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经略说
3.4 春秋
3.4.2
孔子作《春秋》的动机何在？目的何在？意义又何在？《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时，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据此可以推论出以下七点：其一，以孔子之见，名垂不朽乃人生的奋斗目标。其二，孔子作《春秋》之动机在于留名于后世。其三，以孔子之见，留名之最佳方式为立功、立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通过著书立说以留名，不过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其四，孔子之《春秋》貌似历史而实为假借历史的名义以鼓吹其政治观点的意识形态之作。其五，司马迁所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的观点，于理不通。恰恰相反，孔子《春秋》因政治观点而歪曲或掩盖历史真相之举，恰好令“乱臣贼子”之行径得以隐而不显。举例而言，倘若修史者的史笔皆如孔子之《春秋》，后世从何得知吴、楚、晋君的“违法”或者“违礼”的行径？后世既然无从得知“乱臣贼子”之“乱行”，“乱臣贼子”何惧之有？其六，如果孔子之修《春秋》确有令“乱臣贼子惧”的目的，则《春秋》显然是一部失败之作，因为篡位、弑君、造反、以下犯上等等孔子视之为“乱臣贼子之乱行”者，在后世屡见不鲜，并不曾因有《春秋》的存在而绝迹或者减少。其七，先秦史官本来素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纪实而不隐讳的优良传统。孔子修《春秋》，混淆政治与历史，为政治目的而牺牲历史真相，开后世修史为尊者讳之先河，实为孔子一生最大之污点。《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窃料孔子自知《春秋》有违修史以事实为重的传统，故发此言。裴駰《史记集解》引刘熙曰：“知者，行尧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见贬绝者。”见贬绝于《春秋》之王公早死于孔子作《春秋》之前，何能因《春秋》而罪孔子？刘熙之说，实如痴人之说梦。
与《左氏春秋》不同，《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之为孔子《春秋》之注释，无可质疑。两者皆着眼于意识形态，其传文基本上是对孔子《春秋》经文逐字逐句进行意识形态的解释。兹举一例如下，以见一斑。
《春秋·隐公元年》经文：“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公羊春秋·隐公元年》传文：“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出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穀梁春秋·隐公元年》传文：“元年春，王正月。虽无事，必举正月，谨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对于《春秋》经文“元年春王正月”六字以及不曾在这六字之后记录隐公即位之事实，公羊、穀梁两传喋喋不休，各自写下数十百言，不禁令人回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曾经风行一时的无限上纲的手法。孔子编纂《春秋》之时，真有这么多隐藏的含义在？就逻辑而言，言之不成理：倘若真有这许多含义，孔子为何不明书之，却令后人作种种无端之猜测？就推理而言，两传所云，往往信口开河、穿凿附会，甚至与经文相矛盾。比如，《春秋》经文书“春”而不书“正月”之处屡见不鲜，并非如《穀梁传》所云“虽无事，必举正月”。又如，《公羊传》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如果《春秋·隐公元年》经文“王正月”三字之意在鼓吹“大统一”，当如何解释《春秋·隐公二年》、《春秋·隐公五年》、《春秋·隐公六年》等处经文之仅书“春”而不书“王”？
