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仁昌先生是位植物分类学家，中国蕨类植物学奠基人。 蕨类植物是高等植物中比较原始的一大类群，也是最早的陆生植物。这种植物是生长在山野的草本，有着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遍布于全世界温带和热带。 对于蕨类植物的分类系统，由于植物学家意见不一致，过去常把蕨类植物作为一个门，其下 5 个纲，即 松叶蕨纲 、 石松纲 、 水韭纲 、 木贼纲 ( 楔叶纲 ) 、 真蕨纲 。前四纲都是小叶型蕨类植物，是一些较原始而古老的蕨类植物，现存在较少。真蕨纲是大型叶蕨类，是最进化的蕨类植物，也是现代极其繁茂的蕨类植物。秦仁昌先生将蕨类植物分成 5 个亚门，即将上述 5 个纲均提升为亚门。                   ( 图：    蕨类植物之冠——桫椤)

            家父生前常谈起他的这位好友 早年创建我国第一个植物园 - 庐山森林植物园 ，是晚清名将左宗棠之孙女婿。他身高近二米，是我所见过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里最高的一位。他是江苏武进人，生于 1898 年，逝于 1986 年。 1925 年获金陵大学理学士学位。毕生致力于蕨类植物研究。 1940 年发表《水龙骨科的自然分类》，将占真蕨种数 90 ％的一个十分庞杂的水龙骨科划分为 33 科， 249 属， 清晰地显示出了它们之间的演化关系，解决了当时蕨类植物学中难度最大的课题，后来被称为 “ 秦仁昌系统 ” ， 震动了当时国际蕨类学界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世界蕨类植物系统分类发展史上做出了重大突破， 因而获荷属印尼隆福氏生物学奖。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年，他辗转流亡到云南， 又建立了庐山植物园丽江工作站，充分利用云南这个 “ 植物王国 ” 的有利条件，不畏山高水急、路险人稀，广泛进行蕨类植物调查和采集，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批珍贵的标本为他以后对那些以我国西南山地为分布中心的蹄盖蕨、鳞毛蕨、水龙骨等几个大类群的世界性研究准备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抗日战争的艰苦时期，秦仁昌却在昆明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蕨类植物研究中心，困难在一个强者面前变成了他取得更大成就的阶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１９５５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调任北京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兼植物分类与植物地理学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９年他被选为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委员兼秘书长，他日以继夜地工作，在年轻同志的协助下于当年首先出版了《中国植物志》（第二卷），这是《中国植物志》这部历史性巨著的第一本，为其他卷册的编写树立了一个典范。按计划《中国植物志》中蕨类植物共五卷（第二至第六卷），到１９６４年，他已为其他四卷蕨类植物中的近三卷准备了初稿。我清楚地记得在文革前夕，他常来我家，十分忧心重重地谈及他的计划可能受影响，不知道下一步形势会怎祥发展。中国的老知识分子对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都搞怕了，尽管他们平时说话小心谨慎，一心从事业务，但运动一到，历史问题仍会被掀出来，这真是中国老知识分子的悲哀。 在“ 文化大革命” 期间，虽然他还是受到了冲击，但对于一贯酷爱自己事业的秦仁昌来说，他从来没有停止蕨类植物研究工作，仍然密切注意国际植物学研究动态，收集分类学、形态学和细胞学等各方面的有关资料，不断充实和修改自己的分类系统，于１９７８年发表了《中国蕨类植物科属的系统排列和历史来源》一文，使他的蕨类植物系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该系统已为全国植物学界和各标本室所采用，１９８９年被授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秦伯伯晚年，夫人先去世，不久又和我们同住在黄庄小区，后跌断了腿，出不了门，但在家里一直从事研究工作直至去世。他有一子一孙，儿媳最初从事脑外，后成为北医三院著名的乳癌专家，据说让她一模十拿九稳。

             陈世骧和谢蕴真夫妇是一对昆虫学家。 陈世骧，昆虫学家、进化分类学家。毕生从事叶甲科系统分类研究，５０年代中后期着力研究进化论与分类学，以其总结的“ 又变又不变的物种概念 ” 为核心理论，全面论述了物种概念、系统原理和特征分析，综合为进化分类学的一个理论体系，为生物分类学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主编的《中国动物志：昆虫纲鞘翅目铁甲科》，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他从 １９５３ 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成立起就任所长，后在 １９６２年又任昆虫和动物二所合并后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所长。 在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８ 年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名誉所长。 谢蕴真是二级研究员，是当时女科学家中学术地位较高的一位。 中国经济昆虫志 ( 第一册 ) 鞘翅目 天牛科就是由陈世骧谢蕴真夫妇与邓国藩合著，该书记载了我国天牛有害种类 153 种，分属于 6 亚科。主要内容由概述、形态特征、分类及寄主植物表等，每种天牛都有种征描述、地理分布、寄主植物及彩色全图，一部分种类并附有生活习性。

            家父在 1933 年就和陈世骧共同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国际昆虫学大会，是与会最早的国际昆虫学大会的中国学者。二十年后他们又在北京重逢，家父和他们夫妇在昆虫所和动物所共事三十年，彼此知根知底。我知道他们在学术和处事上有共同点，有时意见也不完全一致。而陈伯母谢蕴真是个心直口快之人，家父很赞赏她这点。过去我们两家也常往来。作为我的长辈，我对他们也很尊重，也很同 情他们在文革中遭遇。他们夫妇比我父母去世都晚，但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年长于我，现应过七十岁了。我出国后再没见过他们，希望以后回国能有机会敍敍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