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外祖高公天梅名旭(1877-1925)，系近代革命诗坛巨子，在晚清光宣年间，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毅然以“椽笔扶大厦，矢志建新邦”的英雄气概，反对“吟花弄鸟啼蟪蛄”的无聊诗文，提倡“我说为文者，断勿肖其祖；我说为子者，断勿肖其父”，“新诗得意挟风雷”，为“诗坛清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的主张清扫道路，从而奏响了让文学“作为海内文学革命之导师”的乐章。

天梅公以心灵深处积淀着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写下了大量风格豪迈，笔力纵横的爱国主义诗作，在晚清诗坛上结出了一束束辉煌绚丽的奇葩。这些瑰丽花丛，顿时化作一把把寒光闪闪的利剑，直刺清朝凶残统治者的心脏。直到如今，国门内外，若美洲纽约华文报刊、香港诸多报章杂志以及台湾省所出版的各种诗话诗刊，对高天梅的诗作，率皆奖赞有加，推崇备至：“慷慨雄放，意气风发”，“允为同盟会革命诗人之首席”。（台湾《诗潮》第三集第88页编者评论）。天梅公生前所撰诗词集录留存者达二千余首，峥嵘之笔，卓尔不群。如狮吼、若虎啸、类龙吟。他的苦心孤诣，在重要的历史时刻，起到了振聋发聩，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积极效果。

天梅公的诗作在清朝严酷统治下见诸上海各报刊。《读谭壮飞先生传感赋》“砍头便砍头，男儿保国休。无魂人尽死，有血我须流。”这是诗人读了梁启超所作《谭嗣同传》后为谭嗣同不屈的精神和高风亮节所激动而写的充满爱国激情的绝句。这首语言洗练、感情激越高亢的诗句，虽只寥寥二十字，诗人为国家兴盛誓必流血奋斗的爱国精神已是一览无遗。1903年8月23日《民国日报》所载：剑公《海上大风潮起放歌》：“俎上之肉终啖尽，日掀骇浪飞惊涛，两重奴隶苦复苦，恨不灭此而食朝！扬州十日痛骨髓，嘉定之屠寒发毛，以杀报杀未为过，复九世仇公义昭。堂堂大汉干净土，不许异种汗腥臊。还我河山日再中，犁庭扫穴倾其巢。做人牛马不如死，淋漓血灌自由苗……挑战异类决雌雄，万年福祉庆同胞，冬冬法鼓震东海，横跨中原昆仑高！”这首诗当时是因《苏报》案而对章太炎、邹容的歌颂和声援，指斥清庭出卖主权，号召人民奋起与异类决一雌雄，创造一个崭新世界。全诗长达八十二句，口诛笔伐，力敌万钧。读之感人奋起，令人热血沸腾，使更多有志青年，沐浴在反清的强烈气氛中，他那种不惜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仁者之勇，能不使人肃然钦敬。

天梅公对民主自由无限向往，思盼美好社会早日到来，于1904年1月2日在《政艺通报》上发表诗作：

昨夜有好梦，疑假复疑真。梦入一乐国，景色焕然新。山水绝清妙，草木露精神。原隰相连接，秩然如萃鳞。行行村市间，仿若画中人。目不睹斗争，耳不闻慨呻。共此大欢喜，吉日以良辰。游戏公家园，跳舞自由身。一切悉平等，无富亦无贫。乐国在何许，思之泪沾巾。

在梁启超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之知理学说》宣称与“共和”诀别时，天梅公立即在《警钟日报》上（1904年4月14日）发表诗作，目标明确地表示“醉倒共和”，与之针锋相对：

《汉剑<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提诗三章，即以寄赠>》

努力重重失主权，从今先洗旧腥膻。复仇本以建新国，理论何曾不健全？意识原难尽相同，夕阳西下水流东。方针指定求前达，航海他年孰奏功？新相知乐敢嫌尽，醉倒共和却未知君涕滂沱分别日，正余情爱最浓时。

