂迴，第八军沿铁道至岳州，是内翼迂迴。加伦将军对我的计划很满意，但对兵力部署及任务分配有意见。因他认爲李济深的第四军能作战（副军长陈可钰率领），故要第四军代替第七军走浏阳、平江之线，第七军居中，负责策应左右翼，以汨罗江爲攻击发起线。蒋先生完全采取了加伦的意见。

吴佩孚在汩罗、平江之线共有五旅兵力，分爲五路，平江指挥官是余荫森，与第八军的正面敌对的是宋大霈等。八月十五日我军集中汨罗江南岸后，按照计划渡河，北军兵力分散，防线过长，无力阻挡我军前进。有一点证明加伦的军事眼光确有独到之处，第四军渡河后第一天，就俘虏了余荫森，不费吹灰之力取得平江，即越山到通城，直抵汀泗桥侧背面。因不知利害立即开始攻击，几乎吃了大亏。第八军实行中央突破，不顾敌人兵力强弱，只抢地理上的锁钥点。北军溃不成军，我军一连可俘虏敌军一团之众，铁道以南至汩罗江之敌，完全被我肃清。我军不战而抵云溪，造成黄盖湖歼灭战。在此地区截获敌军退却火车七列，俘虏了好几位司令。吴之五旅完全瓦解，武汉震动，汀泗桥成爲最后的防线。

蒋先生此时率刘峙第一军第一师进驻岳州。盱衡全局，命第八军正面渡江北进，而以第四、七军合攻武昌。唐接到命令后，觉垂手可得之城落入别人之手，很不高兴。不得已命鄂军司令夏斗寅（参谋万耀煌）由新店渡河。不料连日大雨，堤防崩溃，尚未及渡江，第四军已自汀泗桥前线来电求援。等我们沿粤汉路赶至，第四军已将汀泗桥夺下。第四军共只六团，黄琪翔、范汉杰、戴戟、缪培南、叶挺等，朝气蓬勃，诚不愧爲「铁军」。这一役伤亡之惨重，只记得我晚上到第四军行营去时，完全在死尸堆里行走。

第八军赶到，以一部兵力配合第四军主力直扑贺胜桥。吴佩孚亲自督师，以机关枪扫射退却部队，仍无法挽回颓势。激战当日下午，我到贺胜桥，见桥下死尸满河，树上挂有北军一团长脑袋，据说是吴佩孚押阵时砍下的。

第七军是广西部队，素质很差，行动迟缓，竟和我们失去联络，故少有建树。

贺胜桥胜利后，我曾建议前敌俄顾问乘胜猛追，动用预备队直下武昌。俄顾问不听。不久进围武昌，蒋先生与加伦坚持攻城，九月一日命叶挺先攻，结果部队几乎完全牺牲。接着命第七军攻城，李德邻本不愿意，因第七军尚未建功亦不好推却，只得进攻武昌的保安门。第七军连炮都没有，自然失败。九月五日再度进攻，搜集了周围数十里的扶梯，也调来卅门野炮，集中一点轰击，但武昌城墙既高又厚，依然毫无影响。蒋又把刘峙的第二师调来助攻，也告失败。我于是向唐孟潇建议，先攻阳夏，断敌后援，将武昌孤立。这一次迂迴作战很成功。唐先生亲自到南湖督战，我则指挥主力刘兴、何键、夏斗寅三师，乘夜间于津口渡江，占领大君山。由此到汉阳、蔡甸之间，湖沼交错，利用小划子运输，由夏斗寅军占蔡甸，刘兴攻龟山，何键作预备队。因敌军师长高汝桐顽抗，我军死了一千多人。占龟山后，汉口的刘佐龙投诚，我要刘暂时维持汉口，而命何键守汉阳，夏斗寅军则抄孝感，断平汉路，威胁吴佩孚后路，吴匆忙由横店骑马退广水。我们乘火车追到广水，吴又退信阳。河南樊钟秀又出而响应，吴被迫再退郑州。我军止于鸡公山，将河南交樊主持。在鸡公山吴的别墅内获得不少古董字画。

九月十一日，唐先生到汉阳，喜不自禁，将我高举，誉我爲神军。此时蒋先生已去江西打孙传芳，湖北军事交唐先生。武昌成了孤城，孙传芳自顾不暇，无法应援，若阳夏不下，革命军屯兵坚城之下，进既不能，只有撤退一途。

