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6月8日电（评论员 乔新生）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主要工业国家集团达成协议，支持把全球最低税率设为15%。这是美国为了稳定经济，实行大规模加税措施，为了防止企业外逃，而要求主要工业国家采取的措施。
美国民主党政府上台后，彻底改变共和党政府的做法，从大规模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到大幅度提高企业税收负担，目的就是要实行更大规模的刺激经济计划。
美国民主党政府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22年度财政预算，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数万亿美元的财政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于发行国债。为了减少美国的财政赤字，支持美国联邦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政府宣布，对主要企业增税。
为了防止美国企业关闭工厂，将投资转移到海外，美国财政部提出一个建议，要求各国都必须稳定税率，全球最低价税率为15%。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之所以赞成美国的主张，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和美国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税率普遍相对较低。除法国对企业征税的税率相对较高之外，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税率基本上维持在15%左右，因此美国提出建议，要求全球实行最低税率制度的时候，其他工业国家表示同意。
这项协议的象征性意义远远大于实质性意义。首先，主要工业国家同意降低税率，是因为主要工业国家的税率普遍维持在15%之上，因此，主要工业国家达成协议，只不过是给美国一个顺水人情。对于主要工业国家来说，既然签订协议不需要修改本国法律调整税率，美国提出这样的要求并不不会增加企业负担，因此，答应美国提出的建议，有助于强化与美国的关系。部分新闻媒体认为，2020年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的企业税率分别为32%，29.9%、27.8%、29.7%、19%，因此，签订这样的协议并没有任何政治压力。这些新闻媒体可能忘记了，各国的税收体制不一致，税收结构千差万别。上述国家的税率非常复杂，如果只是从表面税率分析，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德国等一些国家企业的税率的确相对较高，但是，只要了解这些国家的税收结构，人们就会发现，企业税负相当一部分已经通过价格调整，转移出去。当然，由于这些国家企业税率高于15%，因此，美国提出签订协议的要求对这些国家来说毫无压力。
其次，世界各国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规定企业的最低税率，没有丝毫的意义。这是因为各国为了吸引投资，可以巧立名目，减轻企业负担。譬如，美国一些州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实行能源补贴政策，凡是到美国投资，州政府可以给投资者能源补贴，一些州政府在天然气价格方面、土地使用方面，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帮助。
换句话说，税收竞争不是各国竞争的主要手段。各国为了争取投资，无所不用其极。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通过建设工业园区，为投资者提供厂房设备和各种配套服务。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投资，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即使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为了吸引投资，也会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譬如，为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补贴，或者为企业提供贷款优惠政策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取代税收竞争。因此，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对于美国提出的要求，没有拒绝的理由，因为他们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吸引外资。
第三，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来看，关税竞争已经退居次要位置，而非关税壁垒则越来越多。所谓非关税壁垒包括很多内容。譬如，一些国家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为企业设置各种障碍。还有一些国家借口动物福利保护，禁止一些国家产品进口。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在国家竞争中，税收竞争并不是主要竞争手段。主要工业国家达成协议，把全球最低税率设定为15%，可能会起到示范性作用，一些国家可以在税收方面减少优惠措施，但是，在环境保护各方面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吸引美国投资者到本国设立企业。
美国联邦政府试图通过统一税率，阻止本国企业外流。不过现在看来，“条条道路通罗马”，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吸引投资者。譬如，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加就业岗位，有可能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放松管制，吸引美国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再譬如，发展中国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免费向美国投资者赠送土地，以此来吸引美国企业设立工厂，增加就业岗位，解决当地贫困问题。
可以这样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提出的建议，可能是一个风向标，它会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采取更加灵活措施，以便吸引美国投资者特别是美国大型跨国公司。
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进行税收管制，设置统一的最低税率，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美国以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家之所以在制造业领域失去竞争力，根本原因就在于，参与国际分工，美国等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打破产业链，重新组合，将利润相对较高的环节或者部分留在国内，将生产线搬迁到发展中国家，进而把污染留在发展中国家。
美国等主要工业国家这样做，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但是，由于生产线搬迁到其他国家，美国就业岗位急剧减少，美国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许多城镇由于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美国共和党总统特朗普之所以在2016年总统竞选期间得到美国中西部地区选民的支持，原因也就在于此。如果美国不依靠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振兴美国的制造业，而是试图与发展中国家竞争，那么，美国竞争劣势将越来越明显。
