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故事我拖了很久，因为故事中的人物，并不是我来美国以后认识的，而是我童年时期，就一直比较崇拜的人,他们现在住在纽约。但是,他们当今的处境，实在是的出人意料。今天，已经摆脱了温饱困境的我，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读者会怎么看我？是否我有一种嘲笑他们的用意？我自己如何看我自己？是不是看到心中的偶像，生活拮据，凄凉，就写出人家的悲惨故事,来找到心中的自我？我一直在疑惑,迷茫,，此次纽约之行，改变了我的想法。

纽约很大，中国人也越来越多。华尔街工作的人不少，高科技的人才也不计其数。可是，大多数华人还是工作在服务行业，像餐馆，超市，装修，洗衣，运输等等。

我在街头走路的时候，曾听到一个大哥打电话时的对话；“你能不能在电话里说？我要是到你那旮旯，我又要花几块钱买车票。”

这几块钱，对我们有正当职业的人来说，不算什么，不过是一杯饮料的钱。可是，对于每一小时只赚几块钱的人来说，可就不是小钱了。何况，他们也从来不舍得花钱买饮料喝。我听说，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城的厨房工作，仍然还有人一周工作六天，一个月才能赚到九百块钱。

在纽约，和其他州不同的地方，是华人走入中产阶级的还是少数，拿低工资的人还是大多数。因为，没有在美国上学，不懂英语，就很难找到正式的工作。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就只有做服务业的苦工，来养活着自己和一家人。作为出国的华人，每个人都是带着一个梦来到美国。从道理上说，应该是每个人都能梦想成真，可今天来看，贫富悬殊之大，令人难以想象，不合情理。据我了解，在这些人中，还不乏有身怀绝技，而至今怀才不遇之人。

在美国，买了房子，买了车子，生了几个孩子的华人家庭，应该是不计其数，可以说是已经实现了美国梦。可是，在中国城内奋斗了多年，还没有达到这点目标的中国人，就说明他们无能吗？决不是，我决定还是写下去，写完了这篇，也许我就能明白，该如何解释了这个问题了？

在今年美国的国庆节，我又去了纽约。我的目的地，已经不是曼哈顿，而是法拉盛。

目的一，是看我故事中的人物。目的二，是吃正宗的中国餐。

法拉盛已经慢慢成为纽约的另一个中国城，中国人也越来越向这里聚集。这里的主要街道，是Main Street,中国人给它的名字叫：缅街。音译，不是翻译。从这音译上看，就知道这里的中国人，不通英文得太多了。

现在，这条街道上，已经有几十家中国餐馆，顾客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中国餐馆做中国人的生意，不是靠汁就可以蒙混过去的。中国人最懂中国餐，口味不对就不会再来上第二次当。这条街，中国餐馆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经过几番的拼搏，真正的中国餐诞生了。我一有机会，就去吃油条和豆腐脑，杂碎汤。那是天津师傅做的，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是在美国。那纯真的味道，诱人的成色，一下子就会印到脑海里，诱惑着我不断地一次次的来。

这故事中的人物，就住在纽约的法拉盛。

我童年的时代，是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长大的。我们的大四合院里，共有十几户人家，只有一家是大学生的家庭。这个家庭，一共四口人，一个老奶奶，一对夫妇和一个小儿子。这对夫妇是文革前的大学生，都是机械系的。我从小称她们为：李叔，李婶。

李叔大学毕业后，分到陕北的工厂工作，每年几次探亲回家。李婶毕业后，分到一家汽车公司工作，从生了小孩后，李婶就一直病假在家，喂养幼小的小孩子，照顾年迈的公婆。这是一对恩爱夫妇，我没听过他们吵过一次架。李叔只要探亲回家，不是做木工家具，就是翻修厨房，一家的生活暖暖融融，比我们每家都好。他们待人和气，彬彬有礼，比起我们这个大杂院中的工人师傅，售票员阿姨要文雅的多。我的父母常用他们的事情来教育我，邻居们也都夸奖他们。我也从小立志长大后，要做他们那样的人。

李叔的妈妈，就是这个奶奶，丈夫在美国是个教授，解放前就独自离开中国了。她丈夫到美国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因为这个家中，有这层海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定名为海外的特务家属，文革期间也经受了不少打击。

奶奶的丈夫在中美关系改善后，通过公安系统找到了他们一家。从那时开始，他每个月都寄钱来。在七十年代初，有外汇收入的人家相当阔气，政府还根据汇款的数额发放侨汇卷。那时，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吃粮食用粮票，买衣服要布票，这个月不够，用下个月的。可他们家不同，有钱有侨汇卷，就可以光顾特供商店，那里食品，衣料，生活用品样样俱全。他们的日子，比一般的人家都要好得多。