包围武昌的原爲第四、七军，后均陆续调往江西作战，才改由第八军担任，自九月初至十月九日，每晚阳夏、武昌之间均有炮战。武昌守军曾企图于十一月一日突围，没有成功。守城刘玉春部有三万多，炮数百门，被围四十余日后，城中罗掘俱穷，百姓绝粮。我有一保定同学聂馨（保定一期，曾在湘军中任团附），时居城中。刘部团长贺对廷亦爲保定同学，知聂与我甚爲熟悉，乃託聂至汉口见我，表示投诚之意。聂与我商议了一星期，决定入城计划。贺又派人送信，约定于十月九日上午八时在鱼家湾车站与我见面，决定我军由保安门入城，贺部由文昌门出，以免冲突。次晨，贺部搬开沙包，大开城门，我军鱼贯而入，占领蛇山，刘玉春、陈嘉谟犹在梦中。计俘虏三万多，炮三百多门，当即派船运粮，救济武昌城中难民。

城破以前，我与陈铭枢用尽各种方法，包括红枪会，矿工挖地道等，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靠内应。原来答应升贺一级的，唐先生不但不履行信约，且将贺部缴械，经我力争，始给贺旅长职，退还枪械。十五年冬，第八军已扩展爲三军：第八军唐生智，第卅五军何键，第卅六军刘兴，肃清湖北全境。因何键指挥错误，致使鄂北于学忠部逃往北方。

宁汉分裂

十六年元旦，蒋先生在南昌召集善后会议，参加的人有张静江、谭延闓、李宗仁、唐生智、程潜等。一月七日中央政治会议在南昌议决，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暂留南昌，等待三月召开中全会时作最后决定，因而引起在武汉共党分子不满，开始对蒋攻击，称之爲新军阀，以政权、党权迁就军权。这是宁汉分裂的起点。同时由在武汉的鲍罗廷，指使国民党激进分子，发动四万民众收回汉口英租界，引起外交上的大问题。长江中的英舰已卸去炮衣准备开炮，终于英领事让步，由中国收回租界。外交上的胜利，使武汉方面更气燄万丈。一月十一日，蒋先生来武昌，武汉方面人员对蒋的态度已不太好。当晚在餐馆吃饭，唐先生起立发言，代表士兵说话，要求装备、粮秣等，言辞很是激烈，蒋先生很不高兴。

二月二日河南靳云鹗与唐生智妥协。因靳之参谋长秦德纯与我们都很熟。靳因此与寇英杰不和，势同水火。二月八日张霖通电进兵河南，派直鲁联军及张学良、韩麟春三、四两方面军分由津浦、平汉路南下，图先取武汉，再夹击南京，奉军有白俄兵、铁甲车、坦克车、大炮等，武汉方面认爲情势严重，但因政治上问题重重，未能解决，并未急谋对策。

二月下旬起，武汉等地有「一小时罢工」，共党分子即利用此时间散发反蒋宣传。三月七日，汉口举行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因蒋先生及朱培德未到，改开谈话会。三日十日三中全会开幕，谭延闓爲主席，徐谦等反蒋人物提案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及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及汉口市长刘文岛因反对容共，同时被排去职。刘文岛完全是做官的人，在湖南出发时，就要求汉口市长、江汉关监督、湖北财政厅长等职。

