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1日，凝集中华民族激情和梦想的青藏铁路全线胜利建成通车。这是一部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英雄史诗，是一座华夏儿女创造的高耸于喜马拉雅之巅的辉煌丰碑。在回顾青藏铁路建设史时，有一个人不能被遗忘。他就是青藏铁路建设工程局首任局长、被人们称为“筑路将军”的慕生忠将军。虽然在他有生之年没有能够参与青藏铁路的建设和看到青藏铁路的全线建成通车，但是他却主持修建了青藏公路，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

　　进藏道路的艰难，让慕生忠萌发了修公路的想法

　　1912年，慕生忠生于陕北吴堡县赫家山村。因家境贫寒，他只读了4年私塾。1930年，慕生忠参加陕北红军，1933年入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陕北红军五支队政委、红四团政委、红二十五纵队政委、陕北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吴堡县委书记、陕北红军第二作战分区司令员等职务。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延安以东地区作战司令员、九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一野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政治部秘书长。建国后，慕生忠担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政治部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慕生忠为人们所纪念，是和青藏公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青藏高原南有喜马拉雅山，北有昆仑山，东面是崇山深壑的横断山脉。冰峰雪山、戈壁荒漠、长年冻土、高寒缺氧，使得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成为令人胆寒的“天路”。远在唐朝，文成公主从长安到拉萨，走了近3年。在建国初期，中央政府曾动用4万多峰骆驼组成大型驮队向西藏运输物资，平均每行进1公里，就要消耗掉12匹骆驼。1951年6月，中央政府赴藏代表张经武从北京前往西藏，先绕道广州、香港、新加坡、印度，然后骑马翻山越岭，历时一个多月才抵达西藏亚东县。1951年8月，慕生忠出任西北局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西北进藏支队政委，与西北进藏支队司令员范明率领官兵1663人，赶着两万多头背驮物资的牲畜，队伍绵延300多里，经过4个月的艰苦跋涉，才到拉萨。1951年12月，党中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的西藏工委，张经武为书记，张国华、谭冠三、范明分别任第一、二、三副书记，慕生忠任工委常委兼组织部长。

　　1953年春天，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和支持下，西藏上层中少数人，对进藏部队实行经济封锁，扬言要把解放军困死在雪域高原。当时3万进藏部队的处境十分困难。尚未摆脱半封建半农奴制状态的西藏人民，也是困苦交加。中央决定由内地向西藏运粮，解决部队吃粮问题，救济藏族人民群众。为此，西北局成立了西藏运输总队，总部设在青海的香日德，慕生忠被任命为运输总队政委。说是运输总队，其实是个骆驼运输队，因为这支运输队是由从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收购来的2.8万头骆驼组成的，而当时全国的骆驼总量也不过是20万头。运输总队把这些骆驼与驼工们编成队，每头骆驼驮上150公斤左右的面粉，分头向西藏进发。当这些驼工们陆续返回香日德后，人们发现：他们去时牵着骆驼，回来时却两手空空。由于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环境，这批进藏骆驼大队损失惨重，2.8万头骆驼几乎“全军覆没”。

　　这两次进藏所经之地，是世界上自然条件最艰苦的地区之一。沿途经过浩瀚的戈壁，湍急的江河，无垠的沼泽，矗立的雪峰，气候严寒，空气稀薄，而且，两次行军都长达100余天。作为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慕生忠深深懂得：靠原始的运输方式，去完成现代长途运输任务，决非长久之计。于是，在他的脑海里萌生了一个念头，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修筑一条现代公路。

　　1953年10月，慕生忠风尘仆仆地赶回青海，派运输总队副政委任启明带了3人，赶着一辆胶轮马车，翻越昆仑山、风火山、唐古拉山，向藏北重镇黑河（那曲）探路。这年年底，经过50多天的奋战，任启明从900公里外的黑河发来电报，说他们已经胜利完成探路计划。这振奋人心的消息，使慕生忠兴奋异常。胶轮马车能通过去，这说明在世界屋脊上是可以修筑公路的。

　　但是运输总队队长并不支持慕生忠的想法。总队长的意见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拉骆驼运粮，我们不是筑路队，干好本职就行了。”慕生忠说总队长目光短浅，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总队长认为慕生忠不安分守己，好出风头，他们吵了起来。在领导层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慕生忠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

