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禅大师的仪仗兵（3）

从35年12月磨蹭到36年的6月，护送专使终于从西安来到兰州。
当然，也不能说行署的人在这半年里尽偷懒不干事，至少他们采购了许多东西，把西关大街的几间库房塞得满满的。
库房里存放了不少预备赠送给西藏各界的礼品，具体是些什么玩意蔡智明也不知道。不过，有次他去行署办事，由于表现出了充分的好奇心，一个姓刘的“卫尉”（“卫尉”是诚允大人鼓捣出来的官职，大概相当于侍卫官）破例送给他一份礼物——美国“CANKIN”金笔。这可是高档货，只有在大上海的高档商场才能卖得到。看来，刘“卫尉”们是刚从南方大城市回来的。

仪仗队的每个人配备了一匹马，马匹是从青海买来的，个头不高、粗壮有力，很适合藏区的道路。
官兵们还领取了新装备。
分发给蔡智明的东西包括：子弹二百发（含弹匣）；衬衣两套、单军装两套（含一顶布帽子）、呢军装两套（含一顶呢帽子）、皮衣裤一套（含一顶皮帽子）、羊毛衣裤一套（含两双毛袜子）、雨衣一件；布鞋、皮鞋、马靴；布手套、皮手套；裹腿带、皮腰带；水壶、风镜、指南针；毛毯、脸盆、笔记本……这些新东西再加上原来的装备，马背上根本就放不下，只好再雇佣马帮来运输。
办公室里还剩下两箱步枪子弹，几个挎手枪的军官都在箱子里抓。蔡智明问：“要这些东西干啥？又重又用不上”。余展鹏说：“你傻呀，这玩意到了藏区就是钱，比钱还管用”。蔡智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也拿了五包，一百二十五发。
除了子弹，还有些军粮，是行署的人从马步芳的食品公司买回来的。大家打开箱子一看——牛肉罐头，扯开麻袋一瞧——牛肉干，个个气得直骂：“到西藏去还怕没有牛羊肉吃么？尽给我们这些破东西”。一帮人全跑到饭馆里猛吃猪肉，决心把未来几个月的猪油预先补充进肚子里。
忙乱了几天，终于出发了。
四百人不到的仪仗队，雇请了八百匹马，这才把背包棉被、粮草锅灶、帐篷雨具、电机燃料什么的全部搬上了路。行李是总承包给马帮老板的，出现破损丢失都由商会负责，官兵们不用操心，只管自己骑着马开跑就是。
行署的队伍更加庞大，两千多匹驮马，长长的一溜浩浩荡荡望不到头。可蔡智明总觉得跟随特使出发的工作人员比以前少了许多，一打听还真是这样，包括送给他“康克林”钢笔的那位刘卫尉都已经辞职不干了。
“这帮狡猾的家伙，先捞饱赚足、等到动身进藏的时候就打退堂鼓，真够可以的”。
诚允特使威风十足，前面敲着“开道锣”、举着“官衔牌”，身后飘扬着红艳艳的“诚”字大帅旗，搞得就象是过去的钦差大臣一样。沿途的老百姓远远望见旗幡就吓得赶紧躲起来，没躲开的就跪在路边、一个劲的磕头。诚大人昂首挺胸、目不斜视，真是神气极了。