武汉这时局面是反蒋拥汪（兆铭），在汪未返国前，则由谭延闓代理主持。此人八面玲珑，翻云覆雨，从南昌到武汉，后又由武汉去南京，当时的主要问题还是容共问题。随着军事的发展，共党的势力逐渐扩张，在妇女及农工商群众中发展组织，形成力量。而国民党的人多半只知做官，与群众脱节，刘文岛就是个例子。唐先生也是因此对国民党不满，才与共产党人来往。我当时是唐先生前敌总指挥部的参谋处长，后来又是军事委员会的参谋处长，对这问题比较了解。同时因唐先生功勛最大，蒋先生去江西后，把武汉政局交唐先生主持。但唐先生并没有实权，汉阳兵工厂不动，一切税收必须先由蒋先生批准，再由武汉行营发给。行营主任朱绍良（参谋长陈铭枢）地位远低于唐，而唐反事事向他请示，上下倒置，唐心有未甘。其后换了邓演达；也是在衡阳时有求于唐的！唐因爲只有责任，没有权力，甚爲不满。唐有一位学生是湖南人（已忘其名），早年派往广东做间谍工作，在黄埔毕业后，加入了共党。此时得唐身边谋臣邓寿荃的吹嘘，很得唐信任。向唐作了很长的报告，分析国民党的派系内幕。说共党本来是拥蒋的，中山舰事变后，才转而反蒋。现在广东革命力量全在共党手中，若能容共，必可将共党力量收爲己有。唐正想自爲主人，听了正中下怀。一天唐先生给我一封信，约我与何键商谈容共问题，我乘机劝唐只可做蒋先生第二，不可超越范围。我又与何键劝唐先生把该人关起：「他来说是非，必是是非人。」何反共的态度比我更强，甚至请假好几天以示抗议。但唐始终不能决定。

邓寿荃曾任湖南财政厅长，原任水口山的矿务局长，杀了不少共党工人，见共党势大，又想投机立功。

总结看来，唐与蒋先生分裂的原因是：㈠利用容共，谋取得共党力量支持；㈡在国民党没有渊源，关系不深；㈢要压倒蒋先生；㈣对国民党的官僚不满。

有几件在武汉的小事，值得一述。罗敦伟在报上发布武汉裸体游行的新闻，被共党指定送人民法庭，已经裁决枪毙。由我写了张条子把他送到军事法庭审判，才救了他一命。
刘玉春、陈嘉谟是由徐谦主持的人民审判委员会公开审判，地点是在一个戏院里。法庭问何以要反对革命军，刘说：「军人以服从爲天职，我们是奉命行事。」陈则不发一言，审完之后，刘禁押张发奎处，陈则在唐生智军部。陈与唐是拜把兄弟，款待甚优渥，陈鸦片瘾甚大，每天连伙食要花壹佰元，后要陈出赎款壹百万元帮助军饷，陈诿称没有钱。至唐失败后将东渡日本，陈交我十六万元要我转交唐，请求释放，我没有接受。刘玉春后在天津办小学，民十八年我们从日本回北方时，刘还请我们吃饭表示谢意。此人人格可佩，实在是个好军人。

河南战事

宁汉分裂，而奉军沿京汉路进入河南，山西的阎锡山则意存观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武汉开始动员准备。我是武汉方面军事委员会的参谋处长（实际上是比照参谋本部的组织）。总顾问加伦将军也隶属本处，不过他自有自己的幕僚组织，也分置三处，都是些俄国老将官。我们在二楼办公，顾问团在三楼。军事委员会是指挥军事机构，采会议制，唐孟潇、汪兆铭、谭延闓、孙科、徐谦均爲委员，徐是主席，秘书长林祖涵。我不懂政治，只负责军事。

五月一日起开始行动。作战计划决定在河南境内，消灭奉军主力，所有各军集中驻马店。但第二军在汉水上游，第六军在孝感整补，第八军卫戍武汉，实际作战只有张发奎的十一军，何键卅五军，及刘兴卅六军。何键是战略预备队，最后一批出发。临行忽然不肯上车。我打电话问他，何说：「我都去了前线，后方怎么办？」这时唐先生已去驻马店，我于是约何到家吃饭并详谈，在座的有李品仙，唐先生的老太爷。我告诉何，后方有问题，可以马上回军。目前先要打败奉军，再和唐先生谈，一定可以修改容共的主张。长谈了一夜，何到次晨才上车出发。何的反共，可能是受南京方面指使。夏斗寅部驻宜昌一带，也和南京有联络。

