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正之）先生是我国最早一位闻名国际的物理学家，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者。他在物理学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是：他用精湛的实验技术，精辟的理论分析，无可争议地证实了康普顿效应。他于１９２０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１９２１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随康普顿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从事物理学研究，１９２６年获博士学位。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参与了康普顿教授领导下的X射线散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使他在国际物理学界一举成名。A．H．Compton（康普顿）和S．K．Allison在其所著“X射线的理论及实验”（１９２６年初版，１９３５年二版，１９５４年再版）一书中，对吴有训教授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全书有１９处引用了吴有训的工作．特别是吴有训的一张被15种元素所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康普顿把它和自己于１９２３年得到的石墨所散射的X射线光谱图并列，作为当时证实其理论的主要依据．１９５８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R．D．Evans教授在一篇历述康普顿效应的发现与发展的论文（Handbuch derphysik Band XXXIV，1958，P218—297）也列举了吴有训的工作，特别是上述极关键的15种不同元素的X射线散射光谱图．难怪国内外一些物理教科书，将康普顿效应称作康普顿-吴有训效应，但吴老知道了以后，总是谦逊地断然拒绝。康普顿十分赞赏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学生，他常为这位年轻人的独到见解和实验才干所惊异．１９６２年１月杨振宁教授从国外曾赠给吴老一册他自己所写的书，在扉页上题词说：“年前晤A．H．Compton教授，他问我师近况何如，并谓我师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学生．”当时康普顿已七十高龄。（注１）

 １９２８年他应聘来到清华，开始了长达１７年的清华执教生涯。在这期间，他与叶企孙先生和其他教授密切合作，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使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在三十年代迅速成长为全国科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之一，使清华物理系人材辈出，蜚声中外。在近十年期间里，虽然从清华物理系毕业的学生总共不过五十余人，但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中国物理学各领域研究中的栋梁之材，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钱三强，光学专家王大珩、龚祖同，固体物理学家陆学善、葛庭燧，力学专家林家翘、钱伟长，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彭桓武，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电子学家陈芳允，海洋物理学家赫崇本等。吴有训无论是作为物理系的教授、系主任，还是清华理学院院长，乃至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他从未脱离过教学第一线，以他渊博的学识、循循善诱的方式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哺育了中国几代物理学家，成为中国现代物理学教育史上的一代名师。

　　　１９４５年吴有训出任母校中央大学校长，１９４８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以及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１９４８年５月任上海交大校委会主任。１９５０年５月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首任所长，１２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主任。从此开始，直到1977年逝世，吴有训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了27年。在这期间我曾有幸陪家父在春节期间数次到他家拜访，他那音容笑貌和爽朗的笑声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尤其是他和夫人王丽芬经常问起我当时的中学校长王一知的情况，其实我这个人对领导总是敬而远之，而他们总以为我能告诉他们很多事。后来听妈妈讲似乎他们是儿女亲家？总之吴有训先生是个和蔼可亲、正直而富有正义感的长辈。下面搜集有关吴有训先生点滴之事：

　　　１９４８年５月，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访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吴有训先生，一连接到几封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加急电报，而且措辞一封比一封严厉，要求他尽快回国。迫于无奈，吴有训只好于１０月打点行装，匆忙登船返国。甫一到京，蒋介石就迫不及待让他再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而两个月前，他已经在美辞去了中大校长之职，他曾十余次坚辞中大校长之职，这次仍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一天，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杭立武来到吴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元和金圆券放在桌上，着急地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还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让你一定随他飞抵台湾。走时留下了家中电话和住址，且反复叮嘱吴，什么时候想走就给他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中共地下党侦悉这一情况后，急忙和吴接头，并秘密转移至上海，住址保密，且时常更换，并嘱咐他深居简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来人。就这样，在国共两党的炮火声中，吴有训度过了胆战心惊的几个月。一直到１９４９年５月 ２５日，他听到消息说，上海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占领。他像当时大多数的老百姓一样，亲率妻孥，走出家门，汇入到欢迎的人流。可就在当晚，他收听国民党中央电台时，听到女播音员正字圆腔地播送着一则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　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　……　”这则寻人启事一连播送了好几遍，而且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听到这段播音，一直持续到厦门被攻破为止，而厦门被攻破的时间是１９４９年 １０月 １７日，也就是说，这则寻人启事从夏到秋，一直播送了将近５个月，共１４６天。

　　　在文革十年动乱中，吴有训个人作为著名科学家，因受到中央的保护，未受到冲击。但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看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倍受摧残，吴有训忧愤不已。为维护科学真理，他曾不顾个人安危，对一些极“左”的错误言行进行过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当时的科学院“革委会”曾应陈伯达等人的要求，组织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所谓唯心主义倾向的批判，并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企图发动一个新的反科学的批判运动。吴有训在会上公开否定了那些批判文章的观点，严正指出：如果文章发表出去，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科学界的声誉。在他和其他科学家的共同抵制下，这个批判运动没能搞起来，避免了一场国际笑话。

　　　文革中叶企孙先生因“特务案”被捕入狱，更令他倍感伤心。出狱后，叶先生孑然一身，贫病交困，流落在北京海淀街头。一单位职工因探望叶先生而受到“专政”，其亲朋好友也因惧怕祸延自身，不敢与其接近。吴有训知道后，偕夫人至海淀街头等候，终于有一天在街角碰见。他紧紧握住老友的手，欲语泪先流，对视良久，他掏出一迭钱塞给叶，然后默默地离开了。１９７７年１月１３日，叶企孙带着“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样一个荒唐结论凄凉谢世。在追悼会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先生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学人应有的良知，为了抗议悼词的不公和追悼会的规格，他中途愤然退场。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吴有训当天晚上8点才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中得知这一消息，兴奋与喜悦之余，心中还有一星半点的苦涩与遗憾。他的恩师康普顿教授曾是美国核武器研制计划中的高级顾问，他的众多学生参与了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而他本人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却很少知情，失落之感，惟有自知！但他很快就释然了，毕竟是由自己所教出的学生们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学生的名单可以拉出一长串来：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梅镇岳、郑林生、金星南、 胡宁等等，他们都参与了研制工作，学生们圆了老师的强国梦。在陪同国家领导人一起亲切接见参加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科技人员时，周恩来总理特地请吴有训讲话。他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竟脱口而出地说道：“同学们！” 但马上意识到自己的称呼不合时宜，赶紧改口为“同志们”，而下面的“同学们”此时已然发出了轻微的哄笑声。周总理见状立刻明白了个中奥妙，忙在一旁说：“吴先生，你不必改口，还是称呼‘同学们’更好，这里只有你有资格使用这个称呼，这是你的特权！”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２９日，吴有训还在家里会见了老朋友、地质科学院院长黄汲清，两人就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等话题谈了很久，最后还亲自将黄先生送到大门口。这是吴有训生平最后一次会见友人。第二天，他就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的家中去世，终年八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