离开兰州向南行进，目标是甘南的夏河县。沿途一带是各民族混杂地区，主要居住着“回回”、汉人和藏人。
“回回”就是回教徒。按蔡智明的意思，“回回”并非贬义词、而是为了和“回族”相区别，因为大部分“回回”其实并没有回族血统，只是信奉伊斯兰教、按照回教规定的方式生活。在当时，西北的军政由回教徒掌管着，回回势力很大，“回教促进会”在乡间开办了许多教育机构，不收学费还管吃管喝，各民族的大人小孩都可以去那里念书。教课的都是些“阿訇”、教学内容也是以伊斯兰教义为主，于是学生们学来学去，就都学成了“回回”。
蔡智明对回回的印象很好，因为在西北的民众中，回教徒的组织性最强，外表干净整洁，受教育的程度也比较高。
当然，汉人也有自己的学堂，只是比较破败。在西北，渡口摆渡的艄公一定是汉人，所以汉族的教育经费也来自于渡船，每条船每天抽个三毛两毛，拿来办学校。这办法在夏天没问题，可天气一冷、河面结了冰，渡船没生意了，学校也只好关门。
藏族人很少上学，他们进寺庙当喇嘛。
一般的藏族家庭只留一两个男子守门立户，其余的都送进空门，有的甚至一个也不留，家里只剩下女人。在蔡智明看来，藏人无论僧俗贵贱，全都在为下辈子积福着想，男女老少不是在庙里面念经、就是在庙外面转悠，反正是以寺院为中心。
甘南位于青藏高原边缘，苦寒之地，人穷地贫，可这一带的人成家却很早。十三岁的妻子、十岁的丈夫，居然就有了孩子，一家三口傻不愣登站在门口东张西望，就好象是姐弟一样。还有十四岁的女孩嫁给七十岁的老头，男的在床上抽大烟、女的在灯下念佛经……让蔡智明他们看了，觉得既可笑、又可气、还可怜。

队伍过了土门关，到达甘肃夏河县的拉卜愣寺。
拉卜愣寺创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位于凤山脚下、大夏河边，占地近两千亩，设有三十一所佛宫、百余座殿堂佛阁、五百多处经房、上万间僧舍，日常住着三千六百多名喇嘛，号称是藏经最多的黄教寺院。（电影《天下无贼》里的“傻根”就是在这儿干活的）
拉卜愣寺的确有钱。不仅方圆百里的土地、牧场、森林、牲畜都是庙里的财产，还掌管着二十三个部落、一百零八座分寺，产业遍布甘肃、青海、四川。据说，从拉卜愣骑马向外走一天，眼里看见的还是拉卜愣的庙产。
蔡智明曾经听说青海西宁“塔儿寺”的财产很多，能够得抵得上“庚子赔款”，于是就问带队的向导：拉卜愣和塔儿寺，哪个更富裕？
（拉萨三大寺、扎什伦布寺、拉卜愣寺和塔儿寺，并称黄教“六大寺”）
那位喇嘛得意地回答：“塔儿寺哪里比得上拉卜愣寺，差远了”
蔡智明又问：拉卜愣和扎什伦布寺比较，又怎么样？
喇嘛立刻十分惭愧：“拉卜愣不及扎什伦布的一成”。
蔡智明心想：天啊，那么，达赖和班禅，该是如何的有钱？

九世班禅在拉卜愣寺的门口恭迎诚允、马鹤天和高长柱。
班禅大师中等身材、胖胖的、穿着黄色的袍子和金色的鞋子，没穿袜子，他皮肤较黑、头发花白、留着小胡子，说话眯着眼、走路慢腾腾，一副慈祥从容的模样。
诚允特使向他介绍了仪仗队的军官，大师很高兴，说各位辛苦了，还说他游历内地十二年、讲经传法，现在要回扎什伦布了。本来还不想回去的，只是西藏方面每天都在催促请求，他不回去人民不安心……
班禅讲的是藏语，行辕秘书长刘家驹在一旁替他做翻译。

仪仗大队随即接受了九世班禅大师的检阅，还走了分列式。宪兵们操练的是德国式样的步伐，三百多双大马靴踏得尘飞土起，十分雄壮。
班禅大师对仪仗队的装备很感兴趣，拿着“手提机枪”看了又看，可能是没见过这种新式武器。

仪仗队使用的手提机枪，其实就是美制“汤姆生冲锋枪”。这种枪没上过大战场，所以不太出名。但喜欢看美国电影的人应该对它并不陌生，三十年代的黑社会枪战片中，那些贩私酒、争地盘的芝加哥黑帮大佬，端在手里“突突突”的通常就是这东西。
与九世班禅一起迎接诚允的，还有拉卜愣寺的寺主“五世嘉木祥胡图克图”，以及“和硕特蒙古亲王”。
十七世纪的时候，蒙古“和硕特部”曾经进据青藏高原，帮助格鲁教派打败西藏原有的僧俗势力、建立了黄教在藏区的统治权。虽然蒙古人随即就被清廷取消了权力，但“和硕特部”为黄教立下的汗马功劳，使得他们与藏族地方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硕特蒙古黄河南前首旗”的封地在甘肃、宁夏的南部，所以“和硕特亲王”也被称为“河南亲王”，是拉卜愣寺的“根本施主”。
第十代“和硕特亲王”名叫扎西才让，是个女的。她是最后一任“河南亲王”，当时还不到二十岁，嫁给了拉卜愣寺寺主的侄子黄文源。

