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不相信自己是书呆子，不是好胜，不肯面对事实，的确是因为扪心自问，并不觉得有读书之好，也绝对不是“尽信书”之徒。直到一九七六年从北京到香港，这信念方才开始动摇。当时的香港同如今的香港相比，除去物价较便宜外，恐怕没有多大的差别。当时的北京同如今的北京相比，却是不折不扣地有天壤之别。一夜之间从当年的北京到当年的香港，感觉到的变化有多大? 如果想象不出，不妨设想一九七六年某天晚上在北京睡一大觉，醒来时看到的却是一九九六年的北京。
其实，就是如此这般如梦初醒，也未见得能与我当年从北京到香港所感受到的震荡相比拟。一九七六年的北京人同一九九六年的北京人至少说的是同一种北京话。香港人说的广东话，我却一窍不通。记得到香港的第一天适逢星期六，在电视上来来回回听到一句广告，以为从头到尾总算听懂了最后三个字是“星期六”，直到半年以后，方才当真听明白那句广告原来说的是“精工石英表创造计时的新记录”，与“星期六”了不相干。言语的不通，加上政治、文化、尤其是商业环境的截然不同，使我每次去商店买东西时都不免噤若寒蝉，呆如木鸡，唯一的例外是进书店。无论是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或三联书店翻看中文书刊，还是去辰冲图书公司寻找外文书籍，都能举止从容，神态自若。这时我才发觉在我的知识领域之中，能够不受社会环境影响的真知，除书之外，一无所有。如此说来，难道当真是书呆子不成?
经过香港的一番沐浴，一九八零年从香港去美国，虽说是去华夏而入夷狄，却不再有所谓“文化震荡”的感觉，想见一举手一投足都已经十足资本主义化了。然而，混饭吃的本事，除去与书湖交道之外，仍是一无所能。到美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普林斯顿大学洽谈一项钻故纸堆的工作。工作谈妥之后，接待我的某教授顺便带我在校园里走一圈。在路过一座花岗岩建筑时，这位教授特别告诉我那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图书馆。当时无暇入内参观，只是稍微放慢脚步，领略了一下外景。该馆地上部份当年只有三层，谈不上宏伟，门楼修得像座欧洲中世纪的城堡，倒是别有风致，整个建筑予人以浑厚朴实的印象。
尔后的一年多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所谓研究工作，这座图书馆成了我经常出没之地。初几次进入该图书馆，总不免被一楼大厅的豪华气派所吸引，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去的次数多了，自然也就熟视无睹，而始终令我欣赏不已的，倒是该图书馆的开放性。出入图书馆无须出示任何证件。美国的大学不像中国的大学，绝大多数没有围墙和门岗，甚至根本不存在大门，任何闲杂人等都可以随时出入校园。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门口既无人检查证件，也就是说任何与大学无关的人也可以进去看书。开放的书籍不限于放在阅览室内供人参考的工具书籍和报章杂志，而是地上地下八层书库一律开放。看中什么书，用不着假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自己从书架上取下来就是。外借手续也极简单，出门前去柜台验交一下工作证即可。
早在来美国之前，从《参考消息》上得知普林斯顿大学有座以“葛斯德”命名的图书馆，专门收藏中国木版古籍。据《参考消息》的报导，葛斯德是个美国商人，本世纪初从美国去北京经商时感染目疾，经北京协和医院的外籍西医治疗无效，通过朋友的推荐，敷用河北定县马氏眼药膏，即刻生效。葛斯德于是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开始大量收集中国古籍。开始时专意医书，逐渐涉挚其他领域。葛斯德离开中国时，又委托其在美国领事馆任职的朋友代为继续收购，运回美国。经数十年的累积，收藏数量颇为丰富，其中善本数目亦相当可观，业已成为不可多得的中国古籍的宝藏。在葛斯德故去之后，其家人把葛斯德的收藏全部赠送给普林斯顿大学，由普林斯顿大学设专馆珍藏。
