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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杂忆

(2009-08-28 17:27:36) 下一个
姓名杂忆


没事时,经常想起以前的一些人和事来。想到人,自然就少不了他(她)们的姓和名。如果这里提到的有与您的名字有相同的,那纯属巧合。


“您贵姓?”这是最常见的客套话。初次见面,也就到此打止。再没水平的人也不会寻根究底“你为什么姓这?”其实绝大多数人的确是说不清自己姓这个姓,那需要那些专家去追根索源。 所以客气点说就是,咱祖上姓这。不客气了就是,“我姓什么关你鸟事!?”

姓什么是绝对重要的。 别看一些人嘴上说, 姓不就是一个符合吗? 那一般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故作轻松的话。 其实人们的骨子里“传统”得很。 记得5,6 岁时,老兄已上二年级, 他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 这同学也就改跟继父姓。老兄不明就理,一日吃饭时就跟父亲说,某同学已改姓了, 我也想改。父亲问明原委,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还是跟哥哥解释了那个同学为什么改姓。

人太小,还得靠父母抚养,跟继父姓其实多数也是没办法。自己生活上独立了的,谁会跟继父姓?父亲单位就有一位大哥,母亲改嫁时他已自食其力,所以对继父尊敬归尊敬,改姓的事说都不要说。当然小时跟继父姓,大了再改回来的例子也经常听到。所以说,姓什么可是”路线问题”。

80 年代中,刚参加工作,单位的头只有两个女儿,,所以经常觉得有点“气短”。这年春天,上头来了“指示”,不管农村城镇,统统要“一胎上环,二胎结扎。”这头其实早就气不顺,但又没办法。动员大会上,那头狠狠地地说,计划生育就是要让一部分人绝代!这话一出,立刻引起争议,但却也是句实话,所以那头也懒得去收回那话,随他们去争。待到两个女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时,这头便通过夫人向外面放话:要找我女儿,得先答应以后如果生的是儿子一定得跟娘姓。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上钩者当然有。大女儿婚后果然生了个男孩,这位“上钩”的女婿也无可奈何,孩子跟了母姓。 城里计划生育又只准生一胎,这不是明摆着让他过不去?这女婿的气自然也不顺,经常在家发无名虚火,加上岳母经常干涉小家庭的事,最终在小孩七岁时,小两口分手了。女方家自然“争得了”那孩子的抚养权。 好多年后,见到那位老领导,谈起家事,他连连摆手:别提,别提!

主席说了,凡事“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这姓甚名谁自然也免不了。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兴起写大字,规定每个同学都得有大字,中字本,老师大清早在黑板上写十二个字,早上上课前学生得把这些字写到大字本上,交上去,老师就在认为写得好的字上画个红圈。 班上有个同学,父亲可能在旧社会也读过些书,从家里翻出本“百家姓”让儿子练毛笔字,这同学没事时就在大字本上写“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之类。 谁知第二天老师就在班上极严肃地批评道:“我们班上居然有人用“百家姓”这样封资修的东西!”然后又说,“百家姓”有严重的“忠君思想”,为什么把“赵”排第一?就是当时的皇帝姓赵嘛!吓得那同学再也不敢写。

有了阶级烙印,所以姓什么也就阶级化,脸谱化了。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社会,金钱是万恶之源,于是姓钱的人也跟着倒霉。不信你看,<<青松岭>>里,钱广,坏人(其实最后证明他是坏人的证据也就是查到了他成分不好);<<海港>>里面的钱守维,坏人;<<火红的年代>>那时也在热放,里面有个坏人,也姓钱。 可能那些编剧们完全忘了曾对国家科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偏偏有三位姓钱的。 什么?巧合?那为什么没人把反面人物都写成姓毛的?要那样的话,你编剧长三个四个脑袋只怕也不够。所以照这些编剧的逻辑,你姓“刁”的(刁德一)自然人也就刁钻古怪阴险。正面人物都是姓“高” (高大泉) ,姓“赵” (赵四海).

