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赶上了“上山下乡 ” 的最后一班车，在那里除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然还学到了很多 “ 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
 
那年七月的一天，我们的“专列”   在摇晃了两个多小时后开进了那个县城的小站。又经过两次倒车的折腾，我们终于来到了那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一个公社的农场。
 
这是一个大约一平方公里大小的滩坪，一条大河蜿蜒从它前面流过，绕出一个巨大的S形。离河稍远的山脚下，土里含砂量相对少些，开垦出大片的水田，春夏种水稻，冬天种萝卜和油菜；中间地带用来种红薯和蔬菜；离河近的地方，砂含量太多，只能用来种花生，或者干脆让它长草，用来养牛。

大量的红薯和蔬菜种植，加上有大量打米后留下的米糠，使得养猪成为这里的“支柱产业” 。
 
养猪场设在离河稍远的山脚下，两排木头搭的平房里平时养着百来头猪，在那里做事的是青一色的女知青，因为场领导认为猪场的事不属于重体力活。
 
接受 “再教育” 的生活是单调的，白天“修理地球” ，到了晚上，四周一片漆黑，看到的只有莽莽远山粗犷的轮廓，还能听听对面山寨里偶尔传来的狗叫声，大家也就只有把昏暗的油灯下的闲聊当成最大的乐事。政治问题，不敢多谈，于是大家就海阔天空的瞎扯，当然也谈“性”。一天晚上，听着几个人在轻轻地争论什么，原来几个人把话题扯到了小孩是从哪里生出来的，新来的里面有两三位仁兄居然咬定小孩是从肛门生出来的 (姑且叫“肛门说 ”) 。此话一出，立即遭到几个被称为“专家”   的老知青的放肆讥笑。有个“专家” 对他们说，下次那头母猪生崽，我一定带你们去好好看看。是啊，男子十六而“精”通，古书上说的，但估计那主要是指正常生理发育而言，至于“性”是不是无师自通，好象现代性学家们多持否定观点。
 
到了母猪产崽那天，那位“专家” 真的拉着好几个新来的，假装到猪场有事，去看了母猪产崽，从那以后，“肛门说”   自然没人再提。

记得刚到场里的第二个月，场领导便宣布了一项“要与传统习惯势力  彻底决裂 ” 的重要决定：让“甜妹”管“猪郎公” ！
 
“猪郎公” 是当地人对公猪的称呼。这个“管” ， 其实就是负责场里公猪母猪的交配，但比这更艰巨的任务是要赶着“  猪郎公” 到附近的各个生产队 去完成“配种”任务。
 
原来那时生产队都有养猪场，每年有向国家交“派购猪”的任务。社员也有养猪的，但因要 “ 割资本主义尾巴” ，所以养猪数量是有限制的。一般生产队都有一到两头母猪，产了仔是自己的，多的还可以卖。公猪就不一样了，一年到头养着，白费饲料，大家都觉得是亏本生意。这养公猪的“重任”便由公社指定，让农场来养，农场要负责派人赶着公猪到各个生产队去“完成任务”。当时的规矩是，生产队或社员家要管公猪饱餐一顿，再给几斤米给赶猪人。

这“甜妹” 本姓李，只因她与人说话时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的笑，嘴角还时常显出两个很明显的酒窝，所以“甜妹”便叫出名了。在宣布决定那天晚上的会上，一些人在冲着“甜妹”做鬼脸，还有些人在发出窃笑声，“甜妹”这次没了那甜甜的笑容，挂在脸上的是苦苦的，无可奈何的笑。

吃过早饭，“甜妹”去赶“猪郎公” , 准备出发了。只见那 “猪郎公” 肥头大耳，“脸上”皱起深深的沟纹，两眼眯成一条线，足有两百来斤，通体白毛，皮肤白里透红。脊背上的鬃毛粗得吓人，直直地往上竖着，毛尖已变成红色。“猪郎公” 非常悠闲 的一步一摇的往前走着，全没有那种待宰肉猪被赶出栏后的恐惧，还时不时用嘴在路旁的土堆里拱一拱，得点东西在嘴里边走边嚼着，嘴角边流出白色的泡沫。短短的尾巴在不停地来回甩着，两颗硕大的睾丸也随着它的的一摇一摆骄傲地来回晃着。
 
“甜妹”的到来，让那些生产队的贫下中农颇感意外，毕竟是当着一个黄花女子的面谈这事，有时还要和这女孩一起“观看”   交配的过程，实在有些难堪。据说一些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曾向场里的头反映过，但场领导不为所动，坚持要“冲破习惯势力的束缚” 。“甜妹”的事迹后来被报到县里，“甜妹” 因此出席了县里的“知青先进事迹报告会” 。
 
一般到下午天快黑的时候，甜妹便赶着“猪郎公”回来了。开始几天总有几个调皮的男孩故意去跟甜妹打招呼，说些调皮的话。甜妹总是笑而不答或者回报他们以几块泥巴。

待到农场里公猪母猪交配的时候，按场里规定，必须要有两个人在旁边守候着，据说是怕出意外，主要是有些母猪体力不支，或者有时母猪对那公猪根本” 没感觉” ，而那公猪发起情来又凶猛无比，有时会伤害母猪。这个时候，守护在旁边的人就要赶快把那公猪赶开，再等一段时间。每当这个时候，女知青们都不好意思地远远避开或者侧过脸去。一些男孩则在经过猪场时故意吹口哨或者发怪叫声。有几个调皮的男孩还明知故问地大声喊问那两个守在猪栏外的人“在干什么” 。
 