不过，既然孔子作《春秋》的动机本是意识形态的，《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着眼于意识形态的注释方向并无可非议，汉代经学家大都排斥《左氏春秋》而推崇《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的态度也可以理解。至于《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究竟哪一种更能体现孔子《春秋》的本意，则不易言之，两者皆不合孔子之本意也未可知。汉武帝设立《春秋》博士之时，曾经在二者之间举棋不定，最终之所以选取《公羊春秋》而舍弃《穀梁春秋》，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可知，与两传的内容本身并无关系，而是关系到三个人物。
第一个人物是鲁诗传人江公。江公亦称江生，可见史佚其名。所谓“公”与“生”，皆为尊称为非其名字。江公不仅从鲁申公习《诗》，也从鲁申公习《穀梁春秋》。第二个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以治《公羊春秋》在汉景帝时为博士。第三个人物是公孙弘。公孙弘以治《公羊春秋》在汉武帝时以博士征，官至丞相、封平津侯，为汉代设立学官的主要推手。
江公与董仲舒皆得宠于汉武帝，汉武帝令二人辩论《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之高下，江公口呐，争辩不过董仲舒。公孙弘虽然与董仲舒私交不睦，毕竟同为《公羊春秋》学派，亦出手相援，汉武帝于是舍弃《穀梁春秋》而仅立《公羊春秋》于学官，以董仲舒为《春秋》博士以掌其学。
《公羊春秋》亦称《春秋公羊传》或《公羊传》，虽然最早得以立于学官，其实却是一部来路不明之作，先秦文献未有言及之者。就版本而言，则仅有今文本而无古文本。由此推测，《公羊春秋》之成书，当在西汉之初。据《汉书·艺文志》，《公羊春秋》作者为齐人公羊子。“公羊”，复姓；“子”，尊称。称“子”而不名，当因不知其名为何所致，与称江公、江生而不名同出一理。唐颜师古《汉书注》曰：“名高”，而不云出处。汉人已经不知其名，唐人缘何能知？故公羊高之说，倘若不为无稽之谈，则必为道听途说之辞，未足信。据《史记·儒林传》，最早传授《公羊春秋》者，为董仲舒与胡毌生，两人同在汉景帝时为博士。至于董仲舒与胡毌生之学从何而来，则并无记载。东汉何休、戴宏等称子夏传其学于公羊高，戴宏更细说公羊高五代口授相传，至胡毌生而写成定本。以子夏为鼻祖，亦同《诗》学流派之追源溯始，毫无根据，属于凭空之附会。至于公羊高五世相传至胡毌生云云，以年代的差异考之，绝无可能，属于不明史实的低级臆造。要言之，公羊学派如同《公羊春秋》一样，属于来路不明。
后代之论《公羊春秋》者，大都注意两点。其一，“大一统”说。其二，“三世”说。所谓“大一统”说，缘《公羊春秋·隐公元年》传文“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一语而来。后人有视“大一统”说为《公羊春秋》之出不得早于战国之证据者，甚至有人疑心《公羊春秋》为巩固汉代的中央集权制服务。其实，《公羊春秋》所谓的“大一统”，未必是由秦开创、经汉继承的郡县制的大一统，很可能只是发扬由孔子堕三都所放映的封建制的大一统。董仲舒《春秋繁露·二端》曰：“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由此可见，董仲舒正视《公羊春秋》之“大一统”，为封建制的大一统说，而并非郡县制的大一统说。董仲舒为西汉《公羊春秋》学之官方权威，董仲舒既然如此说，足见后世疑心《公羊春秋》为巩固西汉郡县制的大一统服务之说，实乃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有违历史的事实。
所谓“三世”说，本诸董仲舒《春秋繁露》。《春秋繁露》将《春秋》所记分为“所见世”、“所闻世”与“所传闻世”。如果孔子之前没有历史文献，或者虽有而孔子不取，则董仲舒之“三世”说或者言之成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上所述，孔子之作《春秋》依据的是前人的史记。无论这前人的史记是周之国史、鲁之国史、其他诸侯国之国史，抑或各国国史兼收并蓄，孔子《春秋》所记，虽不必是孔子所能亲自见之世，就理论而言，都可以是所依据的历史文献原作者的“所见世”，而不必为原作者的“所闻世”或者“所传闻世”。《春秋》之所记，始于鲁隐公元年，为时甚晚，早已不是传说世代，故就事实而言，孔子所依据的史记，必为原作者之“所见世”无疑。依据原作者对“所见世”所作之史记而编撰自己的史记，即使其中包含自己所不能亲见者与亲闻者，不得谓之“所闻世”与“所传闻世”。董仲舒之“三世”说既然言之不成理，由此而产生的种种推理自然更加不足道，不值得一驳。