“名”有时就可以问个所以然了。熟人之间,有时就会问“你这个名好像有很深的意境吧?”“你爸为什么给你取这个名?”之类的话。小学时,学校里有好几个叫“超英”的,五八年生的,超英赶美嘛!其实女同学叫超英蛮好听的,但叫的人不能太多。二年级时转学来了个女同学,叫“赛美”,人长得其实也不怎么好,男同学就在后面讲怪话。其实也是因为五八年生的,可能是叫“赶美”不怎么好听的缘故。到了大学时,大班里百多号人,叫“超英”的有三个,一打听,都是五八年的。 67年元旦,“芙蓉国”发了篇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那一年里出生的人不知有多少取名叫“芙蓉”“朝晖”,总之是记得小学快毕业时,那些低年级的学生里很多叫这名字的。说不定而今的网路红人“芙蓉姐姐”也是67年生的呢。

取名的学问实在是太深。儿子刚出生那会,有人就推荐我买了本如何取名的书。看了后反倒有了一种什么都不懂的感觉。越发觉得其中的玄妙。取名前你得看小孩的生肖属相,命中缺什么,因此在选字里时就要注意宜什么,忌什么。另外还要注意音的平仄啦,谐音啦,诸如此类。因此给儿子取名时还真搬着字典从头到尾的“筛选”,有些意思好的,音又不怎么样,有些意思读音都不错的,又要看它的笔划构成,是不是有什么犯“忌”的。真是伤了一番脑筋。想想自己小时候听到看到的都是跟着时代潮流走,也犯不着如此费脑筋。例如用“伟”这个字,一个姓加上“伟”,既好听,又省事。

用“伟”这个字来取名是不是跟“四个伟大”有关?不清楚,但的确有很多人喜欢用。据报载,有个城市以“伟”取名的就有好几万。原来单位同事中就有一位取名“伟”的,另一位姓杨的同事就跟他开玩笑说,唉,姓什么的都可取名叫“伟”, 唯独我们这姓杨的不能。大家听了就大笑。就如同马三立单口相声里说的,什么姓都可取名“有财”,唯独姓吴的不可。但也不尽然。那年在医院实习时,收了个病人,就叫“杨伟”。早上念交班时,那交班护士刚念完病人名字,一个医生就明知故问道,这是病人名字还是诊断?大家都窃笑。交班后有几个私下议论道,这家伙只怕是那方面真的不行吧?

七十年代时,老毛有了指示“全国学解放军”,后来又说,怕解放军骄傲,要解放军“学全国人民”。说实话,那时军民关系的确不错,解放军是很多人崇敬崇拜的对象,于是很多人起名也就是选个“军”字。 直接用“军”字的很多,叫“拥军”“爱军”也不少;当然有人还想百战百胜,就取名“胜军”。

对领袖人物崇敬也是取名的一个方法。父亲单位有个造反派小头目,文革开始时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后来又被打成“反革命”,等于是“壮志未酬”。70年生了个哑巴儿子,取名“卫东”。这意思也是再明白不过了。每次提到此人给儿子取这名字,老父亲就斥之以鼻,也许是父亲想起了这人在文革中的种种拙劣表演吧。不过他这儿子后来并没有做什么“卫东”的事,倒是从八九岁开始,就成了镇上的害群之马。

小镇上还有几个对领袖怀有崇敬心情的人:“敬东”“爱东”“怀东”。“敬东”是镇上管户籍的户籍警,待人和善,人缘极佳,是镇上的知名人物; “爱东”则是银行的一位出纳员。那时镇上独此一家银行,说起这名字大家也都很熟悉。“怀东”则是位靠打鱼为生的渔民。也许是毛伟人的威慑力?因为那时镇上有人归纳了这样一句话:叫“泽”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叫“泽东”的;叫什么“东”的都有,就是没有叫“泽东”的。因为有些老人相信,你用“敬”,“怀”,“爱”“卫”之类都可以, 但如果直接用伟人的原名,怕你的命不够硬。不过老毛以后,中央领导人,哪怕是最高领导人的名字,人们也不避讳。我后来的同学或熟人中,叫“小平”的就有三个,叫“耀邦”的一个,用“鹏”字三个,“泽民”两个。