拉卜愣寺寺主“五世嘉木祥胡图克图”的名字叫做“益西丹贝坚赞”，俗名黄正光，四川理塘县人。三岁的时候（1919年），黄正光被九世班禅看中，选定为前世“嘉木祥活佛”的化生，黄家顿时喜从天降，从此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
黄正光改名“益西丹贝坚赞”，成为拉卜愣寺的寺主，他父亲黄维忠当上了拉卜愣各部落的番民总管；大哥黄正清是拉卜愣地方保安司令；二哥黄正本是拉卜愣的“大襄佐”，管理下属百余个寺庙的政务；三哥黄正基是拉卜愣寺派往中央政府的代表；弟弟黄正明也是个什么活佛；两个妹妹黄阿蝉、黄阿塞都嫁给了大土司。
不仅如此，他大哥的儿子还娶了“和硕特”的女亲王，而这个小女亲王又是在拉卜愣寺里长大的，啥也不懂，于是就由驸马爷代管王府事务……
这么一来，拉卜愣的政治、宗教、军事、经济权力就完全掌握在黄家的手里，而黄家需要感谢的，就是九世班禅大师。

仪仗大队被安排住在拉卜愣寺里面，这是高规格的待遇。
拉卜愣寺的周围，上到“他哇村”（今夏河县城）、下到桑科，滩地上布满了白色的帐篷，就象是帐篷组成的大村庄。帐篷里的人，有的来自甘肃、青海、四川、西藏，也有的来自宁夏、蒙古，他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参拜九世班禅。这些人有的带着一年的粮食、有的带上了全部的积蓄，班禅大师在这里住多久，他们就准备陪多久。
其实，班禅大师整天都呆在屋里，平常人根本看不到他。不过，这些追随者并不因此气馁，虽然见不到班禅本人，却还可以做两件事——祈祷和磕头。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需要祈祷。有的说“阿门”，有的喊“安拉”，中原的老太太每天也要念叨十遍八遍“阿弥托佛”，藏传佛教就更是如此了。而且，格鲁教派还以祈祷的次数取胜，念经的数量越多、功德就越圆满。
在黄教的祈祷词中，据说有段颂扬“救世女神”的句子最长，需要十五分钟才能念完，这很高级。可是句子太长了就难免影响念经的次数，所以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是选最简单的念，也就是——“唵嘛呢叭咪吽”——这六字真言的大概意思是“三生报应、莲花成就”，句式虽然简短，功效却和其他经文一样，而且很适合重复背诵。
只是，无论句子多么短，嘴巴再利索的人，从早到晚不吃不睡，一天也不过能念几万遍，再想突破就不可能了。于是，格鲁教就有个独特的办法——借助外物增加念经的次数。
所谓外物，最常见的是“手摩尼”，是个小转轮，外面刻着六字真言，拿在手里转悠、小轮转一圈就等于念了一段经；如果不想费劲，可以使用“经幡”（写了经文的布条），挂在房顶上、插在石堆上，小风一吹、布条一动，算是念了一遍经；如果还要提高效率，可以使用“摩尼桶”，也就是内装经文的筒子，有木头做的牛皮做的也有象牙做的，有大有小，小的用手推、大的靠水力或者风力帮忙，经筒子转一圈，里面装着的所有经文就等于全念了一遍，事半功倍。
借外物念经，最厉害的要数“转山转湖”。黄教教宗规定了哪个地方是“圣山”“圣湖”，信徒只要绕着转上一圈，就等于念了几亿、几十亿遍经文，一家伙就比别人几辈子念的还要多。当然，这些山啊湖啊都不是容易去的地方，必须有钱有时间、并且不怕苦不要命才能办得到。
为了表示虔诚，信徒们还规定在某些日子里不说话、不吃饭、不动弹，整天坐着，反复念“唵嘛呢叭咪吽”。
蔡智明觉得很奇怪，他问余展鹏：“这些人会不会念着念着就念睡着了？”
余军需不回答，使劲笑。