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之后，方才知道经《参考消息》转载的报导与事实稍有出入。葛斯德图书馆虽然是设在普林斯顿大学之内，葛斯德的收藏却并非普林斯顿大学所有。原来接受葛斯德家人赠送的并非是普林斯顿大学，而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不少人误以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部份。其实，二者是两个比邻却了不相干的学术机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素来以理科研究为主，在接受葛斯德的收藏的时候，根本不存在文科，得了这笔宝藏却形同废物。碰巧负责这批图书转手的人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此人趁便做了笔顺水人情，说服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把这笔收藏寄存在普林斯顿大学，托普林斯顿大学代为管理。如今设在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所在的帕米尔楼中的葛斯德图书馆，实际上是属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葛斯德的收藏和属于普林斯顿大学自己的收藏的混合体。普林斯顿大学自己采购的书籍毫无版本上的价值，实用而已。
帕米尔楼是座有年头的建筑，而且大有年久失修的景象。一楼的水泥地面满是裂纹，二楼的地板踩上去嘎然有声。这座楼本是物理系的所在，地下室曾经堆放过含放射性的物质，一楼有间房间据说曾是爱因斯坦的办公室。物理系早已乔迁现代化的新楼，东亚学系不是显学，祭不起财神爷，盖不起新楼，只得拾人余唾。葛斯德图书馆既然设在如此这般的楼房之中，所谓设专馆珍藏葛斯德的珍藏云云，自然也是夸大不实之词。不过，这图书馆倒是管理得极好，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在开放这一点上，也不让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总馆专美。除去善本之外，其余的书籍，包括不少如今已成绝版的线装书，都一律开放，任人取阅或借读。对于东亚学系的工作人员，优待有加，外借书籍，既不限量，有不限期，可以保留到有他人索取时归还不迟。当年我趁此便利，陆陆续续从葛斯德图书馆搬回家中的书籍不下百余册，使我那间本来徒有四壁的书房得以名实相去不远。
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建筑典雅，环境幽美，兼有湖山平畴之胜，素来号称美国大学校园之冠。不过，这里所说的只是闻名遐迩的主校园，也是一般人所知的唯一的校园。其实，顺着主校园东侧的一号公路北行约三英里，在公路东边的树林深处，还隐藏着一个专供研究之用，罕为外人所知的分校园。说“隐藏着”，绝不是故弄玄虚，因为这校园有一片茂密的树林作为天然屏障，即使在冬天树叶邈光的时节，园中的建筑也只是依稀可见。此外，校园的入口设在一沭弯弯曲曲的小路的尽头，极不起眼，稍不小心就会错过。门口设有岗哨，却不悬挂招牌，非出示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证不得其门而入。驰过一条曲折的幽径，一座空旷的飞机场赫然在目。据说有飞机场的大学，全美国仅有两所。不过，这飞机场上经常停放着的，只是些供练习用的滑翔机，毫无保密的价值。机场的南面错落有致地铺开十来座三，四层的楼房。楼房的大门一律上锁，有一，两座楼的墙上挂着诸如“能源部”，“环境保护部”的牌子，不知设在这些楼里的研究所真是同这些部门合作的机构，还是挂羊头卖狗肉，另有文章。更多的楼房则标记缺如，像一首首无题的诗，个中奥妙费人思量。据说在这些楼里进行的研究项目都是由国防部资助的。
不言而喻，这座校园之所以进路隐蔽，门禁森严，自然是因为有这些值得上锁而不愿挂牌的办公楼的缘故。但是，最值得保密的，据说还是一座视而不见的图书馆。想要进入这座沉埋在地下的秘密图书馆，非要有由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亲自签发的特殊借阅证不可。保密得如此严格，可见馆中珍藏的一定不是公开发表过的书刊，而是未经发表，或不得发表的文件。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倒极可能是一些不屑一顾的东西。有这么一座深藏不露的图书馆，其实并无损于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开放性。提到这座图书馆，只不过是不想令人误会，以为美国人不知内外有别，一切公开。
