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节忆父亲 (III ，结束篇 )

五十年代末，公安军取消。父亲随公安军文工团的大部分人转入全国总工会工人文工团。

1959 年，由父亲执笔创作，一出反映新中国妇女解放的话剧上演后，受到观众和专家们的好评，并荣获 1959 年文化部颁发的建国 10 周年优秀剧目奖。候宝林观后曾对父亲说，你这里头有我们相声的玩意儿。以后，上海人艺，八一厂演员剧团，青岛话剧院，广东话剧团等几十个地方和部队文艺团体都曾先后将它搬上舞台。

1964 年，根据雷锋事迹，父亲创作了独幕剧 << 伟大的战士 >> 。比较雷锋题材的几台话剧，它具有较强的戏剧性和喜剧性。 1978 年，解放军总政话剧团再次排演了这出话剧。

1970 年父亲去农村干校。在此前一年，母亲已随工作的大学迁往外省。还记得父亲出发那个清晨，他用一根扁担挑着行李离开了家。一去就是四年，留下奶奶和我相依为命。临走前一天，他特意给我唱 << 红灯记 >> 中李玉和嘱咐铁梅的那段唱，“。。。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家中的事儿你奔走，要与奶奶分忧愁。”当晚，我哭了很久。。。

在农村，文革仍在继续。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遍设冤狱，鸡飞狗跳。酷刑之下有人编造供词，有人自残自尽。

一个正在挨整的青年，绝望之中割下了自己的下体。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到医院抢救了过来。父亲和另外一个人 -- 两个“逍遥派”受命在医院 24 小时监护这个青年。父亲的护理无微不至。陪着他聊天，讲自己有过的挫折与曲折，没有一丝一毫的歧视。

几年后他有了女友，结婚时，他一定要父亲出席婚礼。父母亲去了，两位新人将父亲敬为上宾。

又是一次斗争大会，“五一六”分子嫌疑 -- 董叔在台上作着“飞机”接受批斗。有人慷慨激昂，炮火凶猛；有人大声朗诵 << 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 。。。轮到父亲，父亲起立，大声喝到：“董译刚，你这么年轻就犯了这么天大的错误，简直不可饶恕！你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培养和教育吗？你要好好想一想了！”董叔后来说：我当时就听出来了 ---- 哎，老李是在递话给我，告诉我没事，千万别想不开作蠢事！哈哈。

八十年代董叔演了不少电影 ( 例如 << 顽主 >> 中的德育教授 ) ，也常常惦记着父亲，寻找与父亲一同出镜的机会。后来，他们终于一同在八一厂的电影 << 风雨下钟山 >> 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1974 年从干校回京后，文工团排演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 << 激战无名川 >> ，剧本是父亲写的。初稿出来后，主创人员来我们家里讨论。

下午回家，我远远地就听到家里人声鼎沸，而且个个嗓音宏亮。一进门，只见门窗大开，烟雾缭绕。屋里十几个人有站有坐，慷慨激昂争论不休。一进厨房，奶奶告诉我说，就这么一嗷嗷地吵了一天啦。开始以为打架了， 我就进去劝， 谁想他们都笑了，说，大娘，不会的，几十年的老战友了， 没事，就是一块儿讨论讨论！

谈起他的创作，父亲说：我就是写人 -- 战士，工人，农民，市民。下层的老百姓朴实，真挚，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找部队的路上，政治上受委屈了，多少次，父亲得到的都是普通农民和工人的接济和关怀。“他们才不管那一套，”父亲说，“他们要是觉得你是好人，他们就敢同情你，帮助你。”

第一次三夏劳动，我和同学们一夜行军徒步走到农村。几天后，我接到了父亲的来信。按当时的规矩， 我给同屋的同学们念了这封信。

父亲写到：你能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学习解放军，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爸爸很为你高兴，也很激动。当年在战争年代，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不但常常行军转移，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有时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希望你在劳动中自觉磨炼自己，学习劳动人民的思想品质，与同学们搞好团结，劳逸结合。问同学们好！信不长，而且用的还是当时的那种话语。但是我和同伴们还是被它所传达的激情和豪迈所感动，所鼓舞。

这么多年了，这封信我一直舍不得丢掉。想留住的，是父亲的爱，也是我的少年时光，更是父亲身上永远洋溢着的那个时代才有的激情。

1976 年 10 月以后，政治逐渐开明。 政通人和，父亲多年断了联系的老战友们也开始相互走动了。那些日子，家里常常响起敲门声，门开处，几个军人和干部模样的人呼唤着父亲的名字冲进屋来，辨认，端详，握手，拥抱，好不激动。随后，激动的父亲往往拉过站在他背后，早已涨红了脸的我，忙不迭地介绍给他的老战友。