小学时的校长,是位“对毛主席有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工农干部,每次学校大会作报告,开头结尾总少不了引用主席的诗词,每年三月开学的开学典礼,校长报告的第一句总是: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小学三年级时,这校长有了第一个女儿,他给孩子取名“飒爽”,取“飒爽英姿五尺枪”前面两字。听起来还真不错。 上五年级时,校长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又是个女儿,很多人就说,肯定会取“英姿”,果不其然。又过了一年,校长添了老三,这回是个儿子,一些男同学就在后面偷偷地说,这回该叫“五尺”了。毕竟叫什么“张五尺”,“李五尺”还是不好听,最后校长选的是那句诗最后那个字:枪。“杨枪”,“李枪”,“王枪”,叫惯了好像也好听。

小学的东边,走过一大片水田,那山坡上就是中学。哥哥上初二那年,一日回家给我们讲了中学里对立两派借小孩名字相互攻击的事来。原来学校造反派里有个小头目,女儿名字原叫“晓凤”,文革一来,“凤”字是不能用了,改叫“晓风”。对立派的头姓何,立刻抓住了“把柄”,攻击那小头目要“大兴赫鲁晓夫之风”。那小头目无奈,只得把女儿名字改为“小风”。不久,那小头目也发现了姓何的“破绽”。原来这姓何的有个儿子,五八年生的,就取名“路线”。那小头目在大会上拍桌子:叫什么何路线,你这是怀疑大跃进总路线。你什么路线?修正主义路线!资产阶级路线!搞得这姓何的头痛,没办法,只得把儿子改名“路社”,这下谁也没话说了。

小学三年级时,不知从哪天开的头,同学之间都以知道别人父母的名字为乐事。同学间吵架,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被对方骂了父母名字。你要是被对方叫了你父母的名字,而你有不知道对方父母的名字,那你就立刻矮了三分。于是大家就千方百计去打探别人父母的名字。有些同学的父母是镇上名人,不打探也知道,有些家在农村的打听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谁要是知道了一个同学父亲或母亲的名字,首先是在几个要好的同学间传递,但没几天班里所有同学就都知道了。那时班上同学动不动就“分派”,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墙壁或走廊的柱子上歪歪斜斜地写着“XXX 是我儿”“XXX 是我孙”“打倒 XXX”之类的字。终于有一天搞出大事来了。原来班上有个同学姓毛,父亲是一个单位的小头头,还没被打倒的时候,以为他姓毛就比别人高人一等,很多人形容他“走起路来大街都嫌窄”。后来被当走资派抓了游街,那些造反派还真不敢在他那“毛”字上划红叉叉,更不敢把“毛”字倒起来贴。他这儿子在班上也喜欢把别人父母的名字到处乱写。

一天一位警惕性特高的同学发现教室窗外的墙角边写有“毛是我孙”“打倒毛”等字样,便立刻报告了老师,老师立刻报告了校长。校长高度紧张,马上带人来到现场,把周围都隔离起来,不让学生再来看热闹。那时又没有照相机,不能拍照存档, 所以后来校长还是令人把那标语察掉了。

但是事情还是没完,因为校长还是向“上面”做了书面报告,镇革委的头头们知道了。没几天,县公安局也来了人。学校召开了“全校师生检举揭发大会”,镇革委的一个头头和公安局来的人都讲了话,都是上纲上线,声色俱厉, 要求全体师生揭发检举,挖出“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大会后,班主任花了了一节课的时间让大家坐在那里现场检举。班主任还把平时喜欢乱写乱画的几个学生找去谈话,叫他们“坦白交代”或者检举。几个被高度怀疑的学生的家长也被吓得半死,所幸后来还是没有肯定是谁写的,过了些天,大家也就松了口气。这样一搞也好,从那以后,没人再敢随便写“打倒XXX”之类的小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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