普林斯顿大学距美国首都哥伦比亚特区不算远，开车不出四小时即可抵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年，曾抽空去哥伦比亚特区游览一回。哥伦比亚特区值得观赏的名胜不少，对我最具吸引力的，却是闻名已久的国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无论就藏书的数量还是就藏书的质量而言，都居世界第一位。既已知其为世界第一，想像中这座图书馆或宏伟壮观，或典雅秀丽，却不料行到国会图书馆门口时，发现那建筑平庸得无足称道。更令人诧意的是，该图书馆的书库竟然是不对外开放的。所谓“不对外”，不是指不对外国人开放，而是身非议员或有关工作人员者，一概不得入内，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那种任一切闲杂人等出入自由的情形相比，简直判若天渊。
吃过闭门羹后，颇不甘心，想起该馆中文部的负责人来自台湾，或许能看在本是同根生的份上予以通假。找到这位台湾同胞倒是不难，只是提出入内参观的请求之后却见到一脸难色。说是碍于规章，不疑违例。话说极为有理，表达方式也极为得体，不能强人之难，只好挥手道别。却不料临出大门，对方又突然变了主意，说不便参观的真正原因在于地方太小，书太多，书架与书架之间都堆满书，走起来极不源便，但是如果一定想看，他还是能网开一面，只是时间不得太长，以十分钟为限。走进书库一看，发觉地方果然拥挤不堪，而且零乱非常。据说大多数人在看到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的真迹之后，都感到失望。在参观过国会图书馆之后，我也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所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诚非虚语。
国会图书馆虽不对外开放，却参加各大学图书馆的馆际交流协作。通过这种交流协作关系，你可有从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大学图书馆借到你自己的学校的图书馆所没有的书籍。比如，有一次我需要的某书在全美国只有耶鲁大学图书馆有一册。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填写一张转借单，交给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外借柜台，不出两星期就由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把我所需的书转交给我，堪称便利。
另有一回，我需要的一本书只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方图书馆有，因为纽约离普林斯顿大学只有一小时的距离，而我又急于查看书中极小的一个段落，与其通过转借的方法，不如自己开车跑一趟。哥伦比亚大学是我见过的美国大学中唯一有围墙的，大概是位于纽约市区治安欠佳的地段，不得不尔。哥伦比亚大学的东源图书馆设在一座阅历颇深的旧楼房里。进得大厅，只见书报杂志从书架一直堆放到地板。其杂乱无章，同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的井然有序形成鲜明对比。我要的那本书，书库内没有，询问柜台，却并无外借记录，不是藏在某堆乱书之中无从寻觅，就是不翼而飞了。六十年代国内时时传闻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图书馆馆长，以为胡适在美国混得很得法。来美国之后才知道图书馆长，博物馆长等在美国并不是什么高等学术职务。况且，胡适也并不是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只不过是这所东方图书馆的主任而已。名之曰“主任”，其实不过是个管理员，因为并没有任何馆员归这位主任指挥，其处境其实是不堪潦倒。