一天早晨， 一位高挑俊朗的老军人出现在门口，握住父亲手，他让父亲辨认。父亲迟疑了，他脱掉军帽露出花白的短发，父亲仍摇头，他自报家门，声音洪亮：“黄立人！”父亲“哎呀”一声，两双手握在了一起。原来这位叔叔是父亲抗大的同学，刚刚从外地奉命调入国防部工作。落座畅谈，一晃到了中午。父亲起身邀他出去吃饭。他按住父亲：“哎，老李，咱们就在家里，吃你做的饭。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们一起吃南瓜的时候啊？在家里吃！你们吃什么，就给我吃什么。。。”

后来，黄叔担任了张爱萍将军的秘书，直到九十年代他突然去世。

来家里找父亲的战友中还有这样一位伯伯。五十年代初他和父亲同在公安军政治部工作。镇反运动中，在一次大会上他被当场逮捕，扯掉领章帽徽，戴上手铐， 押回老家监督劳动。原来，解放前夕，在他回乡探家的当晚，他的地主家庭正在吊打一位偷窃的农民，他也上前，挥鞭就打。。。回乡以后二十多年，他一直务农种地，人又在另册，生活之难，可以想象。此次到北京，他是来寻求改正当年的不公正处理和待遇。

1989 年 6 月 4 日，那个腥风血雨后的早晨，父亲取出鲁迅全集，将 << 为了忘却的纪念 >> 中那个著名的段落工工整整地抄录在台历当天的那一页上。抄毕，父亲把台历端到眼前，凝视着，念了又念。望着父亲那认真的神情，消瘦的肩头，蓬乱的白发，我忽然心酸：父亲一生追求革命，追求真理，追随共产党，怎么到了老年，还是要这样来表达自己呵！

那些日子里，父亲与我谈了很多。我看得出，他心里不平静。他又讲起了他的童年，讲起了那些让他终生难忘的人生经历。谈到当年的抉择，父亲说：你不了解旧中国。随后父亲讲了许多故事。其中令我难忘的一个，是抗战时他在西安街头亲眼所见的一幕。

那时西安街头有许多小贩叫卖白面馍。馍都装在一个个的铁丝笼子里面。正在等车的父亲看到，就在一个小贩在给顾客取馍之际，一只乞丐的手就伸了进去，小贩见状赶紧合上了笼子，乞丐的手就被挟住了。见乞丐的手被挟出了血，小贩心软了，手也就松了。那乞丐抓出馍，顾不上出血的手，先往馍上狠吐几口啐液，然后几口就将馍吞了下去。小贩哭了：兄弟啊，不是我心狠，我也是小本生意，家里一家老小还等着我养家糊口那！

父亲也讲了另外一个故事。刚刚到根据地的时候，父亲他们几个国统区来的青年被安排住在一个屋里。一天晚上出去小解，他们发现窗下有人在窃听。。。为从，父亲他们难过了很久。

谈起这些委屈，父亲说，当时的确有不少青年来根据地以后又离开了，有的去寻找中间道路，也有去国民党那里的。父亲接着说，伪满统治，国统区，国民党军队我都经历过，当时还就是共产党有力量领导国家走向光明，没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1993 年我来美读书以后，父亲常给我写信，而我则由于各种原因而很少回信，只是每周打一次电话。而接电话的往往是妈妈。。。

1995 年纪念抗战胜利 50 周年，辽宁省出版了一部抗日史书。书中记载了父亲他们当年读书会的活动和他的那些“马甲”。父亲看到后觉得很欣慰。

一次来信中，父亲说他自己一生经历了几个社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富强奋斗和工作了大半生。看到国家在不断进步，自己有一个平安的晚年，非常知足了。这似乎是父亲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父亲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艺术家，更是一个在解放军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军人。他有缺点，曾经仿惶，也有错误。但是在他的一生中，他作到了在祖国和人民大大小小的历史关头，将自己这个微小的砝码，永远摆在历史天平的正义和光明一边。

我爱父亲。爱他的人品，爱他的性格，爱他的艺术。然而，回想起来，他最吸引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很大程度上是他讲的那个年代的那一个个的人物，那一个个的故事，以及运行其中的那份激情，那份豪迈，那份革命老传统。这些无价之宝永远感动着我，激励着我，影响着我的人生道路，也早已成为我与朋友们兄弟情谊的一个纽带。

壮哉！我的父辈们！壮哉！革命老传统！

仅以此拙文献给我的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以及所有为光明中国而奋斗过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