更让人奇怪的是磕头。
藏教信徒磕头的动作很大。规矩是双手合掌高举、接触额头和心脏各一次，然后双膝跪地、全身俯伏、两手前伸、额头接触地面，同时心发虔诚、口诉祷词。
到拉卜愣寺磕头的人很多，有的在寺院门前或者舍利塔前“磕长头”，跪下起来、再跪下再起来，从早到晚不断重复；有的沿着寺院的外墙往右转、绕着磕头，磕下去的时候手指尖划一条线，下次脚尖对齐线、然后再磕再划。如此反复继续，磕一圈就等于是用自己的身长把拉卜愣寺的外围量了一遍，十分辛苦。一般人磕一圈已经是筋疲力尽、难以动弹了，可竟然也有磕两圈甚至三圈的，那简直就是铁人。
有一次，蔡智明见到了一位“超人”。这人也是绕着寺院磕头，所不同的是他磕头的时候，头是朝着寺院方向的，也就是说每跪拜一次，移动的距离只等于自己的身宽。天哪！这要磕多少头才能完成任务，在场的所有军官全被骇得目瞪口呆。
不停地磕头到底能创造多大功德，蔡智明他们搞不清楚。但却有个现成的例子，证明磕头肯定是有好处的：有位乞丐，每天在寺院附近磕头，久而久之，脑袋上就磕出个大包。一天，嘉木祥活佛偶然遇到他，当即指着乞丐额头上的肉疙瘩惊呼：“呀！那里面住着佛爷。你们看不见，我却看见了！”。从此，该乞丐走到哪里都有人供应吃喝，脑门上的大疙瘩成了他的金牌饭票。

护送专使行署和仪仗队到达拉卜愣以后，为预祝班禅大师顺利返藏，拉卜愣寺决定举办“公开法会”，这可是件大喜事。
“公开法会”属于法事的一种，特点是大会期间寺院对外开放，允许游人四处参观。而且，为宣传教义、达到吸引化外之人的目的，公开法会比一般的法事更加注重娱乐性，欢迎民间的参与，除了举行宗教活动、还开办集市贸易。因此这种法会经常弄得比过年还热闹。

法会期间有许多表演性的节目。
有种叫“亮佛”的——在夏河边的山坡上悬挂着菩萨的绣像，几个装扮成老虎的人在那里打来打去，群众要尽量躲避“老虎”的袭扰，找机会去触摸神像。谁摸到谁有福气，如果能够有时间再祈祷几句，那就更加上上大吉了。
蔡智明们也跑去参加游戏，可是，那几只“老虎”一见到当兵的就躲得老远，几个军人把观世音、阿弥托、宗喀巴……摸了又摸，根本不会受到打扰，顿时觉得没意思，不好玩。
于是，嘉木祥活佛就鼓励仪仗队的官兵去看“大跳”。
“大跳”在经堂外面的广场举行，广场前悬挂着法王的画像，还有个供台（多尔玛）作为镇邪之物，场地中央摆着几个画在布上的鬼怪，叫做“凌卡”，据说是专门勾引人作恶的坏蛋。
表演开始时，二十个人奏乐，另外二十人装扮成法王和他的助手，一对对地走出来，先是围成圆圈跳舞，然后就向布制的“凌卡”比划刺杀的手势，这种手势叫做“手印”，属于对付魔鬼的武功。
比划完毕，大功告成。把“凌卡”烧掉，还要把供台（多尔玛）烧掉。这个“多尔玛”很奇怪，据说能够镇压住鬼魂，所以在跳舞之前很轻，跳完舞之后却变得十分沉重，几个壮汉都抬不动。
蔡智明很想去帮着抬“多尔玛”，可是没人让他去。
喇嘛们告诉他，参加过“大跳”的乐者和舞者，日后可以在理想国（香巴拉）获得官职，至于参观的人，只要看见过听见过，也可以在死后无所畏惧。
蔡智明这才明白，活佛鼓励官兵们来看“大跳”，原来是想要大家打仗的时候不用怕死。