离开普林斯顿大学之后，做了几年加州居民。住的地方离柏克莱加州大学不远。这里所说的柏克莱加州大学就是《参考消息》时常提到的所谓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当时在国内时常纳闷，〔分校既然如此出名，为何从来不曾听人说起其本校? 原来把这所大学称这为分校，乃系出于对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误解。加州州立大学分高低两个层次。高层共有大学九所，全都名之曰“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九所在地名予以区别。设在柏克莱 (Berkeley) 的称之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设在洛杉矶(Los Angeles)的称之为“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如此等等。九所大学共有一个名义上的校长，而各自有一位副校长。其实，名义上的校长不如说是加州高等教育厅的厅长，而所谓副校长乃是实在的校长。九校之中以旧金山加州大学最为特别，名为大学，其实只是一所医学院。一般美国医学院只收大学毕业生，而这所大学却收大学本科生，可是不是收一批，甚至也不是收一小撮，而是只收一，两名。在这九所大悝之中历史最久，名气最大，地位最高的，是位于柏克莱的这一所。如果加州大学系统真的有所谓本校，分校之分，那么，设在柏克莱的这一所，会成为当仁不让的本校，把它误称为分校，实在是冤哉枉也。
因为住得离柏克莱加州大学不太远，周末时常到该校园去散步。该校园的自然环境不俗，有山有涧，天气好的时候，登上山顶，隔海的旧金山金门大桥隐约可见。每逢云雾缭绕，则对岸的摩天大厦婉如海市蜃楼般虚无缥缈，别有一番景致。校园中的建筑却不敢恭维，绝大部份既不典雅，亦不摩登。大学图书馆总馆依山而造，侧临登山的大道，予人以欠缺门面的感觉。该图书馆虽然也对加州居民开放，但要凭加州的驾驶执照办理借阅证，不能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那样随便令人出入。记得初次办理借阅证时，索价二十五美元，有效期一年。第二年续办，年费就涨到五十美元。
按规章书库根本不开放，借书要填卡，由图书馆工作人员入书库代为取出，手续同国内大多数图书馆差不多。但这规章执行不严，很多人都直接进书库自己找书，我只遭挡驾一次，其余的时候，只靠挥一挥手上的借阅证就被放行了。横过上山的马路，与该图书馆隔路相望的一座小白楼中设有大学的亚洲图书馆。但这里只放现代书刊，中文的古籍在柏克莱加州大学显然乏人问津，因而被名副其实地束之高阁了。这间名副其实的藏书阁，设在生物系图书馆的顶楼和阁楼。顶楼由一条专用电梯与地面相连，顶楼和阁楼之间则由一条铁梯相通。每次上得楼来，总是空无人迹。那条专用电梯运行起来颤悠悠的，令人担心搞不好会出毛病。
美国人有句所谓“墨菲定律”，大约相当于中文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这样的俗话。这话不巧在这条电梯上言而有中。某个星期天，有朋自远方来，要我去接机，从家赴机场正好路过柏克莱加州大学，遂提前两小时出门，趁便去这间藏书阁消遣一番。上去时电梯没出问题，下来时电梯也运行正常，只是降到地面时，梯门不张，不得其门而出，只得按下电梯内的警铃呼救。大概是因为星期天没有执勤人员上班，图书馆里又不巧一时无人，警铃足响了二十分钟才有个学生闻声赶来相助。合二人之力内外夹攻，终于能破门而出。不巧之中的大巧，是那“墨菲定律”在飞机是否会晚点上也灵验不误，虽晚到机场，却没耽误接人。
这些都是题外的话，真正应当交带的是，这间藏书阁的收藏质量极差，供消遣都不能算好，更遑论供研究之用了。不知是否正因为此，这些图书才被如此这般打入冷宫，还是柏克莱加州大学没多少人从事古籍的研究，才使古籍的收藏如此贫乏，而只配坐冷板凳。除去这间阁楼和亚洲图书馆外，在校园南门外有个中国问题研究所，那里也有些有关中国的当代书刊。南门本是校园南端的界限，后来校园扩张了，这座大门变成园中之门，而中国问题研究所所在的那集楼房也就成了园内的建筑。但这研究所始终不是大学的一部份，而是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一个独立机构。名之曰研究所，其实不过是间阅览室和对当代中国问题感兴趣的人的聚会场所，并谈不上什系研究。阅览室中的书报种类零乱而不齐全；书籍的收藏量极少，也徊毫不成体系。无论是书刊的数量和质量，还是阅读环境，都不能同漆湾对岸的胡佛亚洲研究所的图书馆相提并论。
