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基本停课，近百万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失去了参加高考的机会。就这样，我国的正常高考一中断就是十年。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后来被称为“七二一指示”。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同年9月，为了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了“七二一工人大学”，规定学制为两年，学生毕业后仍回厂工作。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这种学制和教学模式逐步向全国的工矿企业推广。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决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并决定先在以上两校进行试点。文件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以北大为例，当年共招收正式生（不含短训班）2392人，其入学文化程度分别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

1972年春，北大、清华招生试点的经验在全国高校大面积推广。1973年，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指出：“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要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这种招生模式一直延续到1976年。资料显示，1970至1976年全国总共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约82万人。其中的清华大学7年内一共招收6届学员，到1981年最后一届毕业，学校共培养毕业生16353人；其中普通班13671人，进修班2469人，专科班213人。

这批工农兵大学生虽然毕业后即确定干部身份，但他们的起薪要低于文革前入学的本科生，只相当于文革前入学的大专生。改革开放以后，本科及相应的学位逐步成为我国就业和核定工资的重要参考因素，一些高校重新研究以后，给本校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补发了本科毕业证书。

1973年，中国的文革岁月处于一种僵持而模糊的状态。这一年，邓小平复出，周恩来开始利用他的影响力，极力“纠左”，他恢复了众多文革后取消或者暂停的制度，包括全国政协、高级干部的保健医生制度等等。许多在“二月逆流”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又重新走上了前台。

但这一年，毛泽东又确定了他的第三个接班人——王洪文，四人帮的一员，在这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仍然以站在四人帮一边的人为多。中国的方向处于两种力量的搏斗之中。

在众多的恢复性改革中，教育系统的正常化也在逐步进行着。1972年，国务院仅仅下设科学和教育组。教育部直至1975年方恢复工作，当时其全部工作人员加起来仅有大约300人。

1973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要在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过程中重视文化考试。那年夏天，各省都进行了高校入学统考，虽然阻力很大。这一新动向被激进分子视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是由学术界及其政治靠山推动的复辟旧的教育秩序的“逆流”。

这引发了反潮流运动。此次运动是由辽宁省一名叫张铁生的知青考生写的一封抱怨1973年考试不公平的公开信而发动的。张铁生后来被视为反潮流的英雄，并被当成打倒教师权威的典型。

工农兵大学生是中共建国以后的创举。它最初源于对教育公平的追求。它的雏形出现在建国后，奉行平等的中共开始实行工农速成中学制度，后于1955年被取消，全国87所工农速成中学全部停止招生。

教育部在《关于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称：“实践证明，对农工干部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不用循序渐进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学校，从根本上说来，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但是毛泽东对这个情况相当不满。他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到：“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 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与毛泽东不同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刘少奇更为信奉苏联的教育体制，更为重视各种以专业为己任的全日制学校。在后来揭批他的黑材料中有一个罪状：刘少奇与修正主义分子诽谤延安抗大式教育是“不正规”和“过时”的，是干部的品德教育班，是不适合全国采用的。

1963年起，催生工农兵大学生的改革已经开始，它最早是由毛泽东所欣赏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实行的。为了使教育面向农村，从1963年起，农、林、医、师的中等专业学校即采取公社保送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并实行“社来社去”（学生从社里来，回社里 去）分配办法的试点。

到1964年初，全国已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1所中等农业学校实行“社来社去”的招生、分配办法。当年，教育部和冶金工业部决定在北京钢铁学院试办产业工人班，以“贯彻阶级路线，培养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采取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选拔政治思想好、相当于高中文化程度、年龄在27岁以下、有三年工龄以上的技术工人入学， 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

1968年7月22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人民日报》刊载了《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报道，毛泽东亲自写了一段编者按。他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就是后来著名的“七二一指示”。

同年9月，为了贯彻“七二一指示”。上海机床厂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学制两年，学生定向回厂工作。“七二一工人大学”开设毛泽东思想、劳动、军体等课程，并且根据机床厂的需要专门设立磨床专业。这一年，经车间推荐、厂革委会批准，“七二一工人大学”共招收52名工人入学。

此后，“七二一工人大学”的范例逐渐向上海乃至全国推广，到1976年，上海“七二一大学”已经达到2111所，在校学生12.4万人。

1970年开始，高等学校在停止招生6年后，恢复部分学校的招生，而所有的学员都是“工农兵学员”。新的招生办法无须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