　　单枪匹马赴京申请修路经费

　　1954年1月底，慕生忠到北京开会。由于对国家机关的分工并不熟悉，他便先找到国家民委主任李维汉。李维汉听了他的来意后，说修路的事归交通部管，便派人领路让他去找国家交通部。见到交通部公路局局长后，慕生忠径直提出要在青藏高原修一条公路，请交通部在经费上给予支持。

　　公路局长大吃一惊:“在青藏高原修公路？这是件大事，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安排这项工程呀！”慕生忠说：“所以我才来要求的呀!”“你是代表西藏工委来的吗？”“不，我代表我个人！”公路局长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不符合正常程序，而且没有进行可行性论证。他冷静地对慕生忠说:“同志，我们国家建设刚刚起步，到处需要钱。抗美援朝战争打了3年，国家花了不少钱。现在康藏公路已修了几年，投进去多少亿还没见名堂。你要求修青藏公路不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能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安排不上。”从交通部立项的事情，自然也不了了之。

　　慕生忠不死心，当时适逢老首长彭德怀刚从朝鲜战场归来。慕生忠趁机把修筑青藏公路的设想向他作了汇报，得到了彭德怀的热烈响应。彭德怀踱步走到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前，抬起手，从敦煌一下划到西藏南部，说：“这里还是一片空白，从长远看，非有一条交通大动脉不可嘛！”彭德怀高瞻远瞩，从战略高度上肯定了修建青藏公路的必要性。当天，彭德怀留慕生忠在家里吃饭，用苏联军事代表团送给自己的“洋酒”招待了慕生忠。临别前，彭德怀要慕生忠写个修路报告，再由他转交给周总理。

　　两天以后，彭德怀把慕生忠叫到办公室，告诉他：“总理已把你的报告批准了，下面的戏就该你唱了。”周恩来亲自批准了青藏公路的修路报告，同意先修格尔木至可可西里段，批下来30万元作为修路经费。按照当时修建公路的最低标准，这30万元充其量能修5公里，虽是杯水车薪，但这对慕生忠来说也是弥足珍贵了。

　　慕生忠已经很满足了，但是他还“得寸进尺”地试探：“能不能再给10辆卡车和10个工兵。再拨些工具。”彭德怀干脆地说：“行！都由西北军区给你解决。工具给你1200把镐，1200把锹，3000公斤炸药。另外，再给你一辆吉普车，你总得跑路嘛！”“太感谢首长了！”多年后，慕生忠每次提起彭德怀都会说：“没有彭老总，就没有青藏公路！”。

　　“慕生忠之墓”与艰难的筑路之路

　　格尔木是青藏公路的起点。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带领19名干部、1200多名民工组成的筑路大军来到格尔木河畔的这片荒原上，开始了艰难的筑路进程。筑路大军分为6队，每人配备一把铁锹、一把十字镐，从格尔木向世界屋脊进发了。慕生忠后来把修筑青藏公路的战略指导思想总结为4个字：“一气呵成”。慕生忠要求，具体实施必须以军事指挥和军事行动为保证。他将全线分为几个大段，大段又划成小段，各队按指定地段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不久，筑路大军在距格尔木73公里处的那神河畔停住了。峡谷很深，谷底水流湍急，浪涛汹涌，令人不寒而栗。然而这里是进藏的咽喉，必须架桥。3天之后，依靠几根粗圆木，青藏公路上架起了第一座桥梁。10辆满载着面粉的大卡车停在桥头准备试车。筑路队里唯一的工程师邓郁清担心出事，坐进了第一辆车的驾驶室。不料慕生忠把邓郁清从驾驶室里拉了下来，自己跳到了车上，对他说：“这桥是你造的，你不指挥谁指挥？你给我过去，站那头指挥。”10辆大卡车终于顺利通过桥梁。邓郁清对慕生忠说：“政委，您的心意我理解，可您是一军主帅，您亲自试车太危险了。”慕生忠则说：“你是咱们唯一的工程师，万一你有个闪失，再没有第二人了……”慕生忠给这座桥取名为“天涯桥”。1956年陈毅进藏时路过这里，将“天涯桥”更名为“昆仑桥”。

　　邓郁清曾这样评价慕生忠：“慕生忠不懂修路，但善于集中大家正确的意见，一下子就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慕生忠后来回忆说：“那时修路，不分军民，不分职务，都得干活。十八磅铁锤，每人一次抡80下，我也不例外。修桥时，干部和民工一起跳进水里打桥桩。见面握手，谁的手上没有老茧和血泡就不是好干部。”