胡佛亚洲研究所坐落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园之内，却也不是斯坦福大学的一部份。不仅不是斯坦福大学的一部份，而且还时常同斯坦福大学摩擦，原因在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斯坦福大悝“左”，而胡佛亚洲研究所“右”。这里所说的“左”和“右”当然是美国的“左”和“右”，不可同中国的“左”和“右”混淆。胡佛亚洲研究所的图书馆的阅览室是座玻璃和金属结构的现代化单层建筑，高敞而明亮。冷气和暖气都开得足，故兼有冬暖而夏凉的优点。唯一的缺点是玻璃墙同通风设备之间似乎存在共鸣作用，每逢暖气或冷气吹起来时，室内的空气振荡得有如万马奔腾。阅览室内中，港，台的报纸杂志兼收并蓄，种类齐全，而且免费对外开放。自从发掘到这一出处之后，就很少再去设在柏克莱加州大学内的中国问题研究所。令人遗憾的是，在这间阅览室消磨个够之后，不能顺便去近在咫尺的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一九八二年的时候，一张一年有效的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借书证索价二百美元，不是像我这种收入的人所乐于付出的代价。
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中，我最熟悉的，数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顾名思义，芝加哥大学当然在芝加哥城。这顾名思义的因素在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历史上都起过一次极其重大的作用。五十年代初，芝加哥大学所在地段治安急剧恶化，以至校方以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具体的搬迁计划是迁往当时尚无名望的斯坦福大学。正当图书已经装箱待发之际，芝加哥大学高层走马换将，拟订搬迁计划的校长卸任。新校长是否中过孔老二的流毒，无案可稽，却显然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的信徒，以为芝加哥大学既然叫做“芝加哥大学”，搬到芝加哥以外去不成体统，遂打消搬迁的计划。想当年芝加哥大学建校之初，如果不是用地名作校名，如今的芝加哥恐怕就不会有这么一所名满天下的高等学府了。而如果芝加哥大悝当年真的迁往斯坦福大学校园，斯坦福大学大概会遭芝加哥大学合并，也不会有今天后来居上的机会。
芝加哥大学的图书馆是座钢筋混凝土的庞然大物，无论从正面或侧面看上去，都像座城堡，但不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那种古典的味道，而是彻头彻尾的现代派造型。这种风格同隔路相望的一排哥德式建筑完全不相称，妙在却绝不予人以格格不入的感觉，可能是因为图书馆本身占地极广，俨然自成一个体系。在图书馆北侧不远有座铜塑原子弹纪念碑，看上去像是朵大写意的蘑菇云，倒是同图书馆的风格配合得很好。原子弹纪念碑之所以设在芝加哥大学，是因为主持第一颗原子弹工程的费尔米等人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执教，美国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就设在芝加哥大学某座体育馆内。事到如今，不过相隔六十来年，当年那座体育馆而今安在?竟然没有官源记录。窃以为今天的图书馆就是在那座体育馆的废墟上兴建的，猁不然这原子弹纪念碑凭什么要立在这图书馆旁边呢?
该图书馆内的装修极粗糙，或者不如说根本谈不上什么装修。司马光《独乐园记》中的那句“墙圬而已不加白”，正好可以在形容这图书馆时派上用场。不过，美国人的不装修，大概不是像司马光那样有意为之，极可能是经费不足，只得草草了事。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常来这座图书馆的地下第二层，那里是经济和商业管理期刊阅览室的所在。常来这里是因专业的要求，不得不尔。自己载乐意去的，是设在地上第五层的亚洲图书部。这里的中文书报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及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斯德图书馆，但是比柏克莱加州大学却高明多矣。这间亚洲图书部有一排朝阳的玻璃窗，窗前有沙发多张。冬天晴雪的日子，找张中文报纸，躺在沙发上欣赏窗外的雪景，享受窗下的阳光，那种懒洋洋的情调至今令人回味无穷。