因为我比李叔和李婶的儿子只大几岁，经常和他一起玩，所以，他们也待我像个儿子一样，他们的孩子有什么，同样我也有一份。我在同班的同学，还不懂什么是巧克力的时候， 已经吃了不知多少块？我的课本整洁，常受到老师的表扬，那是因为他们用专业杂志，帮我包的书皮。我的指甲从来是李婶来剪，我的耳蚕也是她来掏。我考过了大学的分数线，选择的大学，是李叔亲自帮助我选择的。

在我上大学期间，李叔已经调回北京工作了。由于他知识渊博，实际工作的经验也相当丰富，几年后，成为了一家国营的机械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他们的家，这次更加无人可比了，在整个一条胡同里，只有他家里有私人电话，平时还经常有小卧车来，接他上班和下班。

八十年代的初期，李叔的妈妈，就是那位奶奶去世了。李叔的爸爸，给他办理了移民的手续。他放弃了铁饭碗，首先一个人移民到了美国。不久后，他们的全家也都去了美国。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我大学毕业后，在工厂里做个小技术员，多羡慕能到美国去。我每次写信都提这件事，他们的每次回信都回避这件事。

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在这件事上他们不肯帮助我？后来，我放弃了出国的打算，在国内下海的大潮中，下海自己创办了公司，也有了一些小的成就。

在他们每年回国探亲时，我都要去看他们。他们送给我一些美国带来的食品，衣服等。我会回赠一些我在德国出差时，买回的手表，钱包类的东西。他们在给我的来信中，经常夸赞我送给他们的东西很高档，一直都舍不得用。

在我的眼里，他们在国内就是相当成功的人，到国外他们一定会更成功。我那时没来过美国，所有对美国的了解，都是看报纸和听朋友说的，没有任何亲身的体验。

李叔和李婶在一次回国的时候，谈起了他们在美国的经历。

纽约是个世界性的大都会，人口将尽一千万。白人尽四百多万，包括两百万犹太人，黑人不到三百万，其他的少数民族差不多三百万，其中的华人一百万左右。纽约被世人誉为世界首都，著名的华尔街，百老汇都在这里，是世界级的经济，金融，交通，媒介的传播中心，也是联合国的总部所在地。

纽约有像支地球天线一样的摩天大楼，有四通八达的地下铁路，也有脏，乱，差的中国城。

李叔一到美国，就来到了纽约，一直工作到他退休的那一天为止。

到纽约后，来到他父亲的家里。他父亲给了他一百块美金，让他自谋生路，并且限期在一个星期内，让他另找地方去住。他的大学时代，学的是俄文，所以他不懂英文。这里不用的地方，只有到中国城。

他是个机械方面的专家，所以，他单纯的寻找机械方面的工作。在美国，华人的工厂一般都很小，涉及机械方面的很少。就是在偌大的纽约，也只有可数的几家，虽然名字很响亮，可李叔一去就发现，不过是个小加工厂。只有几台简单的设备，工人和老板加起来也只有两三个人。作为在国内。曾经是职工近千人的研究所的副总工程师，今天要低头做个小个体工厂的底层工人，他不愿意丢这个脸。

可是，人总要吃饭，要住房，国内的家中还有老婆和孩子要养活。他除了坚决不去机械厂工作外，只好开始做了杂工。他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洗衣房。每天要洗烫成百上千件的衬衫，几天后，十个手指肚，都被烫得白了。

那时，坐地铁才一块多钱。为了省钱，他每天走三十多条街上下班，从不坐地铁。一个月的七百块钱工资，除了给国内的老婆寄去一百块以外，只用两百块钱自己吃饭和住房，其余的钱都存了起来。为的是全家团聚时，有钱安家用。熟悉环境以后，在这份工作的空余时间，他又找了另一份搬运工作。四十多岁的人了，和小伙子无法比。每天带着疲惫的步伐回家后，抱着本英文书就睡着了。因为他每天休息的时间太少，也舍不得到餐馆去吃饭，所以每天带饭上班。他最喜欢吃的就是炒米饭，因为既成本便宜，而且几分钟就做好了。一年来，几乎每天都是吃三顿炒米饭。有时，想开一次荤吃顿餐馆，都是一看价钱就退缩了，马上改变主意，找个杂货店买几个香蕉就打发了，因为香蕉也是最便宜的。

