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康州的美弗尔的一所养老院里躺着一位华人老妇,她患有严重的老年痴呆, 她几乎连自已的亲人包括自已的儿孙都不认识了,她九十七岁了, 人世间的凄凉苍伤她都经历了, 她太累了, 也该休息了。养老院里宁静清洁的环境，精心护理的工作人员，退休的儿子每周都来看望她，四个孙子都已工作了，三位已成家，她已有重孙子重孙女。舒适的晚年生活，她也该安心了。她就是我称之为刘伯母的施慧元女士，她的先生就是我国著名昆虫学家，我国昆虫学创始人之一, 原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級研究員，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員刘崇乐。

      刘伯伯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01年9月20日生于上海，1969年1月6日卒于北京。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2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学位， 1922 - 1926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昆虫学并获得博士学位。1926年返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东北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教授、清华大学农业院昆虫系主任以及北京农业大学昆虫学系教授、系主任及該校昆虫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后調至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动物研究所、任室主任，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副院长，兼任昆明动物研究所首任所长,昆虫学会理事和《昆虫学报》主编。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长期从事生物学教学、生物防治、资源昆虫学和昆虫文献学研究。在昆虫学的人才培养及图书文献收藏方面都卓有建树。对我国资源昆虫特别是紫胶虫的调查、研究、利用及扩大新产区颇有贡献。

      刘伯伯是家父的同行和好友, 1953年家父从杭州浙江大学调入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以后昆虫和动物二所合併成动物研究所以来,他们一直在一起共事, 互相尊重, 互相支持. 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是个文革重灾区, 当时动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平均年龄超过四十七岁，居科学院之首。出自动物所的柳忠阳等一批造反派就把动物所作为典型，大搞法西斯专政，把张劲夫、裴丽生、秦力生、郁文、杜润生等院领导和动物所的几乎所有年长的老科学家包括童第周、陈世骧、蔡邦华、刘崇乐等全部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关押在动物所牛棚，并把他们的家全部清除出十三、十四和十五楼。当时年近七旬的刘伯伯患有严重糖尿病，全身浮肿，步履蹒跚，但仍被押解去农村参加三秋劳动。家父屡次向这些造反派反映，刘快不行了，要送医院。但是这些人那里有人性，毫不领会。家父后来悲愤地回忆这段往事，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已的老友就这样走了。据后来有人谈当时的情景，刘老经常吃不饱，有一次，他饥饿难忍，捡食了几粒掉在地上的玉米粒，竟被打得吐了出来。接着，这些造反派还勒令他去走独木桥。一代名家就这样摇摇晃晃，在一阵狞笑中从独木桥上消失了。更令人痛心地是与此同时，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他的小儿子刘彭业不明不白从物理所大楼坠楼身亡。当时的刘伯母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真是欲哭无泪，悲痛欲绝。她真是悔恨啊，在临近解放之际，刘崇乐接到斯坦福大学的邀请，请他执教该校。当时刘崇乐和他的哥哥刘崇宏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他在生物系任教，而刘崇宏是历史系教授。他哥哥决定赴台湾，认为他搞的东西对共产党不会有用。而刘崇乐毕生热爱科学、热爱祖国，对共产党新中国有好感。在决定是否留下来有点拿不定主意。刘伯母想起她的外甥何祚庥和共产党关系密切，去征求他的意见。当时的地下党员何祚庥当然劝他们留下来。那里想到一失足，千古恨，现在变得家破人亡。而刘崇宏到了台湾，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人们一直很敬崇他，他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这也就是为什么刘伯母后来在平反之际，只身一人六十多岁到了美国，千辛万苦最后把她大儿子一家六口先后移民到了美国，她绝不再让她的儿孙再受到伤害。这是后话。