不过，总的来说，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算好。自从见识过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那种开放之后，凡是不够开放的图书馆在我看来都不够意思，而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恰好是我所见过的图书馆中最不开放的一个。进门要出示学校的证件自不在话下，而且查得极严，凡是未经注册处盖章的学生证一律无效。即使有学籍，只要是这学期不曾选课，就不得其门而入了。校友可凭校友证进大门，但是必须立刻办一张当天有效的临时证件才能合法在图书馆内走动。想要借书，不缴钱是休想的了。索价几何记不大清了，好像是同斯坦福的价格差不多。至于同芝加哥大学无缘份的人，即使只是想在门厅里的目录室走一走也免谈。出门不再查证件，但是要搜手提包，包中若有书，就得一本一本拿出来经看门者过目。
芝加哥大学图书管理学研究生院也设在图书馆同一幢楼里，是全美仅有的几个设有博士生班的图书管理学院之一。作为一个行业，图书管理学在美国极不吃香，不吃香到需要到外国进口人员的地步。在美国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中极容易碰到来自台湾的管理人员，因为来美国学图书管理是移民的捷径。美国各大学的工学院有极多外国留学生，那是因为美国人视微积分为畏途。美国人少有读图书管理学倒不是愁难，而是觉得枯燥无味。现在的美国人很少把“有趣”同“脑力活动”联系在一起，像围棋这种高层次的脑力游戏在美国没有市场且不说，就像桥牌，国际像棋之类的游戏如今在美国也极少有人问津。明乎此，没有什么人愿意同图书打交道也就不足为怪了。我认识几个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美国人，本来都已在文学或历史等学科修到博士学位，只因本行就业艰难，在几经失业的彷徨之后，才不得已再进图书管理学院，混个硕士头衔来图书馆谋生。
说来奇怪的是，图书管理学这一行虽然没人愿意干，图书馆在美国却相当普及。大城市的图书馆规模往往相当可观，就连一些县立图书馆也通常设备不错，而且往往下设分馆若干，分布各地，以便读者就近借阅。一般来说，这类公共图书馆缺乏学术性着作，不能藉以从事专业研究，但大都有不错的商业资料和儿童读物。有人次美国是儿童和商人的乐园，这说法在公共图书馆上验证不假。
我去过几次芝加哥市立图书馆，每此都是为了带上小学的女儿去借书。这座图书馆看起来有些像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宫殿，从式样上判断，大概建于一八七零年芝加哥市大火灾之后不久。房子内外的设计均相当豪华，尤其是大厅中央的楼梯显得极有气派，只可惜年久失修，使人不禁想起明日黄花。馆址位于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华地段，这种环境对于图书馆来说，实在谈不上好。但是芝加哥同纽约一样，城里只有两种环境，另一种环境是满目仓凉，荒废不堪。相比之下，芝加哥图书馆还算是没选错地方。
我在芝加哥住的时候，适逢芝加哥图书馆经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改名。芝加哥市图书馆本来就叫“芝加哥市图书馆”，名正而言顺。从一九八七年起却该称之曰“华盛顿图书馆”。美国以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命名者多如牛毛。但是芝加哥图书馆的改名却与这位已故总统无关，只是因为那一年芝加哥市市长死在任上，恰好又与华盛顿总统同姓。美国姓华盛顿的不少，这位已故市长同这位已故总统五百年前恐怕也不会是一家人，因为这两人一黑一白，唯一肯定的共同点是都有政治势力。在美国，凡是有钱有势的人都想搞些名堂以企永垂不朽，就像是中国历代帝王将相死后少不得要有个谥号一样。有钱的，用钱买下一所学院的名称是常有的事。钱更多的，会搞一个以自己的姓名为名的基金会。有势的，往往会凭借其政治势力在公共事业上开刀，惠而不费，比有钱人须自己破费更高明一筹。不言而喻，芝楼哥市图书馆的改名属于后一种情形。这位市长生前对芝加哥市图书馆，或更广泛一点说，对芝加哥市的文化事业有多少贡献，未曾有所闻，喜欢出风头倒是尽人皆知。在他当市长的时候，在通向芝加哥市的最主要的一条高速公路上，高高地悬挂着一幅横标语，上面用斗大的字写着：“芝加哥市长华盛顿欢迎你”。“欢迎”当然只是句废话，唯恐前来芝加哥的人不知道他华盛顿是市长才是真。