由于这一年的饮食，他的后半生再也不吃炒米饭和香蕉了。

一年后，他们的全家在纽约团聚了，他们在布鲁克林区租了个小公寓。他们的儿子已经上中学了，李叔继续做两份工，李婶一直在家。他们的夫妻感情非常好，李叔从没提过他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李婶一到这里，就发现丈夫做的是相当苦的工。她多次要出去做工，让丈夫少做一点，都让李叔给制止了。为这件事，结婚二十多年没吵过架夫妇，第一次红了脸。李叔知道这里的工作太辛苦，不愿意让她也出去受这个苦。

这个住宅区，大部分是外来的移民，西籍移民占大多数。他们的儿子，在公立的学校里，经常受到欺负，有时回来的路上，书包也被人抢走了。为此，他们必须搬家，找个好一点的学区的社区，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力供孩子去私立学校。

社区好了，学校好了，公寓的条件也好多了，可是费用也提高了许多。李叔又找了几分临时的工作，把所有的休息日都占满了。李婶为此又力争了几次，最后她胜利了。在中国城内，她找到了一份车衣厂的工作。尽管工资低，工作的车间热的像蒸笼一样，工作也很辛苦，她还是很满足，一家人在一起，没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的。

没有多久，她家的厄运就开始了。

一次，她在从工厂回来的路上，在路边的便道上走。一辆跑车型的卧车，失去了控制冲上了便道，把她撞倒了。当她醒来的时候，人躺在医院里了，一条腿已经没有了。

众所周知，美国是个法制的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会认为，美国的法律是最公正的。可是，这件事让人不可思议。就这个车祸来说，连小孩都明白，是那个驾车人错误。然而，这个车祸的官司，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

那个驾车人是个白人，车祸后他把纽约的市政府给起诉了。起诉的理由，是强调这车祸的原因，是这个地方没有红绿灯造成，责任应该由政府承担。官司要打多少年？没有人知道。可是，这一打官司，医院的病人医药费，就没有赔偿了。

李婶在医院接受治疗，李叔的家里账单已经成山了。为此，他们的儿子考上了大学，中途就缀学了，找了个麦当劳打工去了。

。。。。。。

我刚到东海岸的时候，去了一次他们家。李叔的头发全白了，尽管他染黑了头发，但头顶上露出的白头发的根，看上去像一个人带着顶黑帽子。他那时大概六十岁，站起来腰是弯的，走起路来也是步履蹒跚。李婶柱着双拐，站在门前迎接着我，穿着朴素，像个农村的老太太。

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这就是我童年时的最崇拜的人吗？这是我的人生中的目标和我的未来吗？他们知识渊博，彬彬有礼的影子，三十年来，从来就没离开过我的脑海。我们的这次相见，像龙卷风卷走屋顶一样，把我的梦也带走了。

他们的屋子里，家具很旧，电视也很小。

李婶高兴得说：“我三十年最小的朋友，你可来了。”

像我小时候一样，她拥抱了我。我感觉到，她在颤抖，也哭了。

李叔高兴得说：“真高兴见到你。好了，我这里有大曲酒，你是个成人了，今晚和我喝几杯。”

他指着那一大箱子酒说：“我知道你来，今天刚从中国城买回来”。

我破涕为笑说：“你买这么多白酒，能喝得完吗？”

他特别认真地说：“买几瓶太贵，买一箱不仅便宜，还额外送两瓶”。

我仔细的端详着他，原来的副总工程师的气派，已经找不到了。虽然还带着眼镜，留有一丝文化人的影子，但看上去，和生活在中国城的普通打工者，已经是一摸一样了。

我们一边吃着涮羊肉，一边喝着酒。

李叔说：“你看着桌子多棒，是我去年在街头捡的旧桌子。我修理后，又刷上了漆，和新的一样”。

我问：“您还做木工家具吗？”

他说：“很少，没有时间.”。他又兴高采烈的说的说：“我去年已经在一家机械公司工作，做上了修理工。”

我问：“中国人的公司有这么大吗？”

他说：“你以为我还是刚来的吗？这么多年了，英语基本的对话还凑乎。那是美国人公司，我负责四十多台机器的保养和维修”。

我为他找到了机械方面的工作高兴，尽管不再是工程师了，但毕竟是和机械沾上边了。

我高兴得说：“凭您的经验，这点机器方面的事情，不是小菜一碟。”

他说：“不那么容易了。现在的机械自动化程度太高了，和过去的不同了。”

我换了个话题问：“您打上了美国工，收入也高多了吧？”