其实，董仲舒藉以见重于当时的，并非“大一统”说或“三世”说，而是天人感应说。《史记·儒林传》称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即其证明。
不过，董仲舒“未尝不得所欲”之说，与事实并不相符。《史记·儒林传》记载了这么一段史实：董仲舒“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布舒不知其师之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 由此可见，董仲舒因预测灾异而几乎见杀，何“未尝不得所欲”之有？
由董仲舒之几乎见杀，可见所谓天人感应之说，并无逻辑可循、事实可稽，出自名儒之口便为圣贤之言，出自无名氏之口即为下愚之说。汉武帝之所以赦免董仲舒，仅因知其为董仲舒。倘若《灾异之记》之作者确为无名小卒，其结果之为“杀无赦”可想而知。董仲舒既然以论灾异、推阴阳为专长，必然以灾异之说、阴阳之论为“道”之所在。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董仲舒因惧死而不敢再言“道”，其为人之不足道，亦可想而知。以董仲舒这样的人为其鼻祖，《公羊春秋》学派有何学术价值可言，也自然是可想而知。
《穀梁春秋》亦称《春秋穀梁传》或《穀梁传》，《汉书·艺文志》称其作者为鲁人穀梁子，颜师古《汉书注》曰：穀梁子“名喜”，其学相传出自子夏。颜氏注与子夏之传说，皆与《公羊春秋》如出一辙，同为无稽之谈亦如出一辙。《汉书·艺文志》仅称作者为穀梁子而不名，足见作者究竟为谁，在汉代已不甚了了，唐人缘何可知？作者既已不甚了了，其源之所从出，缘何而得知？追溯至子夏，无非是虚张声势。同《公羊春秋》一样，《穀梁春秋》也只有今文本而无古文本，其成书的年代想必亦不会早于先秦，大抵同为西汉初年之作。其学，只能追溯至鲁人申培而止。
后世之论《穀梁春秋》者，大都津津乐道其中“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一语，更因《穀梁春秋》之学传自申培，而《史记·儒林传》称申培传《诗》“疑者则阙不传。”遂以为《穀梁春秋》学派主张反映历史真相的史学观。其实，如此这般推论，实属断章取义。按“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一语见《穀梁春秋·庄公七年》，全段文字为：“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见。恒星者，经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谓之昔。不见者，可以见也。夜中星陨如雨。其陨也如雨，是夜中与？《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中之几也，而曰夜中，著焉尔。何用见其中也？失变而录其时，则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陨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见，而不知其陨也；我见其陨而接于地者，则是雨说也。著于上，见于下，谓之雨；著于下，不见于上，谓之陨，岂雨说哉？”
“恒星不见”之“星”与“星陨如雨”之“星”，本非同一星，而《穀梁春秋》混淆为一；有关“夜中”之疑，亦莫名其妙而生。以全段文字观之，正《穀梁春秋》以不知为知，以臆想为事实之证，何“著以传著，疑以传疑”之有？
汉武帝创设五经博士之时，《穀梁春秋》虽然未得立于学官，至汉宣帝之世，《穀梁春秋》学派却时来运转，一度后来居上。两传官方地位的转换，亦大抵因人事而起而无关两传本身之优劣。《汉书·儒林传》称：“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 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 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
所谓“卫太子”，即汉宣帝之祖，因巫蛊案见杀者。鲁人而偏袒鲁学，自可理解。因孔子为鲁人从而推论鲁学之必然胜于齐学，则纯属荒唐无稽之论。倘若孔子学术之真谛只能在其乡人之间传播，立于学官予以推广之意义何在？不过，韦贤等人的推理虽属荒谬，却可以从其论点推断：《公羊春秋》与《穀梁春秋》出自子夏之说在汉宣帝之时必然尚未出现。否则，两传既然皆同出子夏，何可以鲁学、齐学区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