公开法会期间，夏河的河滩变成了热闹的“丛拉”（集市）。这里有贩卖各式百货的，也有收购羊毛、药材的。
商贩们大多是回回，少数是汉人，藏人一般不做这些买卖。拉卜愣男子的任务似乎就是等待寺院的差役，没有差役的时候也不做别的，天天游手玩耍，所有的家事都由妇女操作。即便是缺钱用，也不摆摊设铺，只在手上拿些麝香，随便卖掉就算完事了。
蔡智明逛“丛拉”不是想买东西，而是想看女人。
大法会是藏民的节日，妇女们头一天就把头梳好（藏族女子梳一次头要两三个人帮忙，所以不能经常梳头），然后穿上最好的衣服，把各种金银首饰、珊瑚珍珠挂满全身，直压得自己步履蹒跚、腰酸颈痛。这样，虽然很漂亮，可除去喝点奶茶，就不能再吃任何东西了。
女人们在法会上是不允许开口说话的，但可以念“唵嘛呢叭咪吽”，而且据说比平时诵经的功德要大一些。
在女人的嘴里，这六字真言不仅可以念，还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曲调唱出来。于是乎，凤山下、夏河边、漫山遍野，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藏族女子同声歌唱，声调高亢悠扬，别有一番风味。
法会上，有些人愿意虔诚祈祷，有些人则更愿意夸耀自己的容貌和服装。于是，她们和他们就聚集在拉卜愣寺的白塔前，按村分队，一边唱着歌、一边绕塔三圈，载歌载舞、美丽动人。
蔡智明和他的同僚们首次遇此际会，满眼红红绿绿的盛装妇女，一帮人品鉴相貌、参观服装、欣赏演唱……忙得不亦乐乎。

不过，寺院外面的风景虽然好看，但既然是大法会，总还需要参加几项正规的宗教活动。而作为班禅仪仗队的成员，在这时候接受大师的赐福，就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班禅大师的仪仗兵（4）
拉卜愣寺是“世界上最大的喇嘛教学府”（但不是等级最高的），寺里设有闻思学院、续部学院、时轮学院、喜金刚学院、医药学院和印经院，这些学院有的侧重理论研究、有的侧重技能学习，就象内地大学的理学院和工学院一样。
在寺院就读的僧人来自全国各地，以藏族人和蒙族人居多，也有少数是汉族，当地人称喇嘛为“阿喀”。据说“阿喀”是藏语“大叔”的意思，可为什么要把和尚叫做叔叔，蔡智明就弄不明白了。
这些阿喀每天诵念经文，还要参加“经头考试”、一次背诵好几百页的佛经。如果考试不及格，不仅自己要受处罚、连累传经师傅也跟着遭斥责。蔡智明就曾经见到“经头考试”没过关的小阿喀被“喇嘛”（持戒僧）打得哇哇大哭，而他的倒霉师傅则靠在墙角罚站、脖子上还挂着个水桶，真是怪可怜的。

喇嘛的学习有“自修”和“集会”两种方式。“自修”是在经师的帮助下参悟，属于个别辅导；“集会”就是上大课，可以自由选择课程。
上大课分为“殿会”和“法会”两大类，“殿会”主要修行福德、“法会”主要修行智慧。当然，“福慧双修”是佛家的最佳愿望，但其实想要完成“双修”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法会”和“殿会”从早到晚排得满满，如果两会都参加，不仅没时间自修、就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了。
蔡智明观察了一下，参加“殿会”的主要是老头子，年轻喇嘛则多选择“法会”。这大概是因为年老的人觉得修炼福德比较重要，而年轻人则认为智慧更有好处吧。