他说：“没差多少。这美国公司每周只有四十个小时工作，所有的收入都要报税。另外，纽约好多公路还要付过路费，我上下班都要负，这开销也不小。中国人的公司，工作时间没限制，报的税也低。，我最多的时候，同时打几个工，收入比现在高”。

李婶插了句话说：“他的身体现在不行了，做不了太重的活了。”

李叔看着李婶说：“你李婶为了园我的梦，让我辞了所有的工，在退休前再做点机械方面的事情”。

他们虽然是老夫老妻，可他们的眉眼间透出了那真诚的爱意。这也许就是常讲的患难夫妻，到称为老伴的这一天，也就更加是如胶似漆，难舍难分。

我惊奇的问道：“您要退休了吗？听说要六十五岁才可以。”

李叔叹了口气说：“我已经觉得太累了，只有提前退了。我们有政府的社会保险，现在退休，只是稍微少拿点钱。现在工作的工厂，马上也要搬到其他国家去了，再有几个月就关闭了。我一直忍在这里，是等关闭时，公司会给雇员一定的补偿。那时，我就彻底退休了。我们存了一些钱，准备回中国去买个房子，回去养老了”。

我们吃饭用了一个多小时，李叔也有些喝得多了。在喝完了最后一杯酒后，他躺到沙发上看中国新闻去了，只剩下我和李婶继续交谈。

我问她：“您的腿现在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必须拄拐杖了呢?”

她静静的看着我,还是像当年看小孩子一样。她说:”最近不太好,因为这条坏腿的拖累,现在好腿也发生问题了,我现在要出门，必须做着轮椅。”

我不解的问：“那怎么可能?这是外伤,又不传染，怎么能回牵扯到另一条腿?”

她说：“是活活累的。那个官司一直拖着,医院和我要钱，我只能说没有。手术做完后,没几天就让我出院了。你李叔这几年来，都没有休息过一天，加起来打四份工。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又开始找工作了。因为纽约的华人太多,老板们的选择也多,所以付的工资就特别的低，我们只能靠工作时间长一些，多赚一点。我在超级市场里,做过收银员,一站就一天。你看看，别人两条腿站一天都累,我只靠这一条好腿撑着，能好得了吗?”

我说：“您为什么不换个工作呢?”

她伤感的说:”这残疾人能做什么?我给一个人家带个小孩子,一小时还不到两块钱。那孩子还总喜欢让人抱着,我这一条腿,除了撑着我自己,又要再加上个孩子的份量,我几天就不行了。”

在我临走时，她送给了我一个衬衫和一条裤子，说是她亲手为我做的。

我看着那一针一线制成的成衣，心里直不是滋味。这该如何表示感谢？从裁减，到缝制要多少时间才能做出来？现在不用说在美国，就是中国的大城市里，有几家人还自己做衣服穿？这心意我可以领，可坦诚地说，这几件衣服值得做吗？

看着她苍老,憔悴的面孔,我陷入了沉思。如果，他们不来美国,她现在也许是个高级工程师的太太,每天只是忙于应酬,不可能为吃喝来发愁。如果，他们不来纽约,也许他们的日子，不会像今天这么苦。

(北京人在纽约) 中,有这么一句话：“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纽约是穷人和富人都能生存的地方。对于新到美国的华人,纽约是最好落脚点。中国城里，不需要任何的英文,也不管有没有合法的打工许可证,当天就可以找到份工作。如果习惯了纽约的生活,再搬到其他的地方，会发现许多的不方便。纽约的中国城里，有地道的中国餐厅,中国书店,银行,卡拉OK厅,服装店,甚至还有网吧。这里的物质生活，在其他州生活的华人,是享受不到的。

可是,纽约的贫富悬殊也是最大的。第五大道上,一件普通的男人衬衫,能卖到一两千美金。而中国城里,一件男人的衬衫,三块钱就可以买得到。所以说，富人生活在纽约,可以到处找到高消费的地方。穷人在纽约,如果只要是追求个吃饱穿暖，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在曼哈顿的中国城,可以买到只有三块钱的午饭,而且是四餐一汤。在我曾经居住过的中西部，那是美国相对贫困的地区，最便宜的午餐也要五块多钱,也不过一菜一汤。

从法拉盛到曼哈顿，坐出租车要十几块美金。坐中国人公司的小面包车，才一美金，有的车还免费送一份世界日报。

吃完晚饭,我回去了。我带着异常遗憾和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他们的小公寓。

几个月后,我打电话给他们家,他们的电话服务已经取消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写了封信,几天后信也被退回了。几天后，受到了李婶从中国寄来的信。他们已经回国了,花了几十万人民币,在北京买了个两室一厅的公寓。信中说，回去后,他们每天特别的忙,老同事,老邻居经常来做客。他们也常到外地旅游,把年轻时没去过的地方,都玩便了。