1904年8月20日高公继续在《中国白话报》上发表《大汉纪念歌》、《逐满歌》、《光复歌》等通俗歌谣。向民众宣传共和，号召民众“鞭策睡狮起”。

“文学在高旭手里确可掀风造雷，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这是今日学者对他的革命文学的美好评价。

高天梅早在1901年就有《唤国魂》一诗发表于《清议报》，翌年，受梁启超“诗界革命”影响，作了《忧群》、《事存》、《不肖》、《俄皇彼得》、《爱祖国歌》等诗篇，体现了他对“诗界革命”的看法和坚持的方向。其间又做了“以我为诗，不以诗缚我”的论述。当年他称赞邹容入狱“宁为自由死，不作牛马生。”并声言要“仗仪逐胡虏，正气壮山川”。“笔舌哭过汗马劳，伟人姓名全球标”。“要使民权大发达，独立独立呼声嚣。”并猛烈抨击清政府的卖国媚外丑行。号召“淋漓血灌自由苗”要不惜牺牲，浴血搏杀。在《爱祖国歌》词中申称“锦潮一定会来到，祖国一定要与欧美并驾齐驱。

高天梅目睹内忧外患不断加亟，切齿痛恨满清政府专制腐败与丧权辱国，矢志“反清攘夷”推翻帝制，力求祖国强盛，建立民主新邦。为了进一步推动革命，他与其叔高燮（志攘、黄天），高增叔侄三人在金山张堰创立了“觉民社”，并出版《觉民》月刊（国际南社学会南社丛书1996年刊印了《觉民》月刊整理重排本）。其中心思想为启发国民觉悟，宣传爱国主义，剖析局势，号召救亡揭露清政府腐败，反对列强侵略，要求改造社会，谋求中国独立富强。《觉民》在发刊词中说：“试游于欧美之乡，吸自由之空气，撞独立之警钟，吊华盛顿克林威尔与主玛志尼加富尔诸英雄，莫不豪兴勃勃。又试游于印埃之故墟，则但见恒河之滔滔，雪山之高耸，以及尼罗河、金字塔之空存，则不禁索性思返，发《黍离》《麦秀》之悲。”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扩张和清政府卖国造成的民族危机揭示出来，警醒国人。《觉民》月刊创刊于1903年，撰稿人除了高氏叔侄三人外，其他都是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文化界精英。如顾灵石、郁脱羁、黄节、陈家鼎、包天笑、马君武、马一浮、高君平、刘师培……等人。觉民社的建立，实则是当年革命行动的先导，为创建南社，推动革命作出了组织人才的准备。

1904年高天梅出入《警钟日报》与陈去病、刘诗培、林白水等人订交，以“汉剑”笔名连续发表反清革命诗歌，他针对梁启超君主共和谬论，呼号“洗旧腥膻”“建新国”。《中国八大奴隶歌》称康、梁为第七第八号奴隶，讥之为“进退失据空彷徨”亟力反对君主共和，提出一定要彻底革命。