蔡智明观摩过喇嘛考试——“因明”（显学第五级）答辩。
“因明”是用推理的方法分辨正邪，有点象是逻辑学。它要求参加考试的喇嘛不仅能说会道，还要熟悉经典、对经文要义达到融会贯通的程度。“因明”过关大概相当于大学毕业，据说学到这个地步通常需要十二年的时间，但也不一定，有人学得很快、也有的人几十年都学不会，关键要看各人的悟性。
考试开始前，大家就座，铁棒喇嘛（巡视僧）绕场检查秩序、坐堂喇嘛宣布纪律、主考喇嘛登台，答辩就正式开始了。
有个司仪负责喊“考僧”的名字，被喊中的人站起来向各位行礼，然后把袈裟脱下来放在座位上、再把念珠搁在头顶上（这大概是防止作弊）。然后就准备接受“问难”。主考老喇嘛干巴巴地问了几句，应考者立刻绘声绘色地答辩，而且手舞足蹈、滔滔不绝……
蔡智明听不懂喇嘛们在说些什么，反正大家鼓掌他就跟着鼓掌，大家哄笑他就跟着笑，到最后谁过关了或者谁没有过关，他也不知道。
“因明”过关的喇嘛，从此不必参加“经头考试”、也不用干杂役，可以充当“侍读”、衣食也由活佛供给，就象是大学毕业的“正式干部”一样。当然，他们也可以选择再进入“般若部”研读经书，争取获得“格西”学位（相当于硕士？），如果成功，就可以具备独自传教的资格，更加受人尊重了……

在“公开法会”期间，寺院是对外开放的，仪仗队的官兵可以四处乱窜。
有的高僧不愿意受到打扰，就在僧房门口贴一张表示“闭关修炼”的条子、谢绝参观，但大多数喇嘛还是喜欢热闹，乐意与到访的客人们一起玩耍。
夏天，拉卜愣寺的喇嘛们剃光头、不戴帽子，下身穿着“曼约合”（一种红色的裹裙）、外罩衫裙，上身穿背心、披袈裟，衣物上没有纽扣、只用腰带拴着。腰间挂着水瓶、怀里揣着抹布、手里攥着念珠。
喇嘛们的住房条件各不相同。普通的僧房四壁都是光板，钉着两个木架子，一个供奉佛像和经卷、另一个当杂物柜；屋里只有一张炕，既是坐处也是床，炕上有条毛毡子，那是睡觉时的被褥。而富裕的喇嘛则住在院子里、边上有仆人的房间和马厩，屋子里雕梁画栋，地上铺地毯、床上铺毛毯，还有锦缎的被褥和丝绸坐垫。屋内点着香炉、铜壶里随时备有温热的茶水，香炉和铜壶上都铸着精美的花纹、镶嵌着珠宝，十分华丽漂亮。

与和尚不同，喇嘛出家以后仍然和自己的家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可以在寺院里建造自己的僧房，父母可以给孩子送钱送物，有血缘关系的喇嘛之间也可以相互继承财产。这样一来，富家出身的喇嘛进寺院以后依然阔气，家境贫寒的人出家之后依旧是穷光蛋。
在拉卜愣寺，小“学僧”中的穷喇嘛比较多，而到了高年级，就以富裕人家的子弟为主了。这是因为喇嘛在拜师、学习、考试、甚至实习的过程中都是要花钱的，而且级别越高开销就越大。因此，有钱的“学僧”容易请到好的师傅，也可以争取较高的学位，而穷苦的喇嘛想要长期学习就十分困难，他们往往在读完最基本的戒律之后就去学“技术”了。
拉卜愣寺的学院开设了一些类似职业培训的课程，里面的“学艺僧”可以学习书法、文法、历算、绘画、医药、裁缝、铜匠手艺，毕业以后能够念经、看病、维修寺院、装裱经卷，或者做铁炉子、当裁缝。既为寺院打工、也给自己求得谋生的手段。

在喇嘛的群体中，位于权势顶端的当然是大活佛，他们都有自己的属寺和部落；其次是和大活佛关系密切的高级僧官，他们掌控着藏区的教务、行政、司法、财务；再次是小活佛（侧室活佛）和世袭担任特定官职的贵族子弟，少部分获得高级学位的僧人也能够进入这个阶层。
更多的喇嘛则处于群体的基本阶层，他们或者在外念经祈福、或者在寺里维修庙宇，或者在作坊制造手工品、或者在庄园核对帐目，在为寺院谋取财物的同时、自己也能混个温饱。而最底层的是什么技能也不会的喇嘛，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在经堂、庄园或者僧官的手下当杂工，这样的喇嘛连斋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得到布施了。