　　慕生忠指挥大家边修路边通车，以英雄的气势、战士的豪情，征服了昆仑天险。在公路修进昆仑山的时候，慕生忠登上山口，望着闪烁银光的群山，对身边的同志说：“假如我死在青藏线上，就把我埋在这里！”当时，身边的同志听了都很吃惊。他们还不了解慕生忠的心情。慕生忠早就说过：“人生都免不了一死，但人生的死大致有三种，无非是老死、病死、战死。我不愿意躺在床上慢慢老死、病死，而愿意死在战斗的岗位上。”在战争年代，慕生忠浴血奋战，九死一生，身上共计有22处伤口。为此，慕生忠在一个铁镐上刻上了“慕生忠之墓”五个字。慕生忠想着，死也要死在青藏线上。

　　1954年7月30日，公路修到了可可西里。仅用了79天，筑路大军就修通了300公里公路。这一胜利使慕生忠和筑路勇士倍受鼓舞。在可可西里山上，慕生忠发出了电报：“彭总并转中央，我们的汽车已经开上了可可西里，我们正在乘胜前进。”接着，慕生忠赶往北京，申请经费。彭德怀听了慕生忠的汇报，表彰了他们已取得的喜人成绩。彭德怀接着说：“这次不用给总理打报告了，都从军费里给你解决。说吧，需要多少钱？”慕生忠这次要200万元、100辆卡车、1000名工兵。彭德怀很痛快：“好，都给你！你只管往前修，要什么来找我！”

　　1954年8月中旬，筑路大军翻越了风火山，向沱沱河延伸。有一次，沱沱河里修的过水路面被洪水冲毁了。慕生忠第一个跳到河中搬石砌路。河水冰冷刺骨，在水里站一会儿，两腿就麻木了。工人们一再催促他：“政委，你快上去吧！我们来干！”不管别人怎么说，慕生忠始终站在河水最深最急的地方，整整在雪水中干了10个小时。路修好了，汽车又继续前进了。慕生忠的双脚却肿得穿不进鞋了。大家心痛地说：“政委今天可受苦了！”慕生忠微笑着说：“我受点苦，可是价值大。今天200人干了500人的活。数学上1+1=2，哲学上1+1就可能等于3、等于4，甚至更多。在最困难的时刻领导者站在前头，一个人就能顶几个人用。这就是生活中的辩证法！”

　　10月间，筑路队伍开上了唐古拉山。唐古拉山上空气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一半，不要说是抡大锤修路，就是站着说话都非常吃力。大军在唐古拉山上整整鏖战了40天，这段路终于被打通了。慕生忠和他的勇士们穿越了唐古拉，在海拔5300米的冰峰雪岭修筑公路30公里。汽车轰鸣着翻过唐古拉山口。大家望着汽车从跟前驶过，一个个眼窝都潮湿了。慕生忠更是抑制不住感情，当即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我们已经战胜了唐古拉！我们在海拔5700公尺以上修筑公路30公里（按：当时测量唐古拉山口高度是5700米），这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高的一段公路……”

　　在修筑青藏公路过程中，慕生忠不断给无名的地方取名。其中，风火山、不冻泉、可可西里、开心岭以及长江源头沱沱河等的得名，都源于他的“杰作”。由于慕生忠的普通话讲得不标准，译电员将地名译走了样。比如可可西里，慕生忠取的是“霍霍西里”，译电员译成了“可可西里”；沱沱河因为沙多，人下到河里，沙子立刻就把脚面埋住了，像个鞋套，慕生忠便将此河取名为“套套河”，而译电员却译成了“沱沱河”。一次，一名修路工因为想家掉眼泪。慕生忠问：你家在哪？修路工说：在雁石坪。慕生忠呵呵一笑说：这里就叫雁石坪，这里就是你的家乡啊！快到拉萨的地方有座陶儿久山，山下有一片旷野，名叫韩滩。这是慕生忠为修筑青藏公路累病而早逝的宁夏穆斯林驼工小韩而命名的地方。慕生忠率领数百名筑路员工为小韩举行了葬礼。坚强的慕生忠落泪了：“好兄弟，你走得太早！最苦难的日子都过来了，拉萨就在眼前了，我本想到拉萨给你亲手戴上大红花，可连这一天你也没等到……这地方就叫韩滩吧。”

　　1954年11月11日，青藏公路修到了藏北重镇黑河（那曲）。12月15日，2000多名筑路英雄，100台大卡车，跨越当雄草原，穿过羊八井石峡，直抵青藏公路终点拉萨。格尔木至拉萨1200公里，仅用了7个月零4天的时间全线打通，这在中国筑路史上是个创举，在世界公路史上也是罕见的。也就在这里，慕生忠领导的北线工程――敦（煌）格（尔木）公路，也同时打通。

