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科学成就斐然的著名科学家。他不仅在粒子物理、核物理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发现和贡献，而且在我国独立自主地发展核武器方面立下了永彪史册的功勋。

        王伯伯是从小看我长大的。抗战期间，浙大西迁到贵州省的湄潭和遵义，我就出生在湄潭。后来我们两家从湄潭回到杭州，再从杭州搬到北京，在中关村我们又是上下楼的近邻，两家有几十年的交情。爸爸比王伯伯年长，王伯伯总是谦虚地称家父为蔡老师。王伯母吴月琴勤恳、朴实，心地善良，出自常熟乡下，她比王伯伯大三岁。王伯伯十四岁时，由外婆包办的婚姻。他们育有五个儿女，二男、三女。二女儿王韫明和我大姐蔡琬平都是浙大生物系毕业，后又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同事，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的小女儿王遵明和小儿子王德基和我们很熟。尤其是1956年王伯伯去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期间，王伯母吴月琴经常来我家。我妈妈经常帮她，包括她第一次出国，去前苏联照顾王伯伯的行前衣着准备等。她文化水平不高，平时穿着又很普通。以致后来我爱人第一次见她来我家时，还误以为她是保姆。从婚姻和交友就可看出王伯伯的人品。 

        这里我要讲的是王伯伯两个故旧, 一个是好友束星北，另一个是学生许良英。这两人都是浙大出来的,  我父亲都和他们熟悉，我也都见过。我记得在五、六十年代，束星北来北京找王伯伯。有次在十五楼下向上喊，我爸爸说，他被打成右派，家中生活困难，他又是来要钱的。我看他身体魁梧，不修边幅。听父辈们说他极有天赋和才华，据他自己说曾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束星北是王伯伯的好友，王伯伯从 1931 年至 1950 年长期与束在浙大物理系共事，彼此了解甚深。但在那个年代，王伯伯敢于帮落难的旧友束星北，渡过生活难关，其人品的高尚真是难能可贵的。前年我偶尔在网上读了刘海军的《束星北的档案 —— 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一书，作者用特殊的文学体裁，写出了束星北悲壮的一生，从而让我了解到束星北 1952 年调往山东大学后，在 53 年就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57 年又被打成极右分子的惨痛经历。 1972 年李政道第一次访华，要见他在湄潭时的物理学启蒙老师未果，但是向周恩来推荐了束星北。于是在 1974 年束星北 68 岁时，始获平反，摘掉“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后，才在 1978 年重操旧业，开始转搞海洋动力学，不幸于 1983 年因病去世。其所写海洋动力学论文，于 1985 年发表。王淦昌对此感慨地说：“他的理论基础非常之好，搞什么都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很快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潜入其奥秘，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在深切怀念好友束星北先生文章里，王伯伯说：“我很敬佩他的物理基础的坚实，思维的敏捷，对问题的看法很有独到之处。因此我常请教他，得益匪浅”。“束星北是一位十分严谨的科学家 ’ 《 狭义相对论》就是他几十年教授这门课程结晶。书中有些内容属于他自己的独创，是一般同名的教科书所见不到的”。

我要说的另一位是深受王伯伯赏识的他的学生许良英。我爸爸告诉我，许良英解放前是浙大地下党员、支部书记。 1952 年调到中科院， 在科学院机关刊物《科学通报》工作 ，同时负责寄往国外的科学论文和专著稿件的 审查和政治把关。后来在哲学所 研究科学 哲学和科学思想史。 1958 他被定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发送回浙江原籍，靠挣工分养活自己和老母亲。后来王伯伯获悉他在农村生活苦难，曾用“王京”的名字从四川按月寄给他 30 元钱，长达半年，直止他的生活费有了着落。

身处极机密的核武器研究领导岗位的王伯伯，要冒多大的风险，才能帮助这两位被定为“阶级敌人”的老友呀！至于后来的公开信签名事件和某诺贝尔得奖者的通信风波，海外读者都有所了解， 但是从此事件中，可看到竺可桢 校长 创导的 “ 求是 ” 精神对浙大人产生的影响，做人就要正直、诚实，要讲真活。 这里不再赘述。
 
王淦昌先生是一名正直的科学家，也是我的尊敬的长辈。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 1983 年我父亲的追悼会上。后来出了国，一直想回国时去看望他们，十分遗憾当我 2003 年第一次回国时，王伯伯和王伯母已经远离我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