据1971年5月对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

但这也造成了生源基础太差的严重问题。1970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学79人（不包括短训班）。

由于当时的军队是又红又专的典型，又碰上珍宝岛战役后的各地备战，所以在工农兵学员中，现役军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1970-1972年，军队共选调了9300余名基层干部和战士进入地方高等学校学习。为了普及部队的外语喊话，了解对方的动向，当时北大的东语系、西语系、俄语系招收的基本上全是解放军学员。

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按照专业的不同，分为二年制或三年制，另办一年左右的短训班。学生们学习的内容包括“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他们上大学的口号是：“上大学、管大学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

这一年，来自河南省平顶山的军人李荣欣成为北京大学印地语系的工农兵学员。他回顾了自己刚上学时候的情景：北大周围有很多空地，大的地方可以开进拖拉机。这些土地就成为大家集体劳动的场所。翻地、种菜、抬粪、浇水……种出来的菜一般都交给食堂。农忙时节，学校还会组织大家到周边的老百姓家里，帮助干农活。一次在颐和园附近的地里劳动时，李荣欣还看到了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也在那里劳动。过了不久，社会上又流行起捡废钢铁，支援国家建设。学校也号召学员们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援国家。李荣欣他们的班主任亲自带着大家到北大校园里去捡拾废钢铁。但是像他们这样的拣拾者太多了，教学楼、实验室、宿舍区……都已经被人们搜罗过了无数遍。

而上课的内容显然也一直处于试验当中。北大的领导从政治考虑，要求老师在印地语系的第一课，要先教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印度语的“毛主席万岁”；第二句话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句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后来由于太难，只好作罢。

1973年，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从学校毕业，人民日报还专门发社论，庆祝这一伟大教育方针的胜利。但7年过去，1980年，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宣布，以后不再使用工农兵学员这个称呼，而工农兵学员的学历被定为大专学历。

工农兵大学生作为毛泽东对于教育乌托邦的想象，是冲着平等教育而来的，但是他却忽视了一点：应试教育事实上仍然是最为公平的一种模式。由于推荐制的存在，走后门的现象越发严重。

1974年6月，南京大学政治系的部队学员钟志民主动申请退学，成为“反潮流”的英雄。他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军队高级干部，“在我自己 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电话给军区干部部门指名调我，把我送上了大学”。他在他的退学报告中写道：“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不经过群众的推荐、选拔，不经过党组织的正当手续，而凭着自己的职权和势力，凭着私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来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把大学的招生名额当‘礼品’送来送去，拉拉扯扯，却把真正的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关在大学门外。这种做法难道是为人民服务吗？”

在大学教育处于低谷之时，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在文革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争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五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大力提倡群众集体办学”。1974年，国务院科教组提出“继续大力普及农村小学五年教育”，“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十年教育，在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

光是湖北一省，到1976年，全省中学达17949所，为1965年875所的20.5倍，其中高中4029所，为1965年147所的27.4倍。

“文革”期间，整个教育的重心降到基础教育，但基础教育的重心却不切实际地上升为高中教育，普通高中成为发展最快的部分。

中等职业教育被认为限制劳动人民子弟接受教育而遭到批判和取消，原有的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半农半读技术学校等大多变为普通中学，造成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许多小学附设初中班，大批小学骨干教师被抽调到中学任教，反而削弱了小学教育。

但是，当时不以升学为目的的基础教育也获得了一种相对的成功，他首先解决了大量人口无学可上的问题，虽然水平低，但解决了“有无”的问题。

在许多地方和单位推荐过程由于靠裙带关系或走歪门邪道而腐败变质。1972到1976年，百分之七十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同时，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两三年。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抱怨说不少工农兵大学生的水平还不如中学生。“工农兵大学生”是世界教育史里的一大笑柄。

1993年国家人事部、国家教委联合下发教学厅字[1993]4号文件，其中规定，对于1970－1976年进入普通高等学校的大学生（当时规定普通班学制暂为2至3年），学习期满毕业时已由学校颁发了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学历为大学普通班毕业。该时期进入高等专科学校的则为专科毕业。

工农兵大学生是我国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后来虽因其推荐入学的方式、入学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学制和教学大纲不正规等原因受到了一些非议，但错不在他们，因为当时取消了高考，别无选择。其中大多数人学习比较刻苦，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单位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许多人后来还跻身社会中坚：或成为专家、学者、业务骨干，或选择（在国内或赴海外）继续深造，或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担任要职，如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王岐山、李源潮等，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