　　1954年12月25日，在拉萨，青藏公路和康藏公路同时举行了通车典礼。藏族同胞倾城出动，他们望着数百辆披红戴花的汽车，高兴得热泪挥洒，人们盛赞这两条公路是“金色的飘带”、“幸福的金桥”、“五彩放光的路”。在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滇藏公路及新藏公路这4条公路中，唯独慕生忠修的青藏公路耗资最少。青藏公路带给慕生忠的是成功与艰辛，而他带给青藏人民的则是不朽的财富。

　　望着通车典礼会场上悬挂的毛主席题写的锦旗：“庆贺康藏、青藏两公路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慕生忠心中充满了无限豪情。如今，青藏公路修成已逾50年，这条被称为是“天路”、“世界屋脊上的苏伊士运河”、西藏“生命线”的公路，不仅担负着进藏85％、出藏90％的物资运输量，而且改革开放以后的输油管线、藏北电网、通讯电缆，以及青藏铁路都是以青藏公路为依托建成的。

　　一个人与一座城市：慕生忠与格尔木

　　格尔木是国家“AAAA级风景旅游区”，也是青藏高原顶级旅游带的枢纽城市，以拥有中国最大的盐湖察尔汗盐湖而被誉为“中国盐湖城”。格尔木位于柴达木盆地的茫茫戈壁深处，它是一个古老的名字，在蒙古语中的意思是河流密集的地方，也许在柴达木几千年的人类活动史中，格尔木曾经水量丰沛，牧草肥美，游牧民族便逐水草而来到了这里，于是在蒙古族牧民的口耳相传之下，格尔木这个名称模模糊糊地标注在了地图上。但格尔木作为一座城市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上，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要追溯到青藏公路的筑路人慕生忠。没有青藏公路，就没有现代城市格尔木。

　　早在1953年,西北局的运输总队进藏运粮时，驼工们就发现在青海香日德以西300公里之处，有个叫噶尔穆的地方，从那里进昆仑山路比较好走，没有多少沼泽盆地。在1954年春天以前，噶尔穆只不过是地图上一个名称而已，并无居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噶尔穆就是后来成为筑路大本营和青藏公路南线起点的格尔木。

　　1953年10月，西藏运输总队决定在格尔木建立进藏运转站。根据骆工们提供的信息，慕生忠派出了几个得力的年轻人拉着几头骆驼，去噶尔穆建立转运站。几个年轻人沿着柴达木盆地向西走去，等到地势开阔平坦起来的时候，他们停了下来，在茫茫的戈壁滩上扎下了6顶帐篷。为了抵抗野狼的袭击，年轻人们又到十几公里外运回了沙柳，绕着帐篷垒起两米多高的围墙，他们给自己的城堡起了个名字――“柴禾城”。这便是格尔木最初的建筑。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格尔木人。慕生忠后来回忆说：“有同志问我，格尔木到底在哪里。我回答说，格尔木就在你的脚下。我们的帐篷扎在哪里，哪儿就是格尔木。于是，六顶帐篷，就成了格尔木市的开端。”

　　1954年春，慕生忠带领着千余人的筑路大军来到格尔木河畔的这片荒原上。当时格尔木空旷的原野上没有一棵树，有的只是枯枝和大漠戈壁。向南望去，昆仑山巅白雪皑皑；向北看，沙丘一座连一座，恰似一片破败的墓葬群。

　　慕生忠的筑路大军来到后，柴禾城的周围一夜之间出现了近百个帐篷，昔日荒无人烟的格尔木日渐热闹起来。在格尔木扎下大本营后，慕生忠领导筑路勇士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西宁运来几车柳树枝，在格尔木河两岸到处栽插。慕生忠回忆说：“我们在青藏公路工程管理局招待所的‘房’前‘屋’后遍插柳枝，并给它起名‘望柳庄’。有人不解，我回答说，眼下只是希望，将来就是一大胜景。”