      刘伯伯自50年代起，就立足于昆虫学基础知识的丰富积累，密切结合经济建设大发展的需要，在国内首倡资源昆虫学研究。他积极从事捕食性天敌昆虫的应用和开发研究；进行寄生蜂、寄生蝇的利用，为我国综合治理农业、林业和园艺害虫作出了贡献，是我国利用天敌资源进行害虫生物防治的创始人之一。1955年以来，他密切关注我国工业、国防的重要原料紫胶虫的研究。时值帝国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禁运封锁，紫胶来源十分困难。 1955－1958年间，刘崇乐出任中苏科学院联合组织的云南紫胶考察队队长，率中苏科学家和我国有关产业部门及云南省科技工作者百余人，进行了连续多年的综合性考察，为紫胶虫的人工放养、产区的扩大、产量的提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1956年，中苏科学院云南紫胶工作队改名为中苏云南生物资源考察队。除紫胶之外，调查研究扩充到动植物区系和资源。动物方面涉及昆虫、鱼类、两栖爬行类、鸟类和兽类。上述调查获得了诸多新发现，证实了云南动物种类繁多且区系复杂、资源丰富。“动物王国”之称誉被科学界确认，为云南建立专业性的动物学研究机构作出了奠基性的准备。

　　 刘伯伯一生热爱昆虫学研究。早期以胡蜂科为主要对象，中后期侧重于瓢虫科和寄生蜂、寄蝇、蜘蛛的研究。他刻苦好学，知识渊博、精通外语、广收昆虫文献并极有研究。他学风严谨、做事认真，严于自律又诲人不倦，受到同仁的普遍敬重。有二件事证明刘伯伯的做事为人。1927年7月，朱自清在清华园写下了著名散文《荷塘月色》。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光，没精打采的，是瞌睡人的眼。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 30年代，有一位陈姓的读者致函朱自清先生，认为“蝉子夜晚是不叫的”。朱自清便向周围的同事询问，出乎意料，同事大多同意那位读者的说法：蝉子晚上不叫。但似乎不够权威，朱先生便写信请教昆虫学家刘崇乐先生。刘先生大约也没有亲身经历，便翻阅多种有关昆虫的著作。几天后，他拿出一段书中的抄文，对朱自清说：“好不容易找到这一段！”抄出的这段文章说，平常夜晚，蝉子是不叫的，但在一个月夜，作者却清楚地听到它们在叫。第二件事在1926年10月的秋季，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在夏县西阴村发现了一颗花生壳似的黑褐色物体，这是一颗被割掉了一半的丝质茧壳，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已经部分腐蚀，但仍有光泽，而且茧壳的切割面极为平直。当时主持发掘的李济对此十分重视，但是在发掘现场再没有找到第二颗。围绕着半个蚕茧，李济请清华大学生物学教授刘崇乐进行鉴定，刘崇乐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但也没有找出相反的证据。因为该茧壳比现在西阴村家养的蚕茧壳要小很多；不像是后来放进去的，因为埋藏的位置并不在坑底下，茧壳周围的土色也没有受干扰的痕记；当然也不会是野蚕偶尔吐的，因为它有利器切割过的痕迹，这半个蚕茧是经过人工割裂过的。为此，刘崇乐初步断定其为桑蚕茧，切割面是由锐利的刀刃所为。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是一种家蚕，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抽丝。1928年，李济重访美国时，又特意把这半个蚕茧的标本带去，求助华盛顿的史密森研究院，经那里的博物家帮助他鉴定出这个茧壳是属于家蚕的老祖先的茧壳，证实了刘崇乐的判断。李济在后来的很多学术论著中，都提到过“半个蚕茧”这件事，提法一直比较谨慎，只是作了几点推论，提出了思考方向，并未作肯定的结论。从这两件事可看出刘伯伯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严谨态度，而不像有些人在大跃进年代搞浮夸，瞎论证什么一亩地能产万斤粮之类；更不象当今中国有些人搞学术腐败，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作为一个科学家首先要老老实实做人做学问。

      刘伯伯离我们快四十年了，在其一生的教育、科研生涯中，著述甚丰。在中外刊物发表论文53篇，撰写学术专著6部，译著2部。他的为人，他的杰出贡献，他的遭遇，他的死，能不让我们后人深刻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