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芳澜于1893年5月4日生于湖北江陵县，1973年1月3日卒于北京。1913年结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１９１４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学院学习，以后转到康奈尔大学农学院，获学士学位，其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一年后，由于家境困难辍学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应用真菌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名誉理事长，《植物病理学报》主编等职。曾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中国植物病理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早年对水稻、果树等作物病害及其防治进行了研究；30年代以后从事真菌分类学、形态学、遗传学及植物病理学，特别在霜霉菌、白粉菌、鹿角菌、锈菌、鸟巢菌、尾孢菌等菌的分类方面，以及竹鞘寄生菌的形态学和脉孢菌的细胞遗传学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工作，有关论文迄今仍为国内外同行广泛引用。任教多年，讲授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培养大批科技人才。发表了50余部专著及论文。

            戴伯伯一家在五、六、七十年代曾居住十四楼西端一层, 戴伯伯是著名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真菌（fungi）是一类数目庞大的细胞生物，已被研究过且有文献可查的，至少有5100属，大于45000 种，世界上已有记载的真菌有12万种，戴芳澜教授估计在中国约有4万余种。而且每一种真菌的个体数量，又非常巨大，由于它们具有多型性，繁殖速度快，产孢数量又大，它们的个体数量常常是几何级数增加，以致到无法计算的程度。戴伯伯晚年的巨著 - 《中国真菌总汇》,是一部有关中国真菌分类的大型参考书，它对我国真菌学的发展、真菌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年戴伯伯写这本书，是从２０年代起就留心收集有关中国真菌的资料。最初以《中国真菌杂录》的标题，陆续发表在有关的科学杂志上。１９５８年出版的《中国经济植物病原目录》就是利用上述资料编辑而成的。以后，他确定了编辑方向，确定了采用国际间公认而合理的命名方案，使在中国记录的真菌名称，根据同物异名的优先权而获得了合理的归类。他翻阅了大量的文献,写下了摘抄和分析心得。现在中科院档案馆保管的有限的手稿中,其中最完整的一份,就是戴伯伯的一套卡片摘抄。文革期间，戴家也搬入几家人，他们只剩下了一大一小的二间房，两大橱柜的卡片摘抄无处可放了。戴老忍痛不得不让人搬到微生物所，后来微生物所捐给了中科院档案馆。现从这些卡片摘抄中，戴老密密麻麻摘录各类文献资料，还包括戴老精心描绘的各种真菌图谱，突显出我国老一代科学家那种认真、严谨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看到这些摘抄真让我们这些后辈学子汗颜,甚至连档案管理人员亦深为感动。。《中国真菌总汇》一共参考了768篇文献资料，最早一篇发表于1775年。所引文献包括英、法、德、俄、意、日、西班牙、拉丁等外语语种。二百年来，寄主的学名、真菌的学名、我国行政区域都有不少变动，都需一一进行核对、订正。为了便于我国科学工作者查阅，编著者还特意增加了真菌定名人姓名及其缩写，颜色译名对照表等。 戴芳澜在他一生最后的几个月里，仍然不顾年老多病，抱病工作。制定了《中国真菌总汇》的编写计划，写好了该书的前言，而把一些具体工作留给他的学生和年青人去完成。他充分认识到这本巨著的历史性，在《中国真菌总汇》前言中写道“虽然这本书在现阶段对我国真菌分类工作是一本有用的参考书，但是它有时间性的。随着真菌分类学的不断发展，必须跟着进行收集和整理工作来不断地增订这本《总汇》。”这就是这位大师对他自己与该书作用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是他老人家对后来学子的期望和要求。他还在前言中写道：“我谨以此书作为我个人晚年对人民的一点贡献吧”，短短一句话，既表露了他对即将完稿的自慰，又蕴含着他对行将结束的一生献身的依恋深情。这本巨著工程浩大，在他去世之日，尚未全部完成，而是由他的学生又经过几年的努力扫尾完卷，并于197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1258页）发行以后，日本著名真菌学家平塚直秀在《日本菌学报》21卷2期上（1980年9月）发表了悼念戴芳澜教授和推荐《中国真菌总汇》的文章；美国《真菌学报》72卷3期（1980年5 月）也介绍了《中国真菌总汇》。此书不仅是一本中国真菌分类参考资料的汇编，而且是一部中国真菌分类学巨著。戴芳澜在书中第一次发表了32个真菌学名的新组合。

            戴伯伯和家父都是学农的，搞生物的。戴伯伯年长家父九岁，他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为家父所敬重。家父在1924—1926年间　曾任北京大学农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前身）教授。与北农大有很深的渊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49年9月由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合并成为北京农业大学。戴芳澜任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教授，１９５３年兼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病害研究室主任，１９５６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从１９５９年起，他专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一直到他１９７３年１月３日去世。当时从北农大转到科学院的除戴伯伯外，还有十三楼的刘崇乐和汤佩松等人，他们从相识，相交到相知都几十年了，而且他们都被选为中科院1955年第一届生物学部的学部委员。在中关村时大家来往密切。尤其是家母和戴伯母、刘伯母、汤伯母联络更多。而我们下一代也成为世交。先生们把全付精力都放在学术上。戴伯伯和戴伯母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在文革期间，他们唯一的孩子上山下乡了。当时一号令下达，科学院各研究所人员纷纷被下放。近八十岁的戴伯伯和戴伯母处理掉所有大件家俱，我们到他家时，房子里都空了，连大床都没了，只剩下二张行军床，准备随时轻装下去。那个年代中国的老知识分子是多么单纯和无奈，党指向那里就得到那里。但他们内心深处对时局的混乱，不能进行学术研究深为不满。戴伯伯平时讲话不多，正直纯朴、实事求是，待人接物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早在金大任教时，许多人不大敢和一些飞扬跋扈的美籍教授顶撞，只有戴芳澜不买洋教授的帐。例如对一位当权的名叫斯图尔德的植物学教授，当他处事不公时，他就要据理力争。1941年他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蒋介石于最后一天设中膳招待评议员，戴芳澜未去，认为不应为蒋捧场。他的耿直可见一斑。1955年12月全国科联、中国科学院和几个学会联合召开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会议筹备组准备了开幕的主要报告稿，请他代表报告。他急忙摇头摆手，直截了当地说：“要我报告不合适，何况我又不是搞遗传的。”我听家父讲过，五十年代我国一面倒地向苏联学习，宣扬米丘林，李森科，全部否定摩尔根学派的成果和理论。不少科学家对此都有意见的，戴芳澜就以不肯作报告加以抵制，体现了他不随波逐流的一贯精神。

            戴伯伯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四年了，他浓重的湖北话，深睿的眼神，一生不追求名利，只求做好工作的作风永久地留在我的心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