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柞里子:秦失其鹿 (7)

(2009-03-18 21:06:37) 下一个

     赵正是个认真的人,听了李斯的推荐,并没有立即认同,他要看证据。这个不难,韩非有著述在。写书,得有时间,执政的人往往没时间写,所以既执政而又有著述传世的人极少。韩非渴望从政,可惜韩国国君视之为书呆子,不用他,所以韩非有大把时间在琢磨与抒发从政与谋政之难。结果就是写下了一本后世称之为《韩非子》的著作,其中“说难”一篇尤其脍炙人口。李斯具眼,单把这一篇挑出来呈送赵正,赵正一看之下,果然大为欣赏,于是留下韩非,拜为客卿,正中李斯之怀。

    

     接下来的事态,亦如李斯所料。韩非一旦留秦为客卿,立即攻击姚贾不遗馀力。怎么不攻击同样出身微贱的李斯?因为李斯不如姚贾那么红得发紫,也因为李斯是韩非的引荐者。第一点,就战术而言,无懈可击。至于第二点,那就说明韩非还真是书呆子气十足了,根本没看出李斯在把他当枪使的意图。韩非首先攻击姚贾出使诸侯时夸大自己的地位,用钱铺张浪费等等。这类攻击不怎么高明,更加说明韩非之呆。姚贾轻而易举就反驳成功:出使者身份不重,怎么能取信于诸侯?出手不大方,怎能笼络得住诸侯左右亲信?

     输了第一招,韩非不懂得激流勇退之道,继而进行人身攻击。“姚贾出身下贱,世代为大梁监门。在魏国曾犯偷盗之罪,出仕赵国而见逐。任命这么一个无赖的贱货为秦国之使,实为秦国之耻,何足以激励群臣、延揽天下贤能之士?”

     韩非这席话,令赵正心中暗笑。不过,既是暗笑,当然没有表露出来,不仅没有表露出来,赵正还原话照搬过去质问姚贾。目的何在?在于看看姚贾如何反驳。

     姚贾道:“太公望、管仲、百里奚都出身寒微,也都见逐于其旧主。结果如何?太公望辅佐周武王创立周朝,管仲与百里奚分别辅佐齐桓公、秦穆公称霸诸侯。能人难得无垢。洁白无瑕如卞随、务光、申屠狄,未必有能。即使有能,为人主者又岂能驱使之?是故虽有污垢而能者,明主用之以存社稷;虽有高世之名而不能立咫尺之功者,明主弃之而不赏。”

     赵正听罢姚贾的辩护,转而问李斯以为如何。李斯善于察言观色,明白赵正心中早已有了不利于韩非的断决,问他李斯如何,不过是试探他李斯的心意而言。于是,李斯及时调整战略目标,故作丧气之态,道:“姚贾这样的人,才是秦国需要的人才!臣不善于察人,虽与韩非同学数载,竟然未曾识破其真实面目。韩非对姚贾的攻击,不仅是狂妄自大、华而不实的表现,而且也显见其喜好挑拨是非、议论人短长的卑劣个性。恐怕是成事不足、败事有馀!”

     赵正听了,捻须一笑,道:“与寡人之见略同。”

     怎么处置韩非?拖出去砍了。可怜韩非白写了那篇“说难”,依旧因不会说话而枉自送了性命。

     没能把姚贾整下去,固然是李斯的不幸。不过,吉人自有天助,姚贾不久就因病而亡,李斯遂成赵正唯一信任的运筹帷幄之士。不出十年,赵正的秦国吞并关东六国,完成一统天下的大业。既成一统,如何统治?以当时丞相王绾为首的大臣,大都主张效仿夏、商、周的封建,请赵正分封诸子、功臣以为诸侯王,分天下而治。唯独时任廷尉的李斯力排众议,列举春秋战国诸侯纷争不已的事实,指出封建无助于国家之稳定与团结,还很可能适得其反。始皇帝赵正赞同李斯之议,把全国分成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大小官职,皆由朝廷统一任免,不得世袭。封建制从而从制度上彻底灭亡。李斯之仪既获施行,不久便由廷尉而戳升丞相。

     郡县制行之六载,相安无事。六年之后,博士淳于越却忽然从理论上挑起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之争。所谓博士,以讲授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为执掌。或问:秦不是搞什么“坑儒”么?怎么会有这类官职?秦朝确有“坑儒”之事,不过那是后话,当时尚未发生。而且,后来之所以会有“坑儒”事件发生,正是因为秦代其实乃是尊儒之始祖。因“坑儒”事件被后人大肆渲染,致令这一点彻底掩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下,至今未能真相大白。

     战国之末、秦兴之前,儒学本来已经近乎绝迹,实因秦之兴而获再生。何以会如此?原因很简单。战国之时诸侯之间斗得你死我活,儒家鼓吹的礼乐之制与仁义之道不救生死存亡之急,如何能够有人问津?什么学派在战国之末时兴?纵横家、法家与术家。简言之,纵横家就是游说之士,各以战略、战术之言游说诸侯,替诸侯办外交、搞阴谋。法家谈的是实际的治国的之道,术家谈的是主子如何驾驭人臣之术以及人臣如何迎合主子之术。二者本来道不同,不相为谋,后世误会、混称之为法家,概括管仲、李克、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等等等等。其实,只有管、李,商、慎才是真法家,申、韩乃是术家而非法家。

     秦始皇帝一统天下之后,纵横家首先亡,因为用不着了。法家、术家相继没落,因为没那么多主子供奔走。当然,纵横家、法家与术家的消亡与没落,未必替儒家的复兴铺设道路,只是说明令儒家的弱点暴露无遗的时代与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而已。秦的一统天下,不仅灭了六国、终止了一个历时九百年的周代,而且史无前例地终止了一个为时更加久远的封建制度。如此这般崭新的政权急需搞一套新的礼乐、服饰以显示新纪元的开端。秦始皇自以为功高盖世,不可不封禅勒石,以告天地。如何把封禅勒石、歌功颂德做到尽善尽美于是亦为当务之急。设计礼乐、服饰、封禅仪式等等,本是儒家的正统本行,阴阳五行一派更把这一套搞成神秘莫测、非阴阳五行家莫知所措的把戏。由此可见,秦之所急需,正中儒家之所长。弱点既不复存在,长处又恰为时运所需,故儒家随秦之兴而复兴,正如水之走下,势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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