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在四人帮倒台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当时六十四岁的黄伯伯在全国科学大会前，提出把“六十四岁当四十六岁过，大干晚年”的豪情壮志。他深感要把文化大革命失去的时间抢回来。综覌黄伯伯一生，他就是把工作和事业当成生命，无论什么时候我到他家里，他总是在读书工作。他是嗜书如命、惜时如金的人。 1978 年 3 月，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每年开会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他深感力不从心， 1982 年春夏之交，他主动辞去人大常委职务。他这种淡泊名利，一心扑在科研事业上的精神真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黄伯伯是广东惠阳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地理系。 1938 年至 1942 年曾任教于浙江大学，他和夫人王爱云就是在浙大西迁贵州遵义时结的婚。黄伯母也是浙大史地专业研究生毕业的。所以我们两家大人们早就熟悉。 1943 年后黄伯伯去了资源委员会，直到 1953 年后我们两家都搬往北京才重聚。因黄伯母一直在历史三所工作，他们住在东城区东四八条。有一次我们到他家造访，黄伯母得知我在清华附中上初中，竭力主张他的大儿子克平转到我校就读。当时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已搬到中关村，因交通不便，从东城到西郊路途较远，所里在十九楼分配一间单身宿舍给黄伯伯。于是克平就住在他爸爸那里，每天和我一起上学。我经常能见到黄伯伯，他个子不高，戴付深度的眼鏡，话不多但平易近人，为了工作从不顾家，是个典型的学者。他当时正年富力强，为治沙、水土保持和综合自然区划跑遍全国各地。他并没有国外留学背景，但不满 50 岁他由于有较深厚的学术造诣和较高的学术威望 已是中科院的学部委员。这和他平日勤奋好学，刻苦钻研分不开的。正如在他文集自序中所说：“我禀赋平平，却从12岁起，即好学不倦，勤奋逾于常人，屡历云狗沧桑，不改其度”。他并不是竺可楨付院长的嫡传弟子，但他深受竺可楨的信任和重托。他醉心于研究工作，淡泊名利，不求闻达。早在中国科学院在筹备初期，竺可桢先生极力主张建立一个地理研究所，并推荐黄秉维担任所长，但他认为自己只会做学问，“不会管人管钱管事”，复函“拒绝考虑”。竺先生最后只好以情相逼：“如你不担任所长，我就随你长住南京。”黄秉维只好答应暂任筹备处副主任。后来他硬是被以地理所的所长人选上报，《人民日报》也公开报道了黄秉维被任命为地理研究所所长，而他在知道后只好置之不理，仍埋头自己的工作。?

        我和克平，相差一岁，志趣相同，喜欢打乒乓球。尤其1959 年容国团在第 25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男子单打笫一个世界冠军以后， 26 届世界乒乓球赛又在北京举行，全国掀起了乒乓热。我们一放学和周末就在一起打球。后来在罗常培先生去世后，克平全家就搬到中关村十四楼那个单元。黄伯母那时调到十九中当老师，她十分好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一直到文革初期，我是他们家的常客。但每次我到他家，黄伯伯并不参与，他总是默默地在一旁工作。黄伯伯为地理研究所所长，平时工作十分繁重，而他不分上班下班和节假日，他总是在工作。 1966 年受 “ 文化大革命 ” 干扰，中断了科研工作。他家如同其他十四、五楼老知识分子家一样，搬入一、二家人合住。只剩一间房，客厅睡房书房合而为一。并于 1970 年 8 月 31 日去湖北省潜江县广华寺中国科学院 “ 五七 ” 干校。期间曾到农村插队。 1971 年 7 月底才回到北京。

        我们两家在八十年代初，又同时搬到中关村南区黄庄小区，又成了近邻。那时黄伯母遭受一次车祸，不久便去世，他家的以平、永平，我叫他们大妹、小妹仍和我们经常往来。他们家第三代几个孩子相继出世。家中没有了主妇，十分杂乱。但黄伯伯一如继住，在吵闹中读书工作。好像絲毫对他没有影响。

        黄伯伯是严谨治学、为人正直、生活简朴、淡泊名利的人。他嗜书如命，自认为，除了读书，用力组织和钻研科学问题以外，其他工作都难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他深夜就寝，有时则通宵达旦。他的读书时间是硬挤出来的，真正做到了废寝忘食。这需要超常的毅力。我出国后再没有见到 黄伯伯。 2000 年冬的一天 ，偶然在国外中央电视台上看到《东方家园》栏目播放《二十世纪著名地理学家 —— 大地之子黄秉维》。得知他刚刚去世，让我悲痛不已。但他的音容笑貎婉如像昨日一样浮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