美国人工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国家，除非美国大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代替劳动者，否则，美国要想在竞争中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居然异想天开，试图通过增加税收的方式，减少美国的财政赤字，为了防止美国大型企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要求全球统一税率，这是典型的强人所难。许多发展中国家并非不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也并非不知道提高劳动者工资的必要性，但是，他们除了降低劳动者的工资，牺牲环境发展经济之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
美国在制造业与发展中国家竞争，技术优势明显。可是，如果没有科技创新，那么，美国的技术优势会越来越小，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将会越来越弱。
美国所谓全球统一企业税率的做法，象征性意义大于实质性意义。各国的竞争是全要素竞争，社会费用或者社会成本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考虑到其他竞争优势，而只是在税率上做文章，一方面对大型企业提高税率，可是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大型企业转移海外，要求其他国家必须稳定税率，最终必然会导致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被严重扭曲。
不可否认，大型企业海外投资，是美国联邦政府各项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支持美国投资者抢占海外市场。美国高盛集团作为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在世界各地疯狂兼并。由于中国国有企业规模相对较大，美国高盛集团和美国其他华尔街投资银行不可能通过兼并的方式，吞并中国的国有企业，因此，他们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中国设立投资银行，由中国投资银行包装中国国有企业到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上市，并且通过廉价购买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从中获得巨额利益。
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通过购买中国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的股票，已经获取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利润。这是美国掠夺中国国有企业的罪证。如今美国希望本国企业开工生产，增加就业岗位，振兴美国的制造业，可是，世界经济已经从工业经济进入网络经济，并且大踏步地跨入数字经济时代，美国财政部制定的税率政策，可能会让更多美国投资者和美国企业转移到海外，美国经济振兴计划有可能会彻底流产。
总而言之，主要工业国家之所以统一全球最低税率，是因为美国联邦政府制定政策，对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征税。为了防止跨国公司将企业搬迁到税率相对较低的国家，美国财政部异想天开，提出主要工业国家达成协议，把全球最低税率设为15%，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投资，确保美国联邦政府制定的拯救经济计划达到预期的效果。
主要工业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一定会阳奉阴违。毕竟吸引外国投资发展本国经济，是主要工业国家的基本经济政策。
虽然近些年来，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但是，为了振兴本国经济，主要工业国家仍然张开双臂，吸引海外投资者。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许多投资者已经到英国、加拿大和美国投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更多的商业机会。不过现在看来，西方国家的投资环境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国联邦政府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对大型企业增加税收负担，如果投资者到美国设立企业，就等于自投罗网。
中国并不担心主要工业国家达成的协议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税收制度是典型的“企业税收制度”，80%到90%税收来自于企业，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相对较少。所以，中国企业税收负担相对较重。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减轻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的税收负担，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企业税率普遍在25%左右，规模以上企业税率甚至达到30%，因此，中国并不存在企业税率相对较低的问题。
第二，中国税收制度是典型的间接税制度，生产阶段税收负担相对较重。企业购买原材料和生产商品如果没有采取适当的规避税收措施，那么，生产产品有可能会包含大量的税收。中国企业缴纳增值税构成中国企业税收的基础，而增值税就是典型的间接税。缴纳增值税的企业，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每个环节增值部分相对较低，否则，增值税的税收负担会相对较高。
虽然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规模降低企业的增值税负担，但是从整体而言，企业的增值税负担仍然相对较重。国家领导人显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多次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大规模降低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增值税负担。笔者甚至提出建议，可以对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实行固定税率，甚至可以对微型企业试行全部免税政策。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企业休养生息，使我国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有能力发展壮大。
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可能在转型国家中是最高的。只不过中国一些税收专家不承认这一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是中国重要的纳税主体，他们缴纳的税收是实实在在的税收。而国有大型企业虽然纳税相对较多，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价格调整，将税收负担转移给中小企业和消费者。
许多中小企业生产终端产品，他们无法通过调整价格，将税收负担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一方面禁止大型企业通过调整价格将税收负担转嫁给中小企业，另一方面为中小企业提供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那么，我国企业税收负担可能会越来越重，中小企业生存可能会更加艰难。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大型基础性企业动辄每年获得数千亿元的高额利润，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国家应当对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银行实行严格的审计，大规模降低商业银行的成本，与此同时，坚决禁止国有大型银行和其他国有大型企业通过调整价格和服务费用的方式，将税收负担转嫁给终端消费者。
如果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国有大型企业税收制度不合理问题，那么，我国企业的竞争能力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的竞争力将会迅速增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将会拥有更多市场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