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雄风

相对于中原和东南沿海地区，云南的古代文化似乎不太为人所知。一般人说起云南的历史，脑子里首先浮现的，大都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而与此故事相关的这一地区，似乎也是荒蛮、偏远、落后之地。但实际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云南就已有了灿烂的文明，此地就有一个以“滇”为名的国家，从战国一直延续到两汉，期间存在了约五百年之久。而这一文明的中心地带，就是玉溪。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描述古“滇国”的历史。

大约在周赧王十五年至三十五年（公元前 300- 前 280 年）之间，楚国将领庄蹻率军从古吴、越之地来到美丽而蒙昧的彩云之南，在征服了夜郎部落后，向西到达滇池地区。这时的滇池地区分布着“劳浸”、“靡莫”等数十个部落，其中以 " 滇 " 部落最大。当时滇池地区土地肥沃，周围的部落也早已进入青铜文化时代，农业生产已达一定发展程度。因周赧王三十五年，即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 287 年），秦国谴司马错夺取了楚国的黔中郡，切断了庄蹻东归之路。庄蹻及其部下只好留下来，易服改制，与滇池周围的土著部落结合并一道开发这一地区，建立了受中原文化影响但却独立自由发展的滇王国。由于建立滇国的 主体民族是中国古代越系民族的一支与当地土著民族融合而成，史家惯称之为滇族。 滇王国崇尚自然、突出个性、开放自由，在渔猎农耕之余，人们尽情地享乐歌舞。这里是西南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对外交往频繁，加上古滇国人热情好客，多国商人、南北民族在这里汇聚，商贸带来了文化交流，而过往商人也沉醉于滇国歌舞的海洋之中。

然而，上述这一段古滇国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却基本是空白。中国古文献中有关滇国的记载，最早只见于司马迁的《史记 · 西南夷列传》，但仅寥寥数百字。滇国历史虽久，但到西汉时才受到中原王朝的注意。汉武帝当时采纳张骞的建议，要派使臣来滇国，但均因云南西部昆明国的阻拦而未成行。公元前 112 年，汉武帝征服了盘踞两广的南越国，兵临滇国东南部，灭掉了其周围几个小国。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西汉王朝曾遣使劝说滇国降汉入朝，但滇王依仗自己尚有实力，又有周围 “ 同姓相扶 ” 的劳浸、靡莫等部落的支持，并未把汉朝放在眼里，拒绝臣服。愤怒的汉武帝于公元前 109 年发兵，一举击灭上述两部落， “ 以兵临滇 ” 。这时滇王失去了同盟，无力抗争，只得降汉为臣。至此，滇国隶属于西汉王朝。汉武帝在滇国领地设置益州郡，并赐滇王以 “ 滇王之印 ” ，允许其 “ 复长其民 ” ，继续统治原滇国领地。至西汉末年，大量中原及东部沿海的汉族人陆续移民云南，原 滇国和滇族被逐渐分解、融合、同化， 当地郡县制亦不断巩固，并逐步取代滇王的地方政权，至东汉中叶，长达数百年的 古滇文明彻底失落。

上述历史基本上是根据《汉书》和《华阳国志》的记载所得出的滇国沿革梗概。从这里我们也知道，汉代益州郡首府为滇池县，即今滇池南岸的玉溪晋宁县。在西南各民族中，滇王最受汉武帝宠信。但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在各种史志中就再也找不到有关滇国的任何记载，古滇王国从此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很怀疑古滇国的存在以及《史记》记载的真实性。直到自 1950 年代以来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等古滇国遗址的发掘，上述汉武帝所赐之滇王金印以及大量青铜文物的出土，证明石寨山遗址是滇王及其家族的墓地，从而也证明了《史记》等汉文古籍有关古代滇国的纪事是可靠的。