　　后来，筑路工人开赴高原后，果树和蔬菜也在望柳庄里出现了。班禅大师和陈毅元帅进出西藏路经格尔木，都品尝过格尔木的蔬菜。这些新鲜蔬菜对高原上患坏血病的人有疗效。

　　1954年12月，青藏公路通车典礼结束后，慕生忠带上他的大队人马回到大本营格尔木。慕生忠宣布：青藏公路已经修好，休假3个月。民工回家后不想来的，可以不来了。几个月过去了，回老家探亲的民工们又回到了格尔木。他们中间已有人带着老婆孩子来了，要定居在格尔木了。慕生忠问他们，为什么又回来了。这些民工的回答很朴素：“自己养的娃儿还是自己亲，舍不得离开青藏公路和格尔木……”在慕生忠和他的勇士们的建设下，农场、砖瓦厂、修理厂、商店、医院、学校、书店、邮局、银行、秦腔剧团及剧院等在格尔木拔地而起。地窝子、土坯房、帐篷城连成了一片，几个运输队及人民解放军的几个汽车团在这里安了家，成天人来人往，车轮滚滚，到处一片热气腾腾。

　　1955年1月，慕生忠去北京开会，抽空去看望彭德怀。彭德怀有些不相信：“你真把路修通了？”慕生忠笑着说：“我是坐车到拉萨的，又是跟车队从拉萨回到兰州的。”彭德怀高兴地说：“好，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子劲，一股子拼命精神。”吃午饭时，彭德怀拿出一瓶泡着人参的白酒招待慕生忠：“这是我泡的好酒，给你补补身子。”他向慕生忠连斟三杯，风趣地说：“今天给筑路英雄敬三杯庆功酒。”慕生忠汇报了他在公路沿线开煤矿、办林场、建砖瓦厂的事。他透露说：“我已在格尔木拆了帐篷，箍了几孔二层楼式的砖窑。”彭德怀高兴地说：“你把延安作风也带到青藏高原了！有机会我要借你的窑洞住住，行吗？”慕生忠当即邀请彭德怀到青藏公路去视察。彭德怀欣然应允了。

　　1958年10月，国防部长彭德怀来格尔木视察。当飞机在格尔木察尔汗盐湖机场降落后，彭德怀看到一辆辆汽车在万丈盐桥上奔驰后，不禁兴奋地说：“这机场好气派啊，这公路也非同一般哟！”筑路工人和官兵们闻讯后前来看望元帅，彭德怀挥手高声对大家说：“同志们辛苦了，我向大伙表示慰问。人总要有一点精神，做一番事业的。你们在世界屋脊上修通了公路，在柴达木建起了新城，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希望同志们继续奋斗，不断进取。”翌日，在慕生忠的陪同下，彭德怀实地考察了青藏公路，并登上了昆仑山口。当他看到了千年戈壁滩上栽种了白杨，泛起一片片绿荫，当年野兽出没的荒原，盖起了一排排整齐的房舍时，彭德怀高兴地说：“感谢筑路英雄们为开辟青藏公路付出的辛劳，应该为你们写一本书。”彭德怀这次视察离开格尔木后，还念念不忘高原建设，指示总政将当年军事院校7000多毕业生分配到青藏高原参加建设。

　　1955年，青藏公路管理局在格尔木成立。慕生忠被任命为青藏公路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青海省委常委、柴达木工委常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青藏公路运输指挥部总指挥。慕生忠的老搭档任启明任副局长。1956年，慕生忠带领大家打土坯烧青砖，在格尔木建起了一座小二层楼房，作为青藏公路管理局的办公用房。小楼上下各有三四间，楼梯建在外面，青砖白灰墙，十分简陋，但它却是格尔木当时最早的一座楼房，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将军楼”。据说当年站在将军楼的楼顶，格尔木全城便一览无余。到了60年代初，由几顶帐篷起家的格尔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高原小城了，有人称格尔木为“昆仑山下的明珠”，也有人称它为“小上海”。如今，随着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的相继开通，格尔木成为了连接西藏与内地之间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也逐步发展成青藏高原上继西宁、拉萨之后的第三大城市。这里居住着25万各族居民，钾肥生产和炼油工业闻名全国。如今，将军楼这座见证格尔木当代历程的功勋楼，已经淹没在了高耸林立的建筑物中了。将军楼静静地坐落在一个不起眼的院落内，破损的玻璃，生锈的门锁，残留的电线，纵横的蜘蛛网……在将军楼里面，慕生忠的半身塑像静静肃立。将军的神情似乎还沉浸在50多年前为开通青藏线，为建设格尔木浴血奋战的情形中。。

　　未圆的青藏铁路与坎坷余生

　　美国旅行家保罗·泰鲁在《游历中国》一书中写道：“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慕生忠的眼光看得更远。他知道，要从根本上克服进藏交通的困难，还要靠铁路。1955年10月，慕生忠带领铁道部西北设计分院的4名工程师，开车沿青藏公路进藏，历时3个月，就修建青藏铁路的可行性进行实地调查。1956年，铁道部正式承担修建进藏铁路的前期规划，开始进行青藏铁路勘测设计工作。至此，青藏铁路（西宁至拉萨）出现在国家铁路建设的议程之内。