举办公开法会的日子，不仅是俗人的节日、也是喇嘛的节日。
这一天，各部落的民众必须向喇嘛们进贡食物，为拉卜愣寺的三千六百多僧众提供“牛肉酥油饭”，还要供应茶水。
寺院的厨房里安置了三口超级大锅，每口锅里可以放进三头牛的肉，这些肉和七十斤酥油、四十升米（每升三十斤）、八十斤葡萄干，还有白糖、奶油、蕨麻（一种草根植物）之类的东西，乱七八糟煮在一起，就成了“牛肉酥油饭”。
藏传佛教的喇嘛是可以吃肉的，这让见惯了和尚吃素的仪仗队官兵们觉得很有趣，纷纷围在旁边看稀奇。
藏族人对待餐具很讲究，各人有各自的碗，不能乱拿，而且煮饭用铁锅、熬茶用铜壶，也不能弄混了。吃饭的时候，喇嘛们盘膝而坐，把饭团捏成小酒杯一样的形状，然后掺进辣子、大蒜以及酥油等佐料，和着热茶一起吃。这样吃不了多久就满头大汗了，于是又把怀里的抹布掏出来，擦汗、擦手、擦鼻涕全都使用它。
吃饱喝足，有的喇嘛就开始吸鼻烟。鼻烟壶大多是牛角制成的，也有用象牙、玛瑙或者玉石做的，看上去十分漂亮。
见官兵看得来劲，喇嘛们就喊他们一起来吃这“大锅饭”，蔡智明一边拱手道谢、一边赶紧溜掉了。

普通喇嘛请吃饭可以谢绝，可遇到嘉木祥活佛请客就不能不去了。
那顿饭的内容比较简单，依次上了六道食物：奶茶、酥油饭、灌汤牛肉包、手抓羊肉、大锅烩菜和奶酪，除了烩菜里有几根萝卜丝、就没有见到其他的蔬菜，全都油腻得不得了。
最后端上来的奶酪其实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酸奶，可当时的蔡智明却喝不惯，只好把铜壶里茶水喝了两大碗。那茶水是用大叶茶和砖茶混合熬成的，叫做“大茶”，真是又酽又浓，害得他一晚上没睡着觉。