南京方面也分三路北伐：东路何应钦，左路李宗仁，中路蒋自领，由白健生代理，是杂牌部队。五月中旬，蒋下达总攻击令，勉强进扬州、蚌埠之线。

河南前线正吃紧，后方突然发生变化，夏斗寅、杨森分别东下攻武汉，鄂西李燊（黔军）和鄂北张联陞（九军）也叛变，河南柳林的红枪会约有万人，又拆毁铁道，河南大军给养几乎完全断绝，何键部许克祥又发动马日事变，这是我毕生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尤其是夏斗寅假造情报，说是受杨森的压迫，沿长江而下，步步迫近武汉。到第三天忽然中断电讯，由嘉鱼登岸，到纸坊我们才知道。我们正在开会，接到情报，临时无队伍可调，把中央军校学生二千多人开去堵截。万耀煌指挥夏部，分成三梯队，第一、二梯都被我击退，万率残部绕道退往下游。这时李燊已抵达新堤，杨森主力到了旧口。幸亏第八军李云杰师在仙桃镇把杨森阻止，占领新堤后，转来一个大包围，把杨也解决。这时武汉人心惶惶，简直是朝不保夕。柳林的红枪会，邓演达不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但到河南交通完全中断，通讯要靠飞机联络。我决定用兵，只一天就完全解决。马上修路，把补给送去。谭延闓要我作一份详细报告，送给唐，由唐决定进止。唐说：前方一星期内可以胜利，后方小丑不足爲虑。这一决定极爲明智，否则一退就多方面受敌了。
五月十六日，与奉军在上蔡接触，张发奎、贺龙及靳云鹗三次击败奉军，在临颖击破奉军主力。于是由靳占开封，我们占郑州。五月廿日，冯玉祥出兵潼关，五月廿九日奉军退往黄河北岸。张学良留一封信给唐，说爲保存国家元气，不拆毁黄河铁桥，希望唐好好保护。六月一日冯、唐郑州会师，晋阎态度也突然改变，六月三日易帜，出兵攻奉。六月上旬，武汉方面要人与冯玉祥在郑州会议，决定委冯爲河南省主席，回师武汉，解决南京问题，就这样轻易地把冯抬起来了。

我们击败了号称新武力的奉军，举世瞩目，唐的气燄更高。但是还有容共的问题待解决。汪兆铭的态度较确定，我曾亲听汪骂鲍罗廷是太上政府，但是唐则受共党包围，唐回武汉后，我和他密谈，说明共党在后方的活动及何键部队的情形。于是唐、汪相商，决定首先政治分共，将鲍罗廷遣送回国。我们本要留下加伦的，但加伦潜由日舰送回海参威。加伦与我相处甚洽，临行把他的坐马送给我，至于军事上的分共则很困难，因不知军人中谁是共产党。

河南的胜利也减轻了津浦路方面奉军的压力，于是蒋先生转而注意武汉，不久蒋、冯徐州会议，并通电合作。但武汉仍不能不敷衍冯。冯公然打电报来要枪四万枝，饷壹仟万。汪兆铭在会议上宣读冯电后大骂，说：「河南给他就是钱，我们那有钱？要钱，只有印刷机！要枪，只有向帝国主义买来送给这个军阀！」

湖南团的消灭

我们回师武汉以后，津浦路方面，北军孙传芳、褚玉璞等，因轻视西北军实力，不顾侧背受敌，又南下反攻。七月中旬，因津浦铁路正面王天培、柏文蔚、叶开鑫、贺耀组、夏斗寅等杂牌队伍抵挡不住，全线撤退。蒋先生急调第七军赴援，第七军不应调，于是徐州、蚌埠相继撤守。蒋先生愤而下野，行前将王天培枪毙。

武汉方面则实行政治上的分共与清党，这是唐孟潇、汪兆铭都同意的。党务改组以后，陈公博继邓演达爲政治部主任，李品仙爲武汉卫戍司令。一天我们突然接到白健生的一封电报，说蒋先生在一、二日内将下野，希望我们军队准备顺流而下。我们根据这封电报，决定在军事上先与南京合作，派兵援助已退守长江南岸的革命军。蒋百里先生这时也来了，主张取战略上的待机姿势，于是武汉军队分江左及江右二路东下。江左何键止于六合，江右刘兴止于芜湖。另程潜一路，属江右军，因程资格较老，未亲任指挥官。在政治上则邀约李宗仁、朱培德会议于庐山。此时南京发表何键爲安徽省主席，这是南京方面利用何的反共而加以分化，则消灭刘兴后，唐生智将完全瓦解。何键果然不防，派一师到庐江，一师驻安庆，一师守六合，毫无军事眼光。八月下旬，龙潭之役获胜，宁汉沪三方面合作，组成特别委员会，汪、唐及顾孟余忽回武汉成立政治分会，声讨特别委员会。从九月到十月，双方往返调停的函电很多，但都没成功。十月下旬南京通令讨唐，组织西征军，以李宗仁爲西征军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程潜爲第四路军总指挥。鄂西杨森，鄂北方振武，广西黄绍肱，贵州周西成都出兵讨唐。十一月十二日，唐通电下野赴日。