他们一直没有给我它们在中国的电话号码,所以还是保持通信联系。现在,网络发展这么快,基本的通讯都是电话或邮件,很少有人还在用写信的这种方式。但他们总是写信,每次的信,都是李婶写的。

去年的春节,我收到李婶的电话,她回来过春节了，现在住在她儿子家中。在一个休息日,我特地去纽约看看她。她是自己回来的，李叔没有来。

我请他门全家,在法拉盛新开的中餐馆吃的饭。我一再问,李叔为什么没回来？李婶告诉我,李叔和朋友去海南岛了,近期不会来美国。

作为小字辈,我不好多问,也就没再多提此事。

在她住在法拉盛的这个时期,我几乎是每个星期打个电话,都是简单的问候一下。她一直也没有回去,过了半年后,我觉得一定是出事了。

老伴，老伴是相互的一半,只有老了才是个伴。分开这么久,一个在中国旅游,一个在美国居住,一定是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我犹豫好久，终于在这次在国庆节去了纽约,我是到法拉盛时特意看看她.

在法拉盛,找个停车位很难。好容易找了个停车位，还是比在电话中约定的时间,迟到了半个小时。在很远地方，我看见李婶手拄着拐杖,独自站在那里等我。都是我不对，让老人家等了这么久。我走进看到她时,看到她正在擦眼泪,我有些明白了。

他们回国后,每天都有朋友来.他们同龄的朋友,也都退休了。尽管他们家，在美国还算是穷人,但回国后,比其他人还是富得多。他们的朋友,尽管原来都是些高级工程师,但退休后,也不过是一,两千块的退休金。而李叔夫妇,在美国缴税超过十年,社会保险两人加起来有将近一千多美金，快一万人民币。.所以,李叔在这些朋友当中,是最受欢迎的人。因为他如果不在,就没人抢着买单。

李叔回去后,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就喜欢和朋友聚会,打麻将。李婶每天得不到休息，还要做超额的家务，她有些意见。但是，如果他们两人出去旅游,李叔要用轮椅车推着她,也觉得不方便.到海边不行,爬山也不行，李叔也开始有些抱怨。

结婚都快四十年了,从来不吵架的老夫妇,现在开始每天吵架。后来,李叔和朋友旅游,再也不带李婶一起去了。李婶是个残疾人,回国后无法出去买东西,每次都是李叔买回来。李叔在旅游离开家以前,总会把冰箱填满的.

李叔的朋友中,后来多了一位三十岁的单身女人,有时也在朋友聚会中出现。李婶发现那女人和李叔太过于随便,就和李叔讲过此事。李叔开始不也为然,后来就大吵大闹，再后来，更加明目张胆,甚至留那个女人在家里过夜。

这六十七八岁的男人,和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纠缠不清,在美国谁也不在意,可是在中国,那就是好说不好听了。这种事，多么让人笑话。李婶的朋友们每次提起此事,当天的晚上，李婶就和李叔大吵一次。

李叔的借口，是他为了这个家,受尽了苦,推这个轮椅车都十几年了。一生来，没有什么幸福可言，找一个年轻的知音,李婶也应该理解和忍让。

李婶的理由，是为了这个家,受尽了罪，残疾了也老了。李叔另找新欢,是不是这几十年的爱,也所剩无几了？这中国人不去讲四书五经,也要有个基本的面子吧。

后来,李叔一生气,带着那个女人去海南了,包了个长期的公寓,几个月没回家。

这次,冰箱里空空如也,李婶也只有自己柱着拐杖,走了几个小时,买了些食品回来。回来后,就病倒了。病了好久，一直也没有人管。

李婶如果现在去老年公寓,还太年轻,独立生活自己也做不到。她等了几个月,也没等到李叔的回心转意。她只有回到美国,到唯一的儿子家来养老了。

她对我说:”我们老了,但这四十年的爱,哪能一下子就被这些恨给一下抵消掉。我梦里,总还是看到他的影子,我还是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也不知道他好不好？”

她感慨地说:”我一生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个是全家不应该从中国来美国。第二个是我们不应该退休后从美国回中国.”

我不知道如何来回答？我在童年时,曾立志长大后,做他们那样的人。今天,我看到了这一切,是不是我童年的想法太天真了?从现在的状况来说，他们是否走错了人生的路?到现在，我还在一直思索着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