　　1958年9月，在兰州到西宁的兰青铁路开工仅四个月之后，青藏铁路西宁到格尔木海拔3700米的关角隧道悄然开工。格尔木到拉萨段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1957年底通过了选线方案，1958年开始初测，国务院特意为此批准组建了青藏铁路工程局，慕生忠任局长。

　　到1960年，青藏铁路格拉段的勘测设计工作进展顺利，部分线下工程已经具备提交施工图纸的条件。但是由于国民经济的困难，1960年6月，青藏铁路工程局被撤销，慕生忠的局长职务自然也不复存在。

　　慕生忠后来曾对人谈及自己处于逆境中的岁月：

　　“被迫离开青管局后的20年，我除了一度被贬到八一农场任第五副场长和两度被贬到甘肃交通厅当副厅长外，其余大部分时间是住‘牛棚’和蜗居家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在此期间，我曾打算不计较地位而做点事情，但都因客观方面的原因而一事无成。十年动乱时期，我不敢‘乱说乱动’。每天只做两件事，一是面对墙壁凝神注视一张大地图，在这张图上青藏公路被我用红笔勾画得很粗很粗。我每天看着它，一面在我的卧室兼客厅的十几平米房间里踱步，聊以自慰；二是每天五点起床，爬兰州黄河北岸的白塔山，然后再回家洗漱，开始新一天的蜗居生活。”

　　没有彭德怀的支持，慕生忠无法修成青藏公路。但也正是因为彭德怀，让慕生忠蒙受了不白之冤，离开了令他魂牵梦萦的青藏公路。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冠以“反党”的“罪名”，罢官闲居。彭德怀的老部下慕生忠也在劫难逃，被打为“彭德怀的黑干将”，“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经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慕生忠被撤销领导职务，送兰州军区处理，从此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

　　西藏人民也没有忘记慕生忠。1971年，慕生忠患病住院，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热地闻讯后，专程到兰州探望他。慕生忠终于挺过了劫难。1979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报告中央，建议撤销1959年对慕生忠的处理决定，慕生忠得到平反。平反后，慕生忠先后担任兰州军区后勤部政委、甘肃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恢复工作后，慕生忠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到青藏公路看看。这里凝聚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1982年5月，72岁的慕生忠终于成行。慕生忠的到来，使整座格尔木城沸腾起来，多少人想看一看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慕生忠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欢迎的人群：“政委，你还记得我吧？我是二中队的。”“二中队？”慕生忠终于想起了什么，“对，我们还住过同一顶帐篷呢！”当看到昔日洒下汗水的荒原，如今已是一片欣欣向荣时，慕生忠激动不已：“彭老总若九泉有灵，再来视察一下幸福路该有多好啊！”

　　1993年8月，83岁高龄的慕生忠不顾家人的再三阻拦，在家属的陪伴下，再次千里迢迢回到格尔木探望。这时，格尔木已经通了火车，慕生忠坐着软卧走进这个已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的青海省第二大城市。看到自己当年愿望已经实现，慕生忠开心地笑了。慕生忠乘坐一辆面包车走遍了他当年战斗过的所有地方。每到这样的地方，他都要下车仔细察看、回忆，告诉同行的人关于昔日的事情。今天格尔木的巨变使他兴奋，留着当年他汗水的遗址使他激动。但是坚强的慕生忠没有流泪，惟有站在将军楼前时，他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却不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站了足有10分钟。转身要离开将军楼了，慕生忠留下了这样的话：“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来青藏线了，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这就是慕生忠将军在格尔木留下的最后的声音。

　　1994年10月19日，慕生忠将军在兰州逝世。临终前，他留下遗言，把他的骨灰撒在了昆仑山上、沱沱河畔。子女们按照父亲的遗愿，一个多星期后捧着他的骨灰来到了格尔木。格尔木的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在将军楼前为慕生忠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听说老将军的骨灰要撒在青藏路上，沿途的司机主动把车全部停下，鸣喇叭3分钟。他们也都知道，他们走的这条路是慕生忠带人修通的。

　　2006年7月1日，当第一列满载乘客的客运列车从格尔木出发驰向拉萨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筑路英雄们在雪域高原首开道路的艰辛，自然也不会忘记筑路将军慕生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