高天梅为了寻找革命真理联合革命志士旋即离家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初与宋教仁订交，成为革命密友，是年创刊了《醒狮》杂志以促进国势之变化（封面狮吼图由李叔同设计绘制）。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出刊前，《醒狮》被认为是最具有批判锋芒和战斗威力的一本刊物。1905年7月份孙中山先生由欧洲抵日本，高天梅参与了和黄兴等人的会见，筹组中国同盟会，是同盟会中第一位上海籍会员，8月份中国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时被推为江苏省主盟人。（其时上海分会已并入江苏）当年12月中国留学生以反对日本政府文部省《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罢学归国，高天梅受命任中国同盟会江苏支部部长。当年怀着一枚“孙文”印章回抵上海。他先参与组织中国公学，后另行创立健行公学以吸收有志青年，鼓吹革命。在健行公学后面夏昕渠住宅中建立同盟会秘密机关，经常举行江苏省和上海地区同盟会员秘密会议。榜其门为“夏寓”以作掩护。当时健行公学成为上海革命活动中心，革命同志皆行止于此，故有第二爱国学社之称。柳亚卢（亚子）入健行公学任国文教员，高以主盟人身份介绍其入同盟会，并共同主办革命刊物《复报》，由高拖请同盟会发起人之一田桐在东京印刷，寄回上海发行，成为中国同盟会《民报》的侧翼宣传报，该报大声疾呼，挥泪泣血以鼓吹革命，被视为国内出版物之最强音。高天梅积极发展组织，1906年1、2月份即以主盟人身份介绍吴涛、朱铁侠、朱梁任、夏昕渠、庄正贵、钱醒之等加入同盟会。是年7月20日孙中山先生由日本赴南洋，船泊黄浦江，召高天梅至轮上会见，高与朱少屏、陈陶遗、柳亚卢共赴，对革命事宜有所策划。评者以为高天梅既是革命宣传家，又是个革命实干家。

高天梅在革命事业中与中国公学之马君武、傅君剑，湘学社之宁调元、陈汉元，蠡城学社之秋瑾，陈伯平等建立了革命联络，往来日趋密切。其时上海革命活动出现了一个高潮，中心就是健行公学。是年末因革命党人杨卓林被捕，“同案犯”供出上海健行公学为革命机关，主持人高天梅是革命党，高被指名查捕。“夏寓”被迫关闭。在此期间，为了激励民心，天梅公托名石达开，创作了《石达开遗诗》《哭天王被难》等诗歌二十首，一时洛阳纸贵，起到了振聋发聩将革命车轮迅速推向前进的历史作用。当时有一大批爱国主义人士，一大批热血青年受到这些诗句的激励，抛头颅，洒热血，踊跃投身于革命行列。《石达开遗诗》被视为与《正气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明末遗民录》、《清秘史》并列的珍贵遗作。论者谓这些充满革命家豪情的革命史诗，能把人带到当时斗争环境中去，无论在当年还是后来都是不多见的，高旭是南社的也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阿英同志评《石达开遗诗》是辛亥革命以来最杰出的一部诗集。

据现代学者郭长海君研究，高天梅在留学日本时写的《学术改革之概论》纵览四千年中国历史、哲学、文化与思想的分化、演进，特别是对外来思想的接纳与融合，都有很透辟的论述。不仅观点正确，而且充满了辩证法。又高天梅在《致周仲穆书》（五）和姚鵷雏〈〈论孔学书〉〉提出孔子为“尊君之人”，比“五·四”“打倒孔家店”口号的提出，要早五六年，应该引起今日学术界之注意。

“夏寓”关闭，天梅只得返回家居。虽曰家居，实质上是同盟会江苏分会作了战略转移。那年高氏在家乡金山张堰东南隅飞龙桥畔的万梅花庐刚好落成，万梅花庐一水回环，隔岸即是广袤田畴，一批革命志士相继穿梭，往来策划，比之上海市内反而安妥得多，对革命行动反较有利。天梅公在战斗阵地转移后，革命工作毫不懈怠，他仍不断执笔投枪，激情不减。健行公学虽被迫停办，他在张堰镇上又办起了一所留溪钦明女校，提倡女权，引导女性迈向社会，投入革命。其责志可从开学典礼歌词中得到充分体现：