这次军事部署，应该由我负责，但参谋只能作计划，决定使用与否，则看主帅。这次唐不听我的计划，所以失败，我所拟对抗西征军的计划是：防守武汉上游鲁涤平的第二军，集中军队于鄂东对付第七军，击败第七军后，第六军较弱，也很易对付，如此则第二军成了囊中之物。南京的西征必然失败。鲁涤平第二军驻宜昌，有鸦片特税收入，李品仙的兄弟也在宜昌一带管理鸦片烟税，常向唐报告，因此唐对鲁特别不满。鲁这时已去上海看病，部队交张辉瓒。我亟力劝唐要安抚鲁，不应两面作战。唐不听，坚持派两个军先消灭鲁。不料鲁军由鄂西退鄂北投方振武。我们扑了空，而兵力因此分散。

西征军实际上只有第七军及陈调元、程潜之一部，先在安徽击败何键，跟踪追击到广济、黄梅，何溃不成军，只刘兴部渡江退到武穴，唐只剩下在武汉的李品仙第八军，而李又说张国威的一师靠不住。这时有二途可循，或守武汉，或退岳州，唐不此之图，竟要下野去瑞士，实是最大失策。将所部分编爲五军：叶琪、廖磊、何键、周斓、李品仙，都分别指定驻地。临行将上船时，李品仙突来报告，说张国威私通程潜。唐说：「晚一点走，我要执行纪律！」就派人找张来。副官在街上找到张，请他爲唐先生送行。张一到，唐就叫人用绳索在洗澡堂中把张勒毙。张是醴陵人，保定三期。平日最得唐信任。我本是不肯走的，想留在湖南联络部队。但送行时，唐强行把我拖走。我连行李都没带。坐的是日本货船，有日舰护送。由鹿儿岛到别府，正是蒋先生离日返国时，还碰见许多留学生贴标语反唐，都是由我代爲应付过去。

在湖南的各军，亦一一被收编。湖南的团体从此消灭，成了别人的附庸，爲别人所利用。这个结果，谭延闓是要负责的。我曾对谭说：「你的政府力量就是唐生智与程潜，你应该善加运用。尤其唐、程之间素有宿怨，不易合作，你应该居中调解。」但谭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又会耍小手段。开除蒋先生党籍的是，开除唐先生党籍的也是他，容共是武汉主席，反共又是南京主席。西征军事谭应该全力阻止的，谭不敢做。

唐在日本生活很不习惯，蒋百里先生也到了别府。唐静极思，一天与我商量说：「顾老师（即顾和尚）对我说：同来的人，能复国的有龚某。你先替我到香港、广州，看看张发奎、汪兆铭的情形。」我劝唐不要只听顾和尚胡说。因爲我对顾和尚较礼貌，顾才要推荐我。

我与蒋百里先生由东京乘船回国。在船上我向蒋说：「顾和尚实在是唐先生的障碍。」蒋说：「应该叫唐老三和唐老四把顾和尚干掉！」唐信任顾，也是少读书之故，最初的动机，只想效法北方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来个佛教将军。唐本是个小人物，突然发达，不免想利用宗教迷信巩固自己的统治。顾和尚由衡州开始，无日不在唐左右，他并没有特殊本领，只是迎合唐的心理说话，自己并无定见。后来甚至干涉到唐的家务事，看病请医生也要顾指点。唐的部属每人有块牌子，上写：「大慈大悲，救人救世」。其实军事无他，一爲人事问题，一爲应变问题，绝不能入鬼神观念。一次唐先生要我和刘兴第二天早去拜顾和尚爲师，并受戒。次晨刘来叫我，时间太早，我还在关门睡觉，就没去参加。刘兴、李品仙、何键等都去拜过师的，只有我没有。顾仪表魁梧，声如洪钟，道貌岸然，自称是密宗，有两个老婆，实际上是个大骗子。

原文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口述历史》期刊，第七期（军系与民国政局），台北，1996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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