综合近四十年来的考古发掘情况，滇文化遗物的分布范围大致为：东至路南、泸西一线；北达会泽、昭通等地；南抵新平、元江及个旧一带；西到安宁及其附近地区。在这个东西宽约１５０公里，南北长约４００公里的区域内，除发现战国至西汉时期滇国青铜器外，尚未见别的文化遗物（因文化交流，滇池区域发现的少量外来文化遗物除外）。这些古滇国遗存及其历史现象表明，上述地区大概就是古代滇族的活动范围，亦即滇国的分布区域。具体说来，从滇文化分布范围看，古代滇国的领地并不十分广阔，大致包括今昆明市和东川市全部、曲靖和玉溪地区大部，红河州、楚雄州和文山州的部分地区。前述《史记 · 西南夷列传》中提到的汉朝“以兵临滇”之前曾灭掉数国的记载，也表明滇国在当时西南夷中并不是一个太大的王国。

尽管如此，古滇国当时的文明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 夜郎自大 ” 如今已是世人皆知的典故，但知道 “ 滇郎自大 ” 典故的人却并不多，但这却是早于 “ 夜郎自大 ” 的典故。据《史记 · 西南夷列传》记载： “ 滇王与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 ” 虽然这是当时的笑谈，但足以反映出滇国国力、财力及文明程度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地步，至少在当时与西南地区其它的王国及部落相比，具有相当的优势。而从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两个古滇国遗址发掘出土的数千件不同类型的青铜器，就充分反映了古滇国当时精湛的青铜冶炼技术和生产力水平。

石寨山和李家山的青铜器为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古滇国先民生产生活图卷，其中又以贮贝器的图案反映最为生动全面。现存的出土青铜器中，又以石寨山杀人祭祀贮贝器、纳贡贮贝器、纺织贮贝器和江川李家山的牛虎铜案等最为著名。杀人祭祀贮贝器上，铜柱上捆绑着一个赤身的奴隶，立于两侧的奴隶脚上戴着枷锁，主祭的奴隶主梳着发髻端坐中央，一幅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展现在人们面前。叠鼓形战争场面盖铜贮贝器表现的是激烈的战争场面，可能是当时滇人和洱海区域的 “ 昆明人 ” 作战的场景。杀人祭铜鼓场面盖铜贮贝器表现当时滇人举行 “ 祈年 ” 仪式，通过杀人祭祀，以求得农业丰收。纺织场面铜贮贝器的器盖上铸有铜俑十八人，均为女性，中间一人为女奴隶主，在监督女奴隶从事纺织劳动，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当时的生产图景。这些贮贝器反映的生产生活内容非常广泛，有战争、献俘、纺织、纳贡、狩猎、放牧、斗牛、乐舞等场面，是研究中国奴隶制社会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在这些青铜器中，直接表现牛的题材最多。这显然反映了在以农业为主的滇族社会中，畜牧经济仍占重要地位。换言之，牛马不仅是重要的家畜，很有可能还是当时衡量财富的一种标志。

许多专家认为，丰富的铜矿资源是云南古代青铜文化辉煌发展的基础，此时滇族可能已经掌握了相当高水平的青铜冶铸技术，从而使得滇族制作大型和复杂的青铜器成为可能。

　历史上，玉溪与生俱来的自然传奇和人们勤劳智慧的耕耘，到明清两代时，已使这里的文化达于灿烂与荣耀之巅。比如说，玉溪的秀山从汉朝时起便以“辟山林、建古刹、立庭苑”闻名于史，其后经唐、宋、元、明、清历代的文化累叠，秀山名列云南古代四大名山之一，“匾山联海”、“佛、儒、道”三教合一、古典建筑璨如星辰、古树名木遍布山林的壮丽文化景观，使秀山成为云南历史文化的一座立体博物馆。

二千多年前璀璨的滇文化，是云南各族先民在历史长河中的伟大创造。今天，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在历史的尘埃中沉睡了两千多年之后，再次发出夺目的光芒，与现代文明相衔接，成为云南玉溪文化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与玉溪风情独特的民族文化及秀美的湖光山色及莽林云海，交相辉映，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走进玉溪，面对着其四周星罗棋布的古文化遗存，你一定会为她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中所抹下的一笔绚丽色彩所折服。如有机会，不妨前往那里，一睹古滇文化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