光明开朗，女权一线有希望。

批茶释奴，罗兰救国，取著好榜样。

前途珍重，自珍自治，幸福无量。

黄龙旗下，皆大欢喜，拍手鼓掌。

祝他日，国花异采腾千丈。

钦明女校业绩卓著，时至今日，仍为家乡父老乡亲所津津乐道。

1907年4月高天梅结集了陈去病、刘季平、沈道非、朱少屏同访苏州张东阳祠，8月天梅又与陈、刘、朱以及邓实、黄节、柳亚子……等18人结为神交社，此为南社成立之先声。1908年1月高天梅又与陈去病、柳亚子、沈道非、刘诗培集会，高在〈〈次佩忍无畏韵〉〉中有“尽教黄种遭奇劫，端为苍生赋大哀”句，表示要拯救民族危机，必须奋力用笔作战。3月7日上海〈〈神州日报〉〉刊出了高天梅题为〈〈丁未12月9日国光雅集写真题两绝句〉〉诗云：

伤心几复风流尽，忽忽于兹二百年。

记取岁寒松柏操，后贤岂必逊前贤。

余子文章成画饼，习斋学派断堪师。

荒江岁暮犹相见，衰柳残阳又一时。

全诗表达了国人要以后人超前人的毅力继承几社、复社传统再须努力前进。稍后高天梅将以前的5人集会扩展为11人，那时南社的名字已经定了下来。

2001年10月在金山参加〈〈辛亥革命与南社〉〉会议的全国各地的知名学者、专家，都去瞻仰了万梅花庐故地，可惜原貌已经全失，现在只留下了高天梅手植的两株桂花，虽然树龄已有150年，正值花发，金光灿灿，香溢晴空。当时建筑，荡然无存，所幸前墙及“万梅花庐”门额尚在，同仁竞相摄影，以志留念。

1909年陈陶遗出狱，会同柳亚子到张堰万梅花庐访见高天梅三人相见，痛饮三日，无日不酒，无日不诗，相与拍板南社成立的一应准备工作，约定由高撰宣言定宗旨；柳亚子写社例定社事；陈去病拟启事以资召集，此次万梅花庐的三人相会，就建立南社落实了所有具体事宜、南社呼之欲出了。

1909年10月17日高天梅的〈〈南社启〉〉在上海〈〈民吁报〉〉上发表，呼唤国魂归来，扑满复汉，跃然在目。南社终于在11月13日沿着前年高天梅等5人吴门之游的路线，出阊门、买舟山塘，过五人墓，上虎丘，止于张东阳祠正式成立。其时高天梅的行动已被清庭严密监视，为顾及集会安全，他不得不避开南社成立大会，而抱憾未能出席。朱剑芒〈〈我所知道的南社〉〉中说“1909年南社在虎丘成立，他虽是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但在当时他的声名确比去病亚子为大，为了避免清政府侦伺，就使他不能参加。”

南社的建立为“通过文学来开民智、救民德、换民心、振民气”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

南社当年凝聚了一心一德的各界精英罗括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新闻出版家……多达一千多人，主要人物都是同盟会会员，为辅翼辛亥革命，起到了举足轻重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各种报刊发行之多，执全国之牛耳，笔政率多由南社社员主持，所有报刊杂志，无不成为南社的统一局面，后来人们惊叹“今日国民党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乃是陈英士派的武治，南社的文治。”陈英士亦是南社社员，黄克强、姚雨平等叱咤风云人物，亦皆藉隶南社。南京政府成立后一个时期五院院长、中央党部秘书长，全部由南社社员充任。柳亚子有句称扬语：“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

南社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虽说以文会友，然而斗争之激烈，不亚于掷弹操戈。南社社员因以笔投枪、冲锋陷阵而南社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虽说以文会友，然而斗争之激烈，不亚于掷弹操戈。南社社员因以笔投枪、冲锋陷阵而断头沥血者不乏其人，为求得民族生存而反清、反袁、反蒋、抗日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南社烈士。

高天梅写诗，力主通俗创新，反对泥古，他认为“中国旧时所称的诗人，乃狭义的诗人，而非广义的诗人，若西国，则布龙（拜伦）、苏克斯比（莎士比亚），弥尔登诸人，称之谓世界大诗人者，非专指五、七言之韵语而言，凡一切有韵之文，传奇、脚本之类，皆包括在内，余谓如此尽其诗量。”又谓：“诗以明志，于同盟会后更倡设南社，固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不在文字间也。”