睁着眼睛躺到天亮，九世班禅就要给仪仗队的官兵举行赐福仪式了。
算起来，这是班禅大师第二次接见军官。
头一次进见的时候，大家都按规矩买了呈献给活佛的礼物，曾铁衷大队长买了十块钱的东西、其他校官买了八块钱的、尉官们就只花了五块钱。结果，办完仪式，班禅大师还礼，十块钱的得了个金元宝、八块钱的得了银元宝、五块钱的却只得到一条红绸带子。蔡智明他们直喊“亏了亏了”，早知道八块钱能够得元宝，怎么样也要多买一些礼物。
寺院外面有专卖礼物的摊点，负责买卖的是寺里的大喇嘛。摊位上最多的是“哈达”，有长有短，以白色为主，也有蓝色和黄色的，价钱不等；还有一类东西叫“迭卡”，其实就是礼品单子，上面写着核桃、枣子、桂圆、荔枝……最少两样、最多十三样，品种越多越贵重。但是藏族地区并不出产礼单上的东西，想在当地把实物找齐根本就办不到，所以“迭卡”是个虚的，只要把这个单子买下来再递上去、就相当于已经送给活佛这些礼物了。
班禅的身边有几个专门收礼品的“堪布”，这一回，尉官跟着校官学，大家全都买了十块钱的礼物。
班禅活佛在法座上咿哩呜噜念了一大通，堪布又搬来财宝箱子，给曾队长金元宝、给分队长银元宝，到了尉官面前，一伸手，还是根红绫带！搞得军官们又好气又好笑。
下来以后，大家都说：“什么活佛，凭官衔大小给东西，势利眼”
曾铁衷嘿嘿直乐：“你们自己傻，岂能怪喇嘛。也不想想看，天下哪有不势利的和尚？”又说：“能得到红绸子已经不错了，看看吧，带子上结着三个红疙瘩，那是活佛派来保护你们的三大金刚呢！”
蔡智明嘀咕说：“三个金刚固然不错，可我觉得，用金元宝保护我或许更为妥当”。
一帮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班禅大师对仪仗队的军官们已经很够意思了。那些藏民信徒们送了好多牛、好多羊，到最后也不过是得到一条红带子，还不如蔡智明的这一根长呢。
九世班禅在公开法会上举行“放头仪式”，那场面真是热闹。
大师本人坐在经堂门口的高台子上，身穿金黄色袍子、头戴金黄色帽子，手里拿着根三尺多长的木秆、秆头上系着尺把长的须子。他身后坐着好几排喇嘛，穿红色袈裟、戴着弯弯的鸡冠帽，全都闭着眼睛念经。
班禅的左边站着一个“堪布”，专门替他端茶，那茶碗是玉石的，有盖有座、镶金镶银，茶壶是银的，镶着黄金宝石。活佛的右边站着仪仗队的军官，在这个位置上用不着干活、只要站得笔直就好，大家轮流上去半个小时，蔡智明也站过两次。
朝拜的人群排成长长的队伍，各色礼品在院子里堆成了山，有金银铜器、有珠宝首饰，还有木盘子托着的礼单，上面写着贡献多少牛、多少马、多少羊，或者多少土地多少人口。那时候，低层藏民的人身关系是依附于部落和寺院的，头人说送就送、说卖就卖，农奴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信徒们远远的望见班禅，早就把腰弯着了，两只大拇指向上翘起，舌头一进一出、发出“突噜突噜”的声音，这些人走到班禅跟前，被那根晃来晃去的木头杆子在脑袋上碰一下，立刻就现出很幸福的模样。出去的时候，喇嘛们发给他们一根红绳子，如果遇到个别送礼特别重的，就送一段红丝绸，同样都打着三个结。于是，人们非常高兴地把绳子或者绸子挂在脖子上，仿佛今后的灵魂有了保障。
余展鹏由衷地感叹道：“当活佛可真舒服啊”
蔡智明连连点头：“是啊，是啊”

可是，活佛也有不顺心的时候。
公开法会结束以后，班禅大师准备动身进藏。可就在这时候，“护送特使”诚允大人却突然提出辞职，接着，专使行署的一帮人也说要等候中央指示，全都不肯走了。
关于诚允的辞职有两种说法。一说诚允是平原出身的人，不习惯青藏高原的海拔，头晕、身体吃不消；另一说是诚允喝高了，和蒙古贵族吹牛的时候说满洲国皇帝溥仪是“我们的皇上”，结果被马鹤天参赞和高长柱参军联合告了一状，特使的官职就保不住了。
以蔡智明的地位，当然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但是，即便诚允真的称呼溥仪为“皇上”，那多半也指的是大清国的皇上、而不是满洲国的皇上，因为事实证明，诚允自始至终支持抗日、没有跑到东北去，最后是死在四川的。
马鹤天和高长柱是不是想借机取代诚允的位置，不好说，但诚允自己肯定是乐意被取代的。一年来，能威风的威风了、能花的钱也花光了，剩下的尽是些过雪山、走草地的苦差事，此时不开溜、更待何时？所以他递交辞呈之后立刻就离开了拉卜愣，根本就没有等待中央的答复。
在当时，诚允是不愁没有好差事的，他是张学良跟前的红人，谁能不给他面子？可没想到的是，旧职务辞了、新职务还没到手，张少帅和蒋总裁就撕破了脸，诚允从此倒了热灶，只能做个平头老百姓、最后郁郁而终。

“护送特使”辞职了，行署的其他人也不愿意动身。班禅大师急了，他这回再也不说“其实还不想回去”之类的客套话，闹着非要立刻就走不可。没办法，曾铁衷队长与马鹤天、高长柱商量了一番，决定参赞、参军以及行署的人继续等待中央指示，由仪仗队先行护送九世班禅启程进藏。

于是，1936年8月20日，班禅行辕和仪仗大队的全体官兵离开拉卜楞寺，向青海的玉树地区前进。