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人
描述中关村的人和事.
正文
从网上看到，今日许良英先生去世，作为浙大后人，悼念先生一路走好！
我知道许良英这个人是来源于父亲。七十年代末，他当时是北京浙大校友会的负责人，有些浙大的事，他来找过父亲，如纪念于子三等事宜。听父亲讲过他曾是王淦昌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于湄潭时浙大的物理系，后来又是浙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在1949年杭州解放时，家父曾被推举为竺可桢校长离校后担任的临时校务委员会主席，浙大档案称临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6月6日，浙江军管会派出林乎加等军代表二人，由严仁赓、陈立、许良英等九人组成接管小组，监督浙大临时校务委员会的工作。父亲调到中国科学院后，他也前后调到科学院负责出版物把关及院刊编辑和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研究。想不到反右时他居然成为科学院第一个全院批判的右派，定为极右分子，发配回老家当了20年农民。后来听说在生活来源全无时，他在农村坚持搞《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处于极机密的国防科研领导岗位的王淦昌得知后，曾以“王京”的名字，按月寄给他30元钱。我在《中关村回忆》中以《王淦昌伯伯的正直人品》一文中提到此事。在该书校对出版前，为了准确核实此事，我在2008年回北京专门拜访了许良英先生。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和许先生的交往。他和夫人王来棣热情接待了我，他纠正了我文中几点不确之处，我基本按照他的意见改了，只是他建议删除“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一句，我保留改成了“据他自己说曾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当时斩钉截铁的说，这是错的，他查了资料，束星北绝对没有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我感觉他是搞科学史的，是个非常谨严的人。临行前，他送我二篇他写的文章：一篇是“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另一篇是“痛悼恩师王淦昌先生”。前一篇文章包括他详细考证到束星北先生1943年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g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既然直到1943年束星北先生都没见过爱因斯坦，那就无从再谈他怎么会在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呢？
我知道许良英这个人是来源于父亲。七十年代末，他当时是北京浙大校友会的负责人，有些浙大的事，他来找过父亲，如纪念于子三等事宜。听父亲讲过他曾是王淦昌先生的得意门生，毕业于湄潭时浙大的物理系，后来又是浙大地下党的负责人，在1949年杭州解放时，家父曾被推举为竺可桢校长离校后担任的临时校务委员会主席，浙大档案称临时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6月6日，浙江军管会派出林乎加等军代表二人，由严仁赓、陈立、许良英等九人组成接管小组，监督浙大临时校务委员会的工作。父亲调到中国科学院后，他也前后调到科学院负责出版物把关及院刊编辑和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从事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研究。想不到反右时他居然成为科学院第一个全院批判的右派，定为极右分子，发配回老家当了20年农民。后来听说在生活来源全无时，他在农村坚持搞《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工作，处于极机密的国防科研领导岗位的王淦昌得知后，曾以“王京”的名字，按月寄给他30元钱。我在《中关村回忆》中以《王淦昌伯伯的正直人品》一文中提到此事。在该书校对出版前，为了准确核实此事，我在2008年回北京专门拜访了许良英先生。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和许先生的交往。他和夫人王来棣热情接待了我，他纠正了我文中几点不确之处，我基本按照他的意见改了，只是他建议删除“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一句，我保留改成了“据他自己说曾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当时斩钉截铁的说，这是错的，他查了资料，束星北绝对没有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我感觉他是搞科学史的，是个非常谨严的人。临行前，他送我二篇他写的文章：一篇是“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另一篇是“痛悼恩师王淦昌先生”。前一篇文章包括他详细考证到束星北先生1943年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g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我为无缘与您相识而感到遗憾），既然直到1943年束星北先生都没见过爱因斯坦，那就无从再谈他怎么会在1928年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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