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诗选、辞书对高天梅爱国主义的作品，持肯定态度。196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侠士行》、《盼捷》、《元旦》、《爱祖国歌》、《自题未济庐诗集》……等达十首。前介语说：“高旭的创作与他的革命活动紧密联系着，他称自己的诗是‘觉世书’，想用它，‘激起黄民热血濡’。……高诗有两种风格，抒发壮志，鼓吹革命的诗，抒情、说理交融一体，气势澎湃，富有鼓动性；慨叹革命的挫折和祖国的危亡的诗，则沉郁悲凉，感伤气氛很浓。屈原、杜甫、龚自珍对他的影响较大。”诗选前言中还说：“陈去病，奔走走北，从事革命活动。诗亦悲歌慷慨，表现了革命的激情。但他受旧格律的束缚较深，缺乏蓬勃的生动形象。高旭的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革命精神表现得比较充份，思想解放的多。他特别愤慨正统诗坛的‘伪朝伪社’和‘吟花弄月’的腐朽作风。他能够吸取新潮流的洪波，作了不少通俗诗歌，鼓动革命。这在南社人中是比较突出的。他的诗潮热情奔放，表现了对革命的迫切希望。”

高天梅作了不少通俗诗歌，冲破了正统的旧诗格律，论者以为高诗长短句变化多端，短句只二、三言，而长句竟达23言，交杂错综，句式篇式均极奇特，实可称之为新诗之先驱。陈玉刚著《中国文学通史》把高旭的诗特列入“现代文学”章而不列入“清代文学”章。自亦有其一定道理。

1993年上海市委宣传部主编，由文汇出版社发行了一册《爱国诗选100首》作为爱国主义教材。宣传部长金炳华以“爱国主义永远是我们强大的精神支柱”为题作序。序言中说：“该诗选注入了从《诗经》到近代几十位爱国诗人的爱国诗篇，足以代表历代诗文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反映出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的源流。读后使人深感五千年文明实赖爱国主义精神为其支柱。”高旭的《爱祖国歌》入选，编者称：“该诗作于光绪28年（1903），当时正值戊戌政变后不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掀起之时，作者采用楚辞的句式和通俗歌词的创作方法，抒发了自己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愿为创造祖国美好前途而勇于献身的精神。本诗意境宏阔，气势磅礴，情意深沉，文笔晓畅。富有爱国激情。”

1999年3月20日台湾《世界论坛报》刊载一篇题为《清末革命文学的主要诗人——高旭》。谓：“天梅诗慷慨雄放，善作长篇古风，意气豪迈，句法奇特，有强烈的革命气慨，又多有新意，其所存最晚作于1919年，但其最重要的最好的都作于1903年至1911年间，最著名的代表作如《海上大风潮起放歌》、《路亡国亡歌》等均为长篇巨裂，有吞吐风云之概，而形成极参差变化之能事，读之令人血气翻腾，实允为辛亥革命诗之首席。称他为“在文学史上掀起了全国性革命文学风潮而形成为在新文学兴起前中国传统文学的最后高峰的主要代表人。”

天梅公以身许国，百折不挠，挥泪泣雪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他的不朽著作，由其弟高基编成《天梅遗集》16集，选诗一千二百余首，于1934年刊成。为木刻线装本，可惜沧桑几易，今已稀有，即有人入藏，情商复印一册，喜不自胜。

《天梅遗集》问世离高公逝世几已十年。天梅公生于1877年农历三月初五日殁于1925年农历七月初七日，时余仅二龄，其音容笑貌，从无记忆。我母告我曰：“你名过昌为外公所命赐”，盖当年毕生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可以想见一名爱国者如何对国家昌盛兴隆企盼之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