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了，台灣“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隔閡仍然清晰可見。

　　這就是“二二八”給今日台灣留下的遺產。

　　更為可怕的是，59年的時間讓許多當事人紛紛離去，在今日台灣政黨將“二二八”無限政治化的情況下，真相似乎更遠了。年輕人看到的、讀到的只是政治化的“二二八”，而不是台灣的“二二八”。

　　不同解讀

　　筆者的採訪是從花蓮開始的。但沒想到的是，很少有受訪對象能完整地表述整個“二二八”事件的起源，但是他們卻能毫不費力地對整個事件進行評價。

　　中學教師王殊靈今年28歲，算是一個本省人。他對記者說：“馬英九的表述根本就是在替外省人的罪行掩蓋，國民黨殺了那麼多台灣人，現在卻出來做這種無用的道歉。如果他們真想道歉，就應該懲辦凶手，還台灣人一個公道。”

　　筆者問王殊靈：你對于“二二八”的認識都是從哪里來的。他說是從課本上學到的，但是課本上學到的並不准確，他身邊的人都告訴他，國民黨是禍首。

　　在離王殊靈所在學校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老者的水果攤。王德斌今年68歲，在這帶賣水果已經很多年了。說起“二二八”事件，王先生就不願意再談下去。他對記者說，馬英九趕緊道歉吧，“二二八”讓我們外省人多少年抬不起頭來。

　　台灣大學社會所助理教授範雲則認為，外省族群應要求國民黨，真正面對“二二八”的歷史責任，否則國民黨將無法脫離“二二八”是外省人的原罪這一陰影。

　　本省和外省

　　當一個帶著原罪的族群在台灣生活著的時候，他們感受的是一種自卑的情緒。雖然筆者也是外省人，雖然台灣曾經被國民黨統治了漫長的時間，但有時候在和綠營的民眾辯論時，仍然會在內心感覺到深深的不自然感，總覺得我們虧欠一些東西──雖然筆者理性地認為，“二二八”事件的責任並不能以族群來劃分。

　　但是，傷痕留下了就很難彌合。1945年台灣光複時，筆者許多朋友的父母都是連夜湧到基隆港，迎接國民黨軍隊的到來。81歲的長者高憲對記者說：“台灣受了那麼多年日本的統治，所以當時我們都非常興奮。我聽說這個消息的時候已經是夜里11點多了，當時就跑出門四處通知我的朋友，讓他們一起去基隆接國軍。”

　　“沒想到，這些人到了台灣以後，國民黨對台灣實行掠奪式的經濟管理，弄得大家的生活不僅沒有改善，反而更差。之後矛盾越來越深，在1947年才有了‘二二八’事件。”高憲對記者說，此後他就對我們外省人有了看法，認為我們是在對本地人進行掠奪，並不惜動用殘暴的手段。“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也有了很多外省人的朋友，但是想起那段日子，我還是不太能原諒幾十年前的那些國民黨人。”

　　正是這種隔閡，致使許多台灣人開始相信綠營的泛政治化“二二八”解讀，許多台灣本省人直言不諱地告訴筆者，“二二八”之後，很多台灣本省人有了搬離台灣的想法。“如果說日本人我們還可以仇恨的話，那麼國民黨的所作所為則讓人痛心和失望。從那時候起，有些人開始重新思考台灣的前途。”

　　泛政治化的“二二八”

　　“二二八”之後，國民黨戰敗而逃到台灣，本就對外省人有了成見的台灣人又開始經歷一段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二二八”在台灣成了一個禁忌，無人敢提。這段日子讓台灣人變得壓抑，對于國民黨政權非常畏懼，但是那些試圖抹去不幸記憶的企圖並沒有任何效果，反而將“二二八”政治化得面目全非。

　　從民進黨參與台灣政治的角逐以來，每年“二二八”的活動都多得讓人眼花繚亂。“二二八”成了“台獨”離間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最好武器和工具。再加上國民黨方面一直企圖淡化“二二八”事件對自己的衝擊，致使民進黨一會兒出台報告，一會兒組織受害者及其家屬集會，讓許多並不了解那段歷史的台灣人形成了一個強烈印象：“二二八”是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決斗。

　　所以，今天的台灣仍然不能完全擁有種族的和解、歷史的真相以及為民的政治。每個政治家都在尋找自己的“二二八”，而普通台灣人則在分裂中承受矛盾和不理解所帶來的苦痛。

　　與其說“二二八”留下了遺產，倒不如說“二二八”從來沒有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