小猪仔出世后慢慢长大了，自然就要对它们进行阉割，让它们成为“ 肉猪” 。小公猪当然就是把两个睾丸拿掉，小母猪则要在腰肋下来点的地方开个口子，把一截“小肠子” 拿掉。场领导受当时正在热放的电影<决裂>里阉猪情节的影响，指定猪场的王妹“肩负起这个重任” 。
 
王妹到公社兽医站学了一个上午便“出师” 回来了。过了不久，王妹在场里便有了“一把刀”的“美誉” 。场里阉猪自然全由她包了，连附近有些生产队的也来请她。

每当阉猪时, 别看那猪崽小，拼命挣扎起来，两个女知青还摁不住，所以每次阉猪只好喊两个男的帮忙摁着小猪，“一把刀”   才好动手。当着男知青的面，开始几次，“一把刀”还有些难为情，脸上总有些不太自然的神色。只见“一把刀” 持着的小刀在那阴囊上轻轻一划，小猪立刻发出撕肝裂肺般的尖叫声，挣扎得更加剧烈起来。“一把刀” 纤纤的手指只在那划开的口子旁轻轻一挤，一颗黄豆粒般的东西立刻蹦了出来。这个时候，“一把刀” 会对那两个男的装模作样地喊道“别看！”

到了晚上，大家就拿那两个白天帮忙的人取笑，其中一个向我们坦言，说“感觉不好” ，“有自己被阉的感觉” 。大伙笑得更厉害了。

过了没多久，一位老兄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本文革前的生理课本，自己先看了，然后再煞有介事地拿到众人面前读，还真帮我们这些人扫了一些盲。可怜，那时虽说都是高中毕业，可还真没正儿八经的上过生理课。

一天，从公社回来的人带来一条惊人的消息，一个外号叫“猪郎公 ” 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抓了！在被押往县城之前，要拿到几个大队和农场进行批斗。罪名是破坏“ 上山下乡。”

原来这大队书记极其好色，附近几个生产队有点姿色的女青年，甚至有夫之妇都遭过他的毒手，但这些人都无人敢声张，一是考虑到自己的名声，二来都知道还要在他手下过日子，所有也只好忍气吞声，唯一的办法也只有在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猪郎公” 。这次“猪郎公”栽了，是因为奸污了插队落户到这个大队的所有女知青。

原来比我们早四到五年下来的知青都是要直接下到生产队，名曰“插队落户” 。直到后来李庆霖先生给毛大人写了信，知青条件有了改善，知青下去也多是改为集体下到农场，林场或园艺场。“插队落户” 后，要想招工回城自然首先要先过大队书记这一关，所以所有下到这个大队后来招工回城的的女知青都没有逃过他的魔掌。事情后来终于被揭露出来了，“破坏上山下乡”  的帽子一戴，“ 猪郎公” 栽了。
 
过了几天，“猪郎公” 由两个“基 干民兵” 押着，带到农场来了，大家都围过来看，只见这位昔日的“书记”   五十来岁，耷拉着脸，早已没了往日的威风，头发乱得象茅草窝，胡子拉碴，又黑又粗，如同那用来刷衣服的刷子，至少是一个月没有刮了。不过从体形上看还是一个农村标准的“十分工 ” 。那时的天气还有些热，但他上身穿却穿着两件土布衣，据说是可以防止被捆绑时绳索勒进皮肉里去。
 
批斗大会开始了，“猪郎公” 被押到了会场前面，他胸前被挂了一块木板做的牌子，上面写着“破坏上山下乡犯” ，然后在那名字上划一大大的叉。几个人来回走上前去，在他的后脑勺上重重地拍打几下，再把头往下摁，叫他“老实点” 。据说这还是比较文明的了，因为在公社和各大队批斗时，那些贫下中农可没那么客气，用巴掌，拳头“发言” 的事是经常有的。
 
一位公社副书记开始宣布“猪郎公” 的罪行：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奸污农村女青年，有夫之妇多少多少；然后重点是落在如何糟蹋下到这个大队的女知青，最后自然是冠之以“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破坏上山下乡” 。

副书记宣读的时候，整个会场静得可怕，那些女知青都把头低着，眼睛看着地面，好象这念出来的事都与自己有关。等到副书记话音才落，会场立刻象炸开了锅，打探详情的，发表见解的，还有骂娘声，叹息声，惋惜声，汇成一片。
 
接下来是批斗发言，几个老农就事论事，骂他“猪狗不如” ，好象为整个会场的人解了点气；几个知青上去发言则拿着讲稿，早就准备好了的，上去照着念，无非是上纲上线，扣些大帽子，无关痛痒，效果还没有那几个贫下中农的发言好。
 
会后，“猪郎公” 被押走了，后来听说是被判了五年，也是罪有应得。
 
批斗会后，一股沉闷压抑的气氛在整个场里蔓延，平时那些活泼爱唱爱跳的女孩都变得沉默寡言了。也许她们是在想这回城的路还有多长？或者是在担忧自己以后要回城是不是也会有“猪郎公” 在等着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