芝加哥市图书馆经历的第二件大事是迁址。上文提到的那座使人不禁想起明日黄花的图书馆如今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明日黄花。盖新馆的理由据说是原馆址面积不够使用。上文提到芝加哥市只有两种环境，新馆址选在这两种环境的交界处，两者的缺点兼而有之。在美国大凡是公共事业要盖新建筑，都须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以示大公无私。芝加哥市素有注重城市建筑设计的传统和名声，兴盖图书馆的招标广告吸引了不少国际上知名的建筑设计公司。芝加哥市政府郑重其事地成立了一个遴选委员会，负责挑选各公司呈送的图纸和模型。几经淘汰之后，最后入围的包括一家加拿大公司，一家墨西哥公司，和三家美国公司。以我之见，加拿大公司的设计最有气派，也最有现代风味，中选的却是一家美国公司的最乏特色的设计。遴选委员会公票的理由是入选的设计最像图书馆。哈！真是天大的笑话，一所图书馆是否像所图书馆，只消看两件事。一件是有没有书，另一件是开方还是不开放，建筑式样无与焉。所谓无巧不成书，芝加哥市图书馆所改名和迁址接踵发生。芝加哥市图书馆是否会因迁址而更像座图书馆，我看不见得，因改名而名不正倒是当真。
文化大革命之前在北京的时候，得闲最喜欢去逛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和王府井北口的外文书店。两家书店都不对外开放，要凭特别的许可证方得其门而入，这是颇令人遗憾的一点。但是一旦进得大门，就能在纯学术性的书海中任意遨游，其乐趣实无穷无尽。这样的书店在美国是没有的。绝大多数美国的书店完全商业化，凡是没有销路的书，书店里一定没有。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院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来美国留学的外国学生的人数也居世界第一位，因而很难说美国的学术不发达。但是美国的学术界同非学术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二者的关系可以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学术性的著作在一般性的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一般书店因而一概缺如。一般性的书店卖些什么书呢? 小说大约占去书架的一半，其中时下流行的蹩脚货色又约占小说的一半。其次是期刊，包括各种时装杂志、运动杂志、汽车杂志、新闻杂志、摄影杂志、房屋装修杂志等等，凡是你想得出的非学术性的题目，一定会有一种杂志在书店出售。再其次是儿童读物、人物传记、旅游指南和参考书。近年来各书店都陆续增辟电脑书籍专栏，但这并不表示美国书店有引辆技术性书籍的新倾向，只不过是因为如今电脑的使用已经深入商业甚至家庭生活，从而使得一些有关电脑工具和软件的书籍十分畅种。
人物传记只有很少一部份是有关历史人物的，大多数都是当红电影名星、流行歌手和球星的自传，或是刚从政治舞台退下来的达官显贵的回忆录。这类传记和回忆录往往印着两个作者的名字，印在前面的是这些名流自己的名字，印在后面的是替这些名流捉刀的所谓职业作家。不仅名流自己请人捉刀树碑立传，就连名流的老婆也依样画葫芦。比如，前总统里根的老婆有一本回忆录，前总统布什的老婆也有一本回忆录，而且都畅销得很。这些老婆凭什么写传记呢? 凭她们的老公不是一般平民百姓。前文谈到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虽然鼓吹了三十多年，妻以夫贵的传统丝毫没有触及，这些名流老婆的自传正是证据之一。
畅销的小说大多属下里巴人之类，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出版已属运气，想要畅销，除非得诺贝尔文学奖。一部得奖作品无论在得奖前如何乏人问津，一俟得奖之后必然大为风行。足见广大读者都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所嘲笑的对象。参考书籍包括各种升学指南或商业执照考试习题集，也包括英文和外文字典，但是休想在一般的书店里找到牛津大字典，韦氏大字典，或者任何中文字典。出人意外的是，几乎所有的书店都有《易经》和《老子》的英译本，而且常常不止一种版本。不过，从印刷的版式上可以看出这些《易经》和《老子》都不是作为学术著作，而是作为高品味的消遣书而出售的。美国人称沙发前的茶几为 coffee table，称供消遣性的书为 coffee table book。顾名思义，coffee table book 恐怕还兼有装璜门面的意思。这类书往往印刷极其精美，也正说明兼有装饰的作用。《易经》和《老子》之所以能入选，大概是因为这样三种原因：第一，词句简练而含义玄妙，随便浏览一两行也可以有意外的收获。第二，结构松散，无所谓头尾，翻开任何一页都可以开始，随时都能放下。第三，既是外国的，又是哲学的，足以夸耀书主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凡响。
