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病让我做了逍遥派 刘振墉

文革开始不久，我生了一场病，却好比关键时刻，老天爷抛给我的一只救生圈。

一九六六年，我在一个小城市的学校里舌耕。文革的气氛随着气温逐日升高。终于有一天，校园里贴满了责难学校领导的大字报，可是过了两三天，就被支持校领导的大字报所复盖，而且形成了一股抓右派、抓反革命的气势。过了几天，政治天平又向反叛者的一侧倾斜，政治气候一日三变。当时政治斗争虽然激烈，但只是观点的不同，并没有形成派别，尚处在君子动口动笔不动手的阶段。

当时正是大伏天，终日汗流挟背，我身上长了好多痱子，几天以后，皮肤大面积发红变厚，凹凸不平且感到火辣辣的，奇痒无比。连肚子里也疼痛难受，发烧到三十九度多。只好住进医院，诊断为荨麻疹，经过灌肠以及抗过敏药物治疗，一个多星期后，症状缓解，出院回家休养。

几天后，听邻居说，街上正在大游行，我拖着蹒跚的步伐走到巷子口，看到正好是本校的师生在游行，他们佩带袖套、臂章，高举“ ※※※ 造反派”的大旗，一路高呼“打倒某某某”，“砸烂某某某”等过激口号，人人脸红脖子粗，情绪都很激动。有一位高个子秃顶的中年人，在队伍里最为突出，是本校的教师，平时是那么的斯文儒雅，现在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实在无法理解。

俗话说“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就在我生病的十几天里，全校师生已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派，分别建立起严密的组织，人们不得不在这两派间做出艰难的选择，当时的流行用语叫做“站队”。两派间泾渭分明，壁垒森严，虎视眈眈，时有肢体冲突，特别热衷于在对立派别中挖掘阶级敌人，而藉口又总是好找得很。

以后，校内的两派与社会上的组织联系起来，形成了全省范围的两派斗争，从文斗发展到武斗。我因生病，躲过了“站队”的关键时刻，于是在别人忙于革命时，我致却成了一个“自由电子”，当时被称做逍遥派。

七十多年里，我就生过这一场病，时机竟然如此凑巧，真的是“好病知时节，当难乃发生”。笔者这辈子，胆小、平庸，从未与人吵过架，也没有说过粗话、脏话、骂人的话。“头上三尺有神灵”，也许这一场病，正是老天爷给予我的褒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