想要买学术性的著作，一般来说，非得去大学的书店不可。凡是像样的大学都有一间所谓U Store。U是University的缩写，U Store也就是大学书店的意思。规模大的U Store，像斯坦福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U Store，从图书、文具、电视、音响、摄影器材、衣服鞋袜，到香烟、汽水、零食，几乎无所不售。规模小的，基本上就是一家书店。一般来说，学校的水平愈高，U Store里的书刊数量和质量也就愈好。比较差的大学的书店，除去教科书外，往往就别无长物了。但即使是学术性极强的大学书店，也少不得有《花花公子》一类的色情画报出售，绝不能同上文提到的中国书店和外文书店相提并论。大学书店不像大学图书馆，没有不对外开放的，因为是做生意，不开放做个屁。但是，如果你的住地没有一所厄平较高的大学，想买正经书就不免要费周折了。
至于非英文的书店，即使是最好的大学书店，也一概缺如。美国基本上不存在以美国人为对象的外文书店。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等华人较多的城市，会有两三家中文书店，即使不开在华人社区内，上门的顾客也大都是华人。旧金山的第二十四街曾经有过一家相当不错的中文书店，书源大都来自国内。我曾在那里买过《历代诗话》、《池北偶谈》、《搜神记》、《归田琐记》、《人间词话》等数种。最后一次去那家书店是一九八四年夏，进门之后发现所有的文科书籍都不见了，只剩下理工书籍和画报之类。打听之下，才知道是因为文科书没有销路，都当废纸开丢了。老板说，如果我早来一天，垃圾箱还没被卡车拖走，所有开丢的书都可以白送给我，只可惜我同发横财从来无缘。
美国出版的书大都布面精装，大字，道林纸，连小学生的课本也是如此，只有畅销的小说一类才会有平装，报纸的小开本行世。印刷精良，装订考究固然是好事，书价也因此而昂贵，动辄三、四十元一册，足够四口之家下一次中档的饭馆，这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出人意外的是，经典的文学名著往往反而比新出版的庸俗小说便宜，而且经常大减价。逢上大减价时，可以花四、五块钱买到原来标价三、四十元的书，倒是十分划算。经典之作不值钱可能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经典之作不合当代美国人的口味，销路不畅；其二是因为经典之作的作者早已作古，出版商不用支付稿酬。稿酬之高低在美国也完全取决于销路的好坏。文章稿费最高的是《电视指南》，《读者文摘》和《花花公子》，都是些鄙俗不堪的东西。学术性的著作因为没有销路，所以乾脆没有稿费，有时还须作者自掏腰包才能使呕心沥血之作得以传诸其人。同学术有关却还有钱可赚的是大学教科书。大学教材卖得比普通书还要贵，一册三、四百页的书通常会索价五、六十元，而且从不减价，大有勒缩学生之嫌。幸而中小学课本是非卖品，一律由学校发给学生免费使用，否则，收入低的家庭肯定吃不消。
近年来有些书除去印在纸上之外，还以录音带的形式发行。但是，听书毕竟不比看书，听书不及看书效率高，也远不及看书源便，因而并不见有流行的趋势。最近一，两年又出现激光片(CD)版，想要阅读这种版本，读者须有配备激光片阅读器的个人电脑，这不能不说是个缺点，但目前越来越多的家庭已有这类设备，这项缺点也就不像激光片版刚刚问世时显得那么严重了。激光片版的优点在于不仅可从电脑的萤光屏上阅读，而且极易于转抄、摘录、检索和印刷。热衷于新技术的人预言不出十年，印在在纸上的书就会被印在激光片上的书所取代。保守的人则根本不肯承认激光片有称之为“书”的资格。窃以为两种观点都不免过于极端。工具书如字典、百科全书、年鉴、手册之类，被激光片版所取代势在不免；其他书籍极可能是纸版同激光片版平分秋色。如果激光片版书不能算做“书”，那么，称纸版书为“书”恐怕也有问题。君不见有“书”五车的惠施，有的并不